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素质的运动

毛泽东和党中央所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与延安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对于在延安的人们来说，是处在以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特点的生活时期。

整风运动，是从 1942 年2 月 1 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时的演讲《整顿党的作风》开始的，党校用了三年时间开展整风运动，规模很大。这是研究今天中国共产党素质时不可忽略的历史事件。这次在延安采取的实验性方法，其后（解放后）又反复进行，成为共产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地方干部的自我教育方法。

积极制定计划并推动整风运动的，无疑是毛泽东。促使他这样做的力量之一肯定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的痛苦经历。长征结束后在研究这种严重损失的教训时，恐怕不只毛泽东一个人痛感到失败源于党的素质下高，遵义会议是克服这种缺欠的第一步，但是，在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人们可以说，王明（陈绍禹）在遵义会议上（正在莫斯科，不在中国）是坐在被告席上。当他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而且起到连结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联络人作用的时候，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会议上的决定，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全党的东西，依然是个问题。遵义会议后张国焘的行动，已经表明了这种不安，但从共产国际会议上回来的王明，有再次以“国际会议”的权威为背景，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得势的机会，这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恐怕毛泽东考虑到了这种倾向与党的素质有关，因此不提高素质，凭借那种争论和多数表决的办法，自己将再次遭到灭顶之灾。他或许想起青年时代在长沙从以杨昌济先生为中心的群体向新民学会过渡，进而向共产党湖南省支部过渡时的事。他大概回想起在其后的井冈山和瑞金的战斗中，在长征的艰苦中，强烈地感受到的人格形成的重要性。或许在长征途中，随着目的地的临近，产生了一种进一步对党员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和随之而来的改造党的素质的要求，也可以说，这次整风是企图在自我人格形成过程中，集体地实施一种固定的人格形成方式。觉悟的人们实际上必须自己进行改革，不允许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不能不看到，中国的落后现状也是屡遭侵略的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进行从旧政权中夺得权力的“革命”，而且必须推进社会的改革——近代化，推翻旧政权，事情还没有完结。群众自己还必须成为民主的行使者，这样，为了启蒙和教育群众，首先自己必须成为那样一种新人。

中国民众对孔、孟等古代圣贤抱有根深蒂固的信仰，为了对他们进行启蒙，如果不采取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他们就难以接受，既然共产党人的目标不是培养孔孟之徒，而民众的价值基准又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如果不采取这种形式，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和古代的封建思想、道德体系即使被推翻了，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也不得不进行单纯朴素形式的积“德”，既然自己成为“圣人”不是最终目标，“革命”才是目标，那么在对“革命” 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的方法中也必须考虑民众的接受程度，而且，在通讯、交通不发达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即使与党中央的联系中断，每个人也应该发挥党员的作用。

从毛泽东个人的理想和环境的要求两个方面认真考虑，大概整风运动就

是这样设想出来的。而且，在这种设想实现之际，得到启示的东西是遵义会议上党内斗争的成功，难道不是吗？通过争论明辨是非，不抹杀被批判者而且尊重其人格⋯⋯。把这两点定型化的同时，在延安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这是毛泽东接着开展的党内斗争。后来的整风运动以此作为具体模式，它的成功被认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下定决心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因素。关于“反张国焘路线大会”，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手记只有一篇，而且

在这篇手记中没有记明年月日，如果推断它发生在西安事变以后，讲授《实践论》（1937 年 7 月）和《矛盾论》（同年 8 月）之前的话，那可能是在 1937 年春季召开的。如果它就是毛泽东文章中所说的《延安会议》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话，那就是在 4 月，从时间上看，这也是一致的。⑥

手记的笔者属于西路军（张国焘命令这支部队盲目进入甘肃省西部），他在水昌负伤，没有跟上部队，独自在山坳里治伤，他靠乞食生活，半年后回到东边。在石家周口这个地方见到了救授的同志，他们给他理发、洗澡、换衣服，把他送到镇原的“援西军招待处”。在那里，他见到了原来团里的同志。“说到西路军失败，两个人只是感慨。他沉思了一会几，吞吞吐吐地说：‘听说，咱们西路军失败，全是张国焘的罪过，现在正在批判他的错误。唉！恐怕我们⋯⋯’”⑦看到对方的表情，手记的笔者明白对方要说什么。这几个月自己单独行动也令人担心，另一方面，在党中央做出支援西路军的决定之后，迎接从西路军回来的士兵，这似乎不是坏事。第二天，党的干部来看他，问了情况，给予了鼓励。第三天他接到通知参加党支部大会，宣布恢复党籍。

“听到这个决定，我流出了眼泪，真如同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手记的笔者记述了接到通知时的感想。恐怕那是在党支部会议上听到张国焘的方针是错误的以后所发的议论吧。不过，还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吃的苦实际上是在错误方针指引下干的完全无意义的事。“由于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对张国焘的错误认识不足，因此，对于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这场严肃的斗争，我竞抱着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当组织发下文件时，我不仅不好好看，仔细深思，反而把四方面军干部和中央红军干部对立起来。”就是说，他大概把这看成是毛泽东一派对张国焘一派的权力斗争了吧。

