政策转换与毛泽东的哲学

从第 26 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到后来的第 30 首《七律登庐山》，仅有

3 年时间。但却是中国的政治发生巨变的时期。

首先，在作第 26 首的前一年，即 1956 年 5 月提出了在学术研究领域实

行“百家争鸣”的方针，据说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从“党章”中删去过去的“毛泽东思想”一词等，期望即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可以通过自由讨论寻求真理的政策。这也许是“上面给的自由”。研究一下 10 月波兰和匈牙利发生暴乱的形势，让人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新政策是有先见之明的。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处理国内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方针发表了意见。讲话录了音，好像让民主党派集会听了这个录音，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批评可以相当自由地开展了。接着，4 月中共中央发出整风的指示，并具体定出听取党外批评的时间表，而且中共中央统战部与民主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鼓励毫无顾虑地提出批评意见，当时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提了许多，5 月上旬开始在报刊上登载这些意见。针对毛泽东规定民主党派（没有中国共产党那样大的力量，但有抵抗国民党的历史）与共产党的关系，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口号，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同盟副主席、国务院森林部长罗隆基（江西省人，1896 年生）讲道，“为了实现互相监督，应给予工作的方便。在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应是平等、独立、自由的，当然是相对的”，提出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见。进入 6 月，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新任总编储安平（江苏省人）质问

毛泽东和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 12 个人都是中共党员，你们意识到‘党的天下’吗？因为这样，中共与群众的关系才搞不好。”女作家丁玲（湖南省人，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1907 年生）等人也在这个时期力寻求自由化与有志之士一起四处策划，后来成为被开除党籍的理由。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协会党组书记江丰也与党外人士联系试图改变党的文艺政策。江丰对把“党的领袖”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引用表示不满，他说，“没有全都正确的道理”， “靠伟人一句话解决问题是危险的，这是崇拜权威的思想”。他听说的“党的领袖”多半是指毛泽东。

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面登载比这种批评更露骨更令人反感的言论的时候，毛泽东作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人们相信提出并鼓励自由发表意见的是毛泽东。据说前一年号召“百家争鸣”也是他的主意。在那以后出现的新鲜空气中，文学界里出现了暴露和批评中共党内沉闷和僵化的小说，其中之一有王蒙这个新人的小说，他大胆地描写了首都北京的党组织内幕。■文艺界的党组织负责人不知道该肯定还是该否定，但据说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了这部作品，因此至少上面没有否定。从各种传闻来考虑，毛泽东似乎想要在这里采取一种“自由化”的政策。

然而他的意图和期望未能实现，不久便开始对反抗中共的言论和提出违反“宪法”的国家体制等意见进行反驳。据说是因为在党员中间表现出对容许这些言论的“自由化”方向的不满和不安，大概是事实吧。反共言论在大学里特别激烈，因此甚至不让这个时期访问北京的外国人参观大学。反抗分子和不满分子，就总体而言，除大学生外，限于过去在欧洲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记者以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们既没有武器，也

没有实力，所以一般认为他们用这些言论不可能使新中国的体制崩溃。但是另一方面，在农村想自发地发展富农经营的某些阶层已开始发展力量，他们在反抗中共的粮食统购政策。由于搞农业合作化，富农不想加人生产合作社，企图让上算的经营（以投机倒把、黑市交易为主）合法化的要求，这些传到了在城里发表反共言论的政治家耳中。如果对此放任不管，农村中零星出现的反抗气氛不能说不会形成一种政治集团。对于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恐怕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了。

反对共产党的一群人，还没有达到过去国民党那样敌对的地步，因此避免使用“反动派”的称呼，而叫“右派”、“资产阶级右派”。当时报刊上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针对城里政治家和知识阶层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在农村也开展了。实际上农村的“反右派斗争”被认为是给这之后的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实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开除了走富农路线的农民党员。

在这之后，中国的思想斗争进一步加强了，“政治领导一切”代替了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口号。这里所谓的“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进入 1958 年便开展了令世界瞩目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整个中国为一种高昂的气氛所笼罩。成为第 27、第 28 首《七律》题材的消灭地方病不过是从这一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一个插曲而已。在农村，由于否定了富农路线，开展了以贫农为主体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向体内注入了新的沸腾血液，这成了这次群众运动的能量，毛泽东说的“人民群众创造了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这不是我们而是河南省人民想出来的，后来把它推向全国”■，也就是指这件事吧。例如，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的河北省徐水县，当天晚上便召开群众大会，决定成立“人民公社”，但从记述视察的现场报道上看，毛泽东并没有发表讲话号召成立“人民公社”。毛泽东与当地农民交谈时很乐观，“能打那么多粮食，一天得吃五顿饭喽！”一会儿又指示要搞农作物的多种经营。来到安徽省安庆，毛泽东在长江里游泳了。1958 年是报刊上报道毛泽东在国内视察十分突出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除了南部和内地外，他几乎走遍了全中国。从这一点上说，《七律》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的说法，或许包含着实际感受。关于在 1958 年出现这种急进的、积极的群众运动，恐怕有各种国内国际因素。即便说是“人民群众想出来的”，但没有政策指导不可能有那样的发展势头。而且，在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里也有那种因素。这一年的 6 月 1 日，党中央创办了理论杂志

