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点之一——核战争

中苏论战中争论的问题,也包括两国的利害关系、权威和对本国人民的宣传等因素。这些同一般真理有多大关系值得怀疑。然而,即使在这之中作为一般性问题,而且与中苏两国对立无关,但容易引起人们争论的问题之一, 可以举出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

例如,中国关于核战争是这样讲的:

“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己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彼毁灭,而决不是什么人类的毁灭。⋯⋯胜利了的人民,池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 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刨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⑿

这与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理论依然有效的主张有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抗“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发言,但是有人会下意识地发牢骚,希望有一个没有“废墟”的和平,纵然在“废墟” 上能够建起比现在的生活好上“千百倍”的“真正美好的将来,”也不愿意。

针对这种意见,中共在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后的另一篇文章中说: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无济于事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13)

或许在核战争的“废墟”上只描述悲惨的形象是这里说的“悲观绝望的论调”,因此是错误的,然而,针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提出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的逻辑推理又如何呢?现在把文章分成几段加上编号来研究吧。

  1. 为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需要告诉人民群众核武器具有的巨大破坏力。

  2. 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来推行他们的核讹诈政策。

  3. 在这种状况下,共产主义者在指出核武器具有破坏力的同时,必须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明确地指出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的可能性。

  4. 把人民群众对和平的愿望变成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政策的义愤。

  5. 必须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上来。

  6. 共产主义者绝对不应当成为美帝国主义核讹诈的宣传员。

  7. 通过保卫和平的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可以阻止美帝的核讹诈政策。

从(1)到(7)的整个中心思想,是从阻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人类的和平这一决心出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暂时把这种决心搁下,如果研究中心思想的展开的话,那么可以说,(1)和(6)的意思正相反,显然重点在(6)上。“需要告诉”人们核战争的悲惨结局, 但是不能成为“宣传员”。这是在忠告,只是宣传其悲惨程度,将有可能削

弱保卫和平的积极热情。然而,在通过强调核潜艇的安全性、宣传核战争条件下的生还方法,意图在于进行核武装和使核战略具体化的状况下,恐怕必须把重点放在(1)上了,而且,在(1)中制定限度的理由,是在(2)、(3)、

(4)、(5)、(6)、(7)中简单地把作为美国侵略和战争政策的一环的核武器开发和贮藏定义为“核恐怖”和“核讹诈”,这不是把人们引导到无视实际存在的破坏力的错误上去了吗?“恐怖”和“讹诈”的用语,总给人一种虚构的印象。确实,美帝国主义把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弄成时隐时现,像在“讹诈”一样,这是事实。但是,那不是假想的炸弹,这也是事实。然而问题在于,由于那样规定对方,主体方面反而也被规定了。如果对方“宣传” “讹诈”的后,主体方面“宣传”非“恐怖”不是更好吗?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恐怖”和“讹诈”采取怎样的措施为好,在这个问题上回答只能是(3) “明确地指出”(4)“把愿望变成义愤”(5)的”引导斗争”(7)的“联合保卫和平的各种力量进行斗争”。(5)和(6)另当别论。(3)、(4)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针对宣传的宣传。然而,另一方面,对方不仅在“宣传”, 而且拥有“实体”的话,与那种“实体”相抵的抵抗和反对是必要的吗?与那种实体相抵的论法在(1)至(7)中,在(5)(6)里只不过做了抽象的叙述而已。但作为现实的政策,毛泽东已经说清楚了(1964 年 2 月,对访华的法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另外,陈毅也讲清楚了(1964 年 5 月,对访华的英国新闻记者代表团的书面回答以及对 6 月访华的桥本东京广播电台报道局长的谈话)。据此,中国虽然尚未出现核武器的实体,但逻辑上是把拥有核武器当作好事。在前一年曾指出: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式器, 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⒁

这里的前半部分的逻辑,同苏联进行核试验,开发贮存核武器的现实过程(和指导它的逻辑)是一致的。最后部分是中国对苏联开展批判的序曲。然而,中苏间的这种不一致,如果从日本民众所处的地位来看,在总体上是相同的。就是说,由于有把核武器作为实体而保有的现实(或将来制造), 所以是在这一基础上的防止核战争和彻底禁止核武器。但是,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是没有核优势、没有核武器(将来也是这样)这种现实情况下的反对核实验、防止核战争和彻底禁止核武器。

即便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是防御武器”,在现实中它产生的政治上、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影响还是引起了复杂的议论,而且今后将继续引起议论。没有核武器国家的民众的逻辑,必须从没有的现实出发形成。这样才能分担有核国家对和平的责任,并与之合作。在民众生活中经受过原子弹之害的日本民众,从那种“废墟”的悲修形象中燃起争取和平的热情,决不会对“帝国主义核恐怖”“无条件屈服”。

⋯⋯书稿写到这里交给出版社后,中国进行了核试验。当我再看校样时, 并不是一点也没有落后于时代的感觉。然而,中国的核试验比 15 个小时前赫鲁晓夫下台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要大,而且今后这种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在这里写预测报道不是本书的任务。还是回到中国开发核武器的逻辑上吧,通过这次核试验,证明中国的逻辑在现实中起作用,而且将影响到今后,所以不

必修正。叙述为什么日本民众反对核试验这一部分,我也不认为由于中国进行了核试验,这一事实就必须改动。

中国政府在关于核试验的 10 月 16 日声明中讲道:“中国发展核武器, 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然而,国际形势不断变化,或许中国的核试验和开发核武器反而一时出现了打开核扩散道路的现象。然而,正是这种时候,日本民众不应忘记战后的初衷,必须根据自己不搞核武装这种积极的理想,追求“消灭核武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