“领导上谈话，听不进去，总是这么想：党中央对西路军回来的干部怎样处理呢？我们真的吃不开了吗？”

不久，几个曾在第四方面军的同志来谈话，具体地讲述了张国焘的错误方针怎样带来了失败。手记的笔者无法反驳，但却歇斯底里地叫喊着：“我只管自己干革命，不管什么路线不路线！”

有一个人说，“这就不对了”，“一个共产党员，只知做工作，不关心党的路线，那还行啊！咱们红四方面军曾经发展很大，打过许多胜仗，结果怎么样呢？”他不知如何回答，当他说：“算了吧，赶快送我到前方去吧！” 时，别人跟他讲：“同志啊，你们很累了，还是学习一个时期再工作吧！” 他被送到延安。

到那里一看就明白了，为了解决党内的对立，一对一或几个人对一个人的“谈话”，即说服方式，在这个时候似乎已经固定下来了，承认并尊重对方的人格是前提条件。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中似乎还是采用这种方式。然而，由于这种场合一开始就明确了进行教育方面和被教育方面，所以不能说相互生活在平等的立场上进行“争论”。因而也可以说，这

是党中央在党内树立彻底的支配权的方法。毛泽东是正确的，张国焘是错误的。让人们认识和弄清楚这种错误是教育者“谈话”的目的。而且，教育者有“权力”。这里可能也有人感到思想划一令“近代人”厌恶。然而即使第三者有怀疑，但中国共产党在其实际历史中产生的这种自我刷新、自我健全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仅仅依靠路线和策略的正确。

手记的笔者到达延安后同第二方面军的一位团参谋长住在一个房间，据说从他那里听到的情况对他从大局上把握问题有参考作用。有关负责人每天都来跟这个笔者“谈话”，传达他们不在时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精神，讲述党中央处理西安事变（张学良监禁蒋介石，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为条件释放了蒋）的方针。十天后进了抗大学习，不久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和第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都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被搞清楚了，第一次了解真相的人十分震惊，这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非常愤怒，甚至有人要求枪毙张国焘。对此，毛泽东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到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手记笔者从来没有像这天晚上这样激动，于是与朋友交谈起来，认为毛泽东是最爱护干部和爱护党内团结的人，他总是以理服人。这是笔者这一天的感想。“前些时候，只是人进了抗大，心还未进，现在迫切地想读书，想学习了。”

正如毛泽东所说，虽然解除了张国焘的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但是依然给他保留着以陕西省为中心的边区（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后，对解放区的称呼）政府副主席的职务。1938 年，他脱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

1942 年的整风运动，在具体的做法上似乎可以说完全以这次“反张国焘路线大会”的准备阶段直到大会召开的办法为模式进行的。如指定学习文件、注重说服教育这一点就是这样。学习文件增加到 22 份，说服教育（即“谈话”）的形式从三、五人到支部集体开会，变得多样化了。还有用墙报发表意见和召开民主大会的，在部队和机关里也有让人把话都讲出来（当然有对上级的批评）的集会，比原来的模式更加丰富多彩起来，⋯⋯。这时，相当于张国焘的人物是王明。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当时还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王明负责的长江流域的新四军（1937 年 10 月 12 日，南方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成立的，正式名称叫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实行了王明一派的统一战线理论。就是说，过于重视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合作，根本不开展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公布“兵役法”后，担心与此冲突，不敢吸收新兵，不让地主出钱，不敢组织游击队等。实行这些做法的是共产党东南局书记项英，新四军最后终于在 1941 年遭到国民党的包围攻击，九千余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里当然有项英本身的责任问题，但显而易见是王明倡导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尊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理论”在指导着。⑧

后来，这里的根据地在刘少奇和陈毅等人领导下重建。如果在王明的重

返中有莫斯科撑腰的话，那么在 1942 年的整风运动中必然有批判莫斯科即共

产国际——斯大林的侧面。然而，随着 1963 年 9 月中苏论战的激化，除了在

《关于斯大林问题》中涉及这件事以外，当时公开发表的文件没有提起这方面的问题。正如斯诺认为的那样，首先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服从了莫斯科＝共产国际＝斯大林了吧。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指导的作用。”⑨

基本上是这样，一般人认为即使尊重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正统性，但也应看到直接输入其方针势必要出现的弊端，所以有人持慎重态度，有人给予拒绝。虽然没有可以进行对外争论的通讯设备和余地，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的基本想法是避免同共产国际进行争论。认为外面的权威有发言权，说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素质有缺欠，如果提高党的素质，就不会出现那种弊端。这是毛泽东 1937 年 7、8 月在抗大中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已经表现出来的看法。而且，整风运动的结果就是召开了可以说是肯定了上次反张国焘路线“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这次大会于 1945 年 4 月 12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用了