《红旗》，毛泽东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这是赞扬河南省的一个县委关于两年里创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也刊登在《红旗》杂志上了）的短文。作为中国的决定性因素，文章举出党的领导和六亿人口，他在文章中说：

“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进而又说：“除了别的特点，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好像是坏事，实际上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所谓的“一穷二白”，是指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未开发状态，“穷”又有走到尽头的意思。这让人想起人们熟悉的《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传》）这句话来。这句话是以成为《易》本质的阴阳循环的宇宙像为背景的。

如果按照《易》所表示的那样，宇宙是由对立的阴与阳的两个元亨组成的，但这两个元素的结构是循环变化的。纯阳（乾卦）的宇宙后面回转一变，虽微少但包含有阴，这种阴上升扩大，变成纯阴。而且，这种纯阴的宇宙再一次回转一变为生阳（复）。这是“复”卦，这里萌芽的一个阳在增殖上升扩大，成为纯阳，即“乾”卦，就是说，纯阳、纯阴的状态，乍一看，似增殖的极限，但它通过回转一变又展现新的宇宙。这是“变”，其后再次增殖。从纯阴的状态（“穷”）到发生变化是“复”，这是复归和反复的意思。复归和反复是事物变化的姿态，是宇宙的本质。只要有复归和反复的基础，其变化是无穷的。无限循环的运动停止了，宇宙也就消失了。“穷”在《易》中有“亢龙有悔，穷之灾也”（《文言传》）之说，所以是带来灾难的恶状态。然而无需担心，“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传下》），所以刚与柔的对立斗争持续过程中，局面便打开了。因此，作为主体的人，需要“穷则思变”，而且必须去“思”。

也许有人会指责说，这种解释过于把毛泽东的思想辽原到传统哲学上了。在《矛盾论》的最后部分，他描述了无限反复循环的运动，但这反复循环的同时在向高处上升，在“循环”里加进了“进步”和“发展”这些概念，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哲学的重复。

不过，在这里的文章中，接着“一穷二白”的是“穷则思变”。因为是中文，所以是可以的。运用文章的节奏感达到了同字异义的词义转换，而且它又“合辙押韵”。因为“合辙押韵”，所以可以说效仿人所共知的《易经》中的词句容易使读者产生共鸣。只用同传统哲学的连续关系来解释毛泽东的思想，无法充分理解现代的中国革命，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中国哲学在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传到法国，中国哲学的唯物论思想影响着法国的思想家，进

入 20 世纪之后它又传回中国，在法国的中国学家中似乎有人说明过这种思想传播的潮流。人们认为毛泽东同作为人类遗产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联系，这恐怕也是理所当然的。

特别是从 1964 年 7 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编辑部署名的文章

对毛泽东 1958 年的这篇文章作了很好的注释可以看得出来。举例的话，关于在“反复”中看到事物变化这一点，认为“在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都表现出反复和曲折。革命当然要经过严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也要经过长期的反复曲折的过程”，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可以发现“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促进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而且，这一过程是“无限”的，作为几乎是无限的例子，似乎可以看到如下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谁胜谁负的斗争不用相当长的时间是无法解决的。几十年不行，不用一百年数百年的时间是不能成功的。”■的确，正如 1964 年的这篇文章引用的，列宁也说过：“新的生产方式不连续伴随几次失败、失误、逆转，一下子在历史上扎根果真会有吗？”然而，把失败、失误、逆转看作是宇宙永恒的姿态的观念总是属于毛泽东。

但是简单的无限反复和无限循环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相冲突的。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26)

如果没有“直到胜利”，阶级斗争就不能结束。

这种无限反复、无限循环的思想也是永恒的内容。毛泽东的革命观，主张丢掉一切幻想，正视革命的残酷性，虽然带有一种虚无的味道，但自称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这恐怕是因为把人的生命看成是宇宙的永恒中的一瞬吧。在核战争的“废墟”上看到“人类幸福的未来”，也是因为把革命事业放在以这种无限反复和无限循环的运动力内容的“永恒”之上。这是把这样思索的革命家也包含在内的“时间”。革命家，即人在无限反复和循环中结束他的有限生命。如果只有自己是个例外，站在“废墟”之外的话，那么这个人将选择法西斯主义，这种永恒观具有不允许那种自作聪明的例外和利己心的严肃性。

