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长征

二万五千华里之行

对于中央苏区的红军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与其说是不利，莫如说是战败意识浓厚。中国出版的革命史也写道：“红军虽经一年的苦战，但不仅没有打破敌人的包围，而且红军的士气受到严重挫伤。”①第五次反“围剿”的详细经过虽不大清楚，但从红军战士的回忆录中可以想象出来。在广昌的战斗中，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重武器的袭击，损失惨重，这一仗似乎决定了后来的战局。不用说，这是回避游击战，固执阵地战的党中央的战术本身出了问题，但据说党中央在广昌作战之后变得保守了，整天在消耗兵力和丧失土地。而且“最后，又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苏区，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②决定脱离中央苏区的人们把什么希望寄托在将来了呢？刘伯承（四川省人，中央委员，元帅，1892 年生）的手记没有明确讲，但有份资料说，1934 年秋莫斯科来电报劝告中国共产党从瑞金出发，如果必要的话，在离蒙古近的什么地方寻找个安全地带。③

如果考虑当时掌握党中央实权并推行极“左”政策的人们形成了被称作“留苏学生派”集团和这些人在掌握党内权力的过程中也借助了莫斯科的支持这两种因素的话，不难想象上述资料中所说的电报，在作出下决心脱离（明确地讲是放弃）中央苏区这一重大决定时是一个有力的契机。即便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包围圈在缩小的现实情况，来自莫斯科的这份电报的权威，恐怕也起到了堵住反对者嘴巴的作用。

然而，在这份电报之前，即在 1932 年 6 月以后，第四方面军和第三军已分别放弃根据地向西转移，这在革命史一类的书中被说成是“极‘左’分子指导的结果”，在所谓的“留苏学生派”的眼里恐怕没有看到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本来他们就批评毛泽东的这种根据地路线。然而在脱离中央苏区之时，以什么方针替代这种根据地路线，恐怕也没有明确的形式。决定通知到一般战士是出发前一周的 10 月 10 日，从《赤色中华》上张闻天的文章描述的匆忙情景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最终目的地是延安这件事，在人们的心中并没有数。1946 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人罗伯特·佩恩采访时谈到长征目的地时说：“如果你问我们是否有什么明确的计划，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什么计划。我们只想突破包围，与其他苏区合并，然后想办法到可以同日军打仗的地方去。”④长征开始后数年，在日本出版的由日本人写的研究著作中也曾指出长征本无计划，这看来没有犯估计上的错误。为便于简略地研究长征的路线，现将有关部分引用如下：

“1934 年 10 月，在中央军猛将陈诚的攻击下，数年来作为红军根据地的赤都瑞金终于陷落。他们最初的落脚点预定在湖南西部，并没有考虑该向西北转移。首先命令肖克在前探路，贺龙从湖南西部渡过长江，又从三峡地区过长江北上企图再发展。焉知突然遭中央军的追击，于是不能在湖南西部停留，想入贵州，但贵州四面均有敌人，无奈转向西南，暂驻松潘一带观察形势。然而土城一败（此处有明显错误，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在土城被红军打败，受到蒋介石的军法会议处置——引用者），又入云南四川省边界，历尽艰辛到达四川西北，但该地千里荒芜，人烟稀少，且松潘要地已为中央军胡宗南部

占领。无奈进入甘肃后转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会合，不久贺龙、肖克、徐向前部队相继到达，终于实现大团圆”⑤。

文中利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这是个缺陷。但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

当时外部世界是怎样看待长征的。文章作者对长征作了如下结论：

“这种长途的败退，实际上达二万五千里。红军敝衣破帽，赤着脚艰难地走在险峻的山路上，中央军不停的追击使他们无法进村征粮，士兵们因空腹和极度疲劳不断出现落伍者和死亡者，红军战斗力出现甚大破绽。部队有时饮山谷里的水，忍受着饥饿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困难和危险，构成了悲壮的场面。”

二万五千华里的大长征，可以比喻成一个国家的大转移，但也确实拖着

长长的队伍。首先，正如刘伯承用十分愤懑的口气说的那样，准备不足还表现在行军的编成上。特别是党中央机关和行政机关编成的中央纵队好像更为严重。据说这个纵队行军时，从先头部队到后面部队拖有五六公里长。没有汽车，即便有，在山路也用不上，所以必须靠肩膀搬运造枪的机器和印刷机械以及各种物资。其中也有十几个青年人才能抬动的重机械架。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紧跟着对这个长蛇阵实施攻击。无法离开这个队伍，并负责保卫它的士兵们损失严重，这是理所当然的。“每遇爬山涉水，通过险崖隘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而周围却经常是枪炮声和敌机轰炸声，急得战士们直跺脚，恨不得立即到战斗部队去和敌人干一场”⑥

情况对于战斗部队也是一样。长征最初的困难是在湘江上游渡江，但过这条江光党中央的队伍就用三天时间。掩护这次渡江的两个团以国民党两个师为对手进行三天苦战。党中央机关的暗号叫“红星”，掩护部队的指挥员不断地接到如下电话：“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但眼前自己的部下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和负伤，而且不能放弃战线。他在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后方机关是太庞大了。连坛坛罐罐都带上，这就使我们行动迟缓。这时，我们真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据说这支部队在接到的命令中有“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⑦

据说作为党中央唯一依靠的，是在湖南省西北部的四川、湖北、贵州边界地区开辟根据地的红军第二方面军。它的总指挥是贺龙，政委是任弼时，是同年 8 月脱离井冈山一带根据地的第六军团在贵州省东部与在同一地区开展游击战的第二军团刚刚合编的部队。很快察觉红军意图的蒋介石（脱离中央苏区的红军以第二方面军的位置为前进方向，显示了战术上的幼稚）在红军的前方构成四道封锁线。最后一道封锁线是在两个团苦战的湘江东岸，这里的战斗持续了一周时间，十分激烈。最后，红军在两侧摆开掩护部队，主力部队像在用红军战士的肉体搭成的隧道中钻出来一样突破了这道封锁线。突破成功时已是 11 月下旬，从中央苏区出发时的十万红军（刘伯承的说法。斯诺说九万，《革命史讲义》说八万）减少到三万余人。“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⑧

这是很自然的。这种空气恐怕带来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的结果——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贵州遵义，“党在 1935 年 1 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停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⑨。

然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似乎应该说在这次红军中央纵队改变预定路

线，不与第二方面军会合进入国民党薄弱的贵州省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苗头。转向贵州省，这是毛泽东的主张。“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在占领了贵州省的黎平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后还要采取进攻贵州的路线，部队在整编后渡过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主张，“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