五十天时间。这时，全国的党员已达 121 万余人，如果同长征最后结束时的红军数柑比，确实可以说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需要重视党员的教育，应该下力气进行整风运动。大会所以用五十天，是因为当时延安没有电灯，煤油灯也不多，只能在白天开会。不仅如此，大会不正是教育党员的一种场所吗？

这次大会具有历史意义。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听取了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新“党章”。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距上次 1928

年 7 月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己有 17 年，而且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仅考虑到这些，认识到革命主体发展的人恐怕多了起来。大会结束后两个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结束，迎来了“战后”的时代。这时解放区已有 19 个，人口一亿，百万正规军，220 万民兵。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他们不仅开展了整风运动，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实现了粮食、衣服、日用品和武器的部分或几乎全部的自给自足。特别著名的是三五九旅开垦距延安东南约 50 公里的南泥湾盆地的增产情况。当时的旅长王震（湖南省人，1908 年生）现在任国务院农垦部长，这也耐人寻味。

不用说，原来红军北上的目的是同日军作战。日中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见的那样，是按照“敌（日军）之进攻阶段”，“敌我对峙阶段”，“我之反攻阶段”发展的。但在第二阶段，在华日军的主力与投降了的国民党军队合作专门进攻毛泽东领导的解放区，在 1943 年，日军的 64％，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军队 95％对解放区发动进攻。而且在 1938 年 10 月武汉陷落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已没有大的战斗。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指出， “解放区战场才是真正伟大的全面的人民战争”。实际上，中国的中心不在当时国民党政府迁都的重庆，而在延安。

整风运动无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素质，而且不可否认它也为新中国的新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奠定了骨架。这是高层次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低层次的日常道德、人际关系的做法想法的结合，采取的是每个人、机关和军队内相互批评的方法。因为是在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开展“谈话”，所以可以相当彻底地发现每个人及其机关等存在的缺点。当面开展相互批评十分困难，但是通过相互批评取得了新的进步，没有这种近代的人际关系，就培养不出民主。直接的民主是通过这种运动的过程渗透和确立起来的，这在中国近代主体（民众）的成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结合，谋求陶冶人格，这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教育观上看，并非不可思议，恐怕在争取中国一般民众的支持上，也是有效果的。

对于战败后第一次到中国东北和中国内地看到并接触他们的日本人来说，确实感到他们塑造了一种感人的品格。中国革命强烈地吸引着日本人的原因之一，是作为这次整风运动的发起基础的人生观和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群的气质，它们唤起了日本人的共鸣。

然而，在红军那样生活和目的单一的集团里是一回事，而在文学家和艺术家那种要求尊重个性气质上的独立性的领域里，问题则表现出复杂的情况。作为整风运动的一环，文学家和艺术家也集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成为今天中国文化运动、文艺政策和作家创作的基本方针。不过，后来在参加延安这次集会，并举手赞成毛泽东的结论的人中间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给打上的“反党分子”烙印的作家，这也许有那些作家个人的原因，但是也表明整风运动不是绝对的。把政治与伦理相结合，是这次运动值得夸耀的一点，但是如果这一点被机械地处理的话，有可能出现与别的间题混同的情况。一旦在政治上与党对立，成为“反党分子”，那么整个人生价值便受到侮辱，这种倾向在与反革命斗争记忆犹新的今天，即使可以理解，也容易出现因害怕那种默默的制裁，而使人抱定不提政治上的不同意见的处世哲学，不是吗？关于文学和艺术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同样的。

一般说来，这次运动是把完成每个人的修养作为问题。但既然是运动，就难免那种划一的做法，即划定时间，阶段，给作鉴定。在“运动”中为了作结论恐怕也有用简单的形式处理个人内心世界里问题的做法吧，也许还有用简单的贴标签的办法帮助克服缺点的。但这反而有可能忽略了实际上包括重大问题在内的复杂而难下定论的问题。

然而，另一方面，在没有户籍、没有通讯设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连证明身分的绝对的证据和制度都没有的当时情况下，为了形成新的社会集团，这次整风运动大概是能够想出的最佳办法。相互批评有时使得人际关系冷淡，但是这些人本来是为着民族的解放和完成中国革命而集合到延安来的。而且，中国还有把服从正确视为善的伦理观，这是很强的精神风土，具有崇高理想和悠久伦理传统的人们，如果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以同样的武器进行相互批评的话，其结果可以想象将出现更进一步的信任。问题是这种人际关系与作为政党的机能怎样结合？政党的大会常常作为“整风运动”的延伸而召开的话，那么大会很可能流于一种形式，而且政党在政治上的机敏反应很可能在个人的修养这种伦理问题上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