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心之力

当时，在第一师范的教师中，有杨昌济（长沙人）和徐特立（1876 年生于长沙附近），他们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杨昌济继承了中国宋朝的哲学理学的传统，倾倒于王船山（名夫之，湖南省衡阳人，抵抗清军失败后埋头著书， 1619—1692 年）和谭嗣同，经常谈论康德、斯宾塞和卢梭等人，他持有注重实践的独特的伦理观。在学校负责讲授哲学和伦理学，但是教科书是从《论语》中摘录的。在解释《论语》正文的同时，采取叙述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式。他讲课的第一篇以“立志”为题，用自己的见解对孔子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进行解释。

“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日：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

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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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记作者肖三的说法，杨昌济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那时对毛泽东的影响颇大。一般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不过为了避免误解，需要加以说明。杨昌济的认识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物论或唯心论，只不过他承认主体对外界的优势，并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伦理和价值观，从而确立了主体的优势地位，并使之能够发挥作用。没有必要把它勉强地纳入唯物论的范畴，但是在当时，以传统哲学形成人格同为社会改革信仰并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矛盾的。站在其先驱位置上的有杨昌济。而且，那未必是罕见的先例。

例如，董必武（湖北省人，现任共和国副主席，1886 年生）在湖北省正同长沙的杨昌济一样，谈论起给予人格影响的人物。

“（15 岁时⋯⋯）来到武昌后，我住进了一个叫‘日知会’的著名俱乐部的集体宿舍。这个会原来是刘静庵创办的，⋯⋯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会员中的一些人也是基督教徒。这个会虽然不大，但是影响却不小，特别是通过刘静庵的人格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会里有读书会，因此扩大了知识面。”⑦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益阳县人，1894 年生）一起议论人生的理想和理想的重要性，热心于游泳、静坐和徒步旅行，说这是散发青春的热情， 没有错。但是，不可否认有杨昌济的强烈影响。如果说杨昌济是唯心论哲学家的话，那么毛泽东确实是杨昌济式的青年唯心论者。

当时，毛泽东写完《心之力》这篇文章之后，大得杨昌济的称赞。文章大概是论述“心”力的吧。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恐怕与杨昌济的讲课宗旨一样，或许《体育之研究》（《新青年》三卷二号，1917 年 4 月）将它作了发展吧。因为据说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介绍给《新青年》的。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具有堂皇结构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极力主张现在学校里普及体操已经足够了，但是都流于形式，没有什么效果。首先必须强烈地打动自觉和意志，就是说，“心之力”是重要的。他说：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

于心，百体从令，⋯⋯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黑点为引用者所加）

有从肥皂到法政这样大振幅的毛泽东的救国理想（或空想），与杨昌济的人格汇合，首先让人感到已被汇集到自己的人格形成和主体的确立之中。而且，那种场合的自己即主体，正如《心之力》和《体育之研究》这些题目所表示的那样，自己同时包括了精神和肉体作为矛盾的侧面，其中，精神必须支配肉体。后来，毛泽东把这种精神的作用叫作“自觉的能动性”。但是，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申明，在写《体育之研究》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讲的“自觉的能动性”与《体育之研究》中的“主观”和“动”有什么联系，与《心之力》这篇遗失的文章有什么联系， 进而与杨昌济的教育和作为杨昌济的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联系， 依然是必须探讨的问题。然而，被说成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唯“心”论作为源泉之一予以肯定是对的，问题是怎样从源泉中摄取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参考，下面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段话：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 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 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 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日‘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后面叙述根据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正确思想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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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毛泽东及其朋友们在杨昌济那里学到的不是关于哲学的知识，而是哲学本身支配生活的原理和价值观。而且大概像感到必须以此哲学制约一样认识到了奔放的生命力吧。在词中，作者为“万类”的“自由”的生命力的发展而赞叹，但是似乎在其赞叹中投影有作者那旺盛的热情和将其定向的价值观。

与杨昌济的师生关系也发展到私生活。后来去北京时，毛泽东在已转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帮助下，得到了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职务。而且， 与其女儿杨开慧恋爱了，1921 年在长沙结婚。遗憾的是杨昌济在 1920 年 1 月去世了。据说在北京和长沙都开了追悼会。开慧后来在毛泽东据守井冈山之后留在湖南时被国民党逮捕，强迫要求她发表离婚声明，但是她坚决拒绝， 最后被枪杀了。

另一位教师徐特立，是开设国会请愿运动时割破手指写血书的热血汉。由于他生活朴素，又热心教育，因而赢得学生的尊敬。毛泽东等赞成蔡元培

（与鲁迅同乡，北京大学校长，1868—1940 年）和吴玉章（四川省人，现任中共中央委员，1878 年生）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湖南开展运动时， 徐特立以年过 40 岁应征，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参加了“长征”，而且一直步行坚持到最后。1957 年在庆贺 80 岁生日的时候，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毛泽东的朋友数量，随着他组织的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活动扩大而增加。最初以杨昌济为中心的伙伴似乎有蔡和森和张昆弟数人。其中， 蔡和森是最要好的朋友。在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他与在巴黎的蔡和森互相通信坚定信念。

蔡和森与毛泽东的母亲是同乡（湘乡县人），比毛泽东大一岁。贫农出身，当过牧童，商店的小伙计，见习手艺人等。据说进入第一师范后，由于热心学习和认真勤奋，毛和蔡经常受到青年们的尊敬。他在岳麓山脚下的家像是祖的房子，毛泽东等朋友经常在这里聚会，新民学会的成立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他的母亲和妹妹蔡畅（现任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1899 年生，李富春夫人）也一同前往。由于在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有实际活动，于 1921 年被强制遣送回国。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的要职，1931 年被国民党杀害。

作为毛泽东的朋友，此外还可以举出陈昌（浏阳县人，1894—1930 年）、郭亮（长沙人，1928 年死）、向警予（淑浦县人，女，中央委员，1928 年死）、罗学瓒（湘潭县人，与毛泽东是同班同学，1928 年死）、夏曦（益阳县人， 1934 年死）和何叔衡（宁乡县人，只有他是年长者，长征开始时 60 岁，在福建省牺牲）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有个性的青年，都作为中共党员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献出了生命。如果详细地谈及每一个人，将展现出具有“书生意气”的群相。这里可以从后来与贺龙一起在洪湖一带创建根据地， 在那里战死的张昆弟当时的日记中看出那时他们的生活情况。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下午渡河至麓山下饮马塘民屋，蔡和森租居此也。

闲谈后，同游麓山，下山日落，遂宿蔡君家。夜与蔡君谈及日间之生活，余略谈暑假在乔市渐源寺之生活，蔡君欣然日：余每日早四时半起，夜八时半睡。自四时半起即至天马山顶，静坐运动，至九时始下山；十时早食，早食后看书约二小时；下午或游走各处，或挖土种菜，间或看书，不以为正课焉；四时余午食，食后或静坐，或运动， 或散步。每日冷水浴二次，早起后一次，临睡前一次。又于雷风雨烈之时，冒风雨而行， 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感。上所言之事，已行之一月余矣；今年下半期，拟常行之， 余闻之甚是之，蔡君盖锻炼意志锻炼身体者也。静坐，练心法也；运动，练体法也。冒风雨，冷水浴，练体法即练心法。大丈夫独患无身耳，体强心强，何事不可为？余知蔡君知所本也。

夜又与蔡君闲谈，不久即临床睡。床即就长凳两条，门板一块，架走廊边。蔡君云，自移居此地，未曾进房睡宿。

九月十六日。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新民学会会员）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至溁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至溁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 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

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 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抠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九月二十三日。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山风大发， 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