然而，他不喜欢永恒这种抽象概念，所以只说明失败的反复发生这种具体的事物，并要求对此有“思想准备”。1964 年 7 月的文章关于无限和长期性，他在上面引用的活之后接着讲，“关于时间的问题，与其准备短些，不如准备长些。”虽然做“长期的思想准备”，但是，为了缩短它而工作的，是共产党，是人的努力。这样的话，分析缩短的可能性，并找到具体方法，就是这种文章的内容，可是里面没有讲。《易》在古代是实用的预知术，但它也是人们行动的指针和格言。根据这个指针和格言，有的“穷人”看清了郁积的能量不久将爆发，于是在消极地等待“变”，有的则想积极地从中突破，使之出现打开局面的“变”。纵然失败，也可以指望“无限反复”的观念来挽救。这的确是规戒，是“思想准备”。在讲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连续时，必须把这种伦理上的、规戒上的、人生观上的侧面的连续性作为其主要方面之一提出来。

然而，如果这种“思想准备”不同时认为社会不再是从前那样的话，那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充分地考虑到在新社会中，这种伦理、规戒和人生观具有与古代和中世纪不同的社会效果。而且，也应该承认，在毛泽东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他那种积极的、主动的思想已成为强有力的支柱。

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文章里引用的部分言论来看，他不是把事物的无限反复循环绝对化，而是与人的积极的、主动的作用一起来考虑的。虽然讲“反复”失败，但在他的念头里却没有因此而怠情和沮丧的成分。从这里可以感觉到他青年时代追求的原理依然有生命力。在“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种思想脉络里存在着“主观能动性”的概念。但是与青年时代不同，它不仅仅限于个人的主体性（身体的锻炼和人格的确立），而且是与“中国六亿人口”联系起来提出的。“人多⋯⋯干劲大”。这种把“群众运动”与“主观能动性”联系起来的思想，也可以在 1956 年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看到。这篇文章是由《人民日报》执笔的，理所当然加进了毛泽东的思想。“无产阶级把从物质上解放人民作为目的，⋯⋯应尽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

可是，这里并不是没有问题。如果“群众运动”与“主观能动性”无媒介地结合，就有可能允许任何的“群众运动”。因此，在《红旗》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中，他举出了“大字报”作为其媒介物。做法是把意见、方案、批评等写在大纸上张贴出去，赞同者和反对者也都用同样方式给予回答。因为有第三者看，所以影响很大。如果这也作为一个“运动”来搞的话，平常不好讲的话也可以大胆地说出来，这能取得很大的政治效果。不仅是“大字报”，就是依靠“主观能动性”的发动机使“群众运动”这部车子跑起来，实际上也需要一些“齿轮”，毛泽东对此恐怕也十分清楚。所谓政治，实际上就有

这种“齿轮”的机能。就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也是在具备了条件之后才成立的，它不是在头脑中“思”“变”出来的。

然而，文章格调高雅，很有说服力，是篇佳作。而且这篇文章有很强的煽动力。作为新的“格言”，它似乎在发挥作用。而且包含着飞跃的“格言”，一旦忽视时间和场台的具体条件乱用，反而会起负作用。《红旗》杂志后来发表了题为《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文章，强调“主观能动性”不是万能的、绝对的东西，只有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才能发挥其作用，指出了它的局限性（1959 年 8 月 16 日，施东向的文章）。这也是因为从哲学的“格言化”中产生了弊病吧。1958 年 12 月，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六中全会上提出不当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理由是专心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他的这个提议被接受了。

第 26 首《蝶恋花》是“答李淑一”的。正如“编者注”中所说，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已经牺牲了，据说尸体至今不知在何方。1933 年夏，她听说丈夫已经牺牲，一天晚上梦见丈夫回来了。一睁眼从梦中醒来的她，痛苦不止，于是写出词《菩萨蛮》。后来她把这首词送给毛泽东（可能是在解放后吧，或许是 1957 年）。当时，她问毛泽东有诗作没有（赞扬柳直荀或杨开慧的），希望给作一首。毛泽东在回信中说那首诗写不出，写了别的一首，就是这首词。

李淑一是毛泽东第一个妻子杨开慧在长沙福湘女子中学里的同班同学，她们很要好。她跟柳直荀结婚，也是由杨开慧介绍的。李淑一一直当教师，毛泽东送她词的时候，她已 56 岁。“编者注”中的长沙第十中学是福湘中学的后身。《毛主席诗词》中没有登载李淑一的诗，但作为参考，把它附在《蝶恋花》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