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峻的时期

虽说彭德怀事件是突发性的，但在其背后似乎有苏联领导的影响，1964 年 2 月 14 日，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批判，他把中国领导人和理论家的思想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这不禁让人想起报道中讲的彭德怀认为“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般认为，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贴上同样标签这一点来看，如下推测是对的，即彭德怀是在同赫鲁晓夫沟通意见后才批评毛泽东的。据此，认为在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作为军事代表团长去东欧访问时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和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接触。那时，已得知苏联废除了《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在担心军队现代化遇到严重障碍之余，想通过扭转国内政治的方针再次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有人说彭德怀给赫鲁晓夫写信讲了自己的意见，被发觉后在 1960 年受到了更加严厉的处分。因

此，赫鲁晓夫与此相对抗，在同 1961 年 10 月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

⑦。地不止一次地表明“中共党内的反党分于是他的‘好朋友’。他赞赏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说这是‘非常有勇气’的行为等”⑧然而，赫鲁晓夫在多大程度上与彭德怀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约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与毛泽东和党中央本来并没有根本性的对立，但他却因此而给自己惹出了麻烦，在约定这项《协定》时，赫鲁晓夫的本意姑且不论，但可以设问在反对核扩散的今天，即使彭德怀成功地变成中共党内的主流，苏联果真能再次把“原子弹的样品”提供给中国吗？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彭德怀是因为在反对党的方针上的“有勇气的行为”才使他成为值得支持的人。彭德怀活该！作为赫鲁晓夫，以这种方式干预中国的党内斗争，最后使两党关系恶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轻率的行为。9 月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和平共处》文章，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赫鲁晓夫感到需要给中共打进一个楔子，在这个时候，碰巧彭德怀出场了。

这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牵制和攻击变本加厉。特别在 1960 年 5 月，由于在苏联领空击落美国 U—2 飞机，四国首脑会谈流产，好不容易得来的共处气氛云消雾散了。其后，在利用罗马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的会谈中对中共的攻击，似乎只是纠正中共中央的路线偏向。但根据中共后来披露的情况（今天，已大白于天下）如下：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 6 月 24 日到 26 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 6 月 21 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日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⑨

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 6 月 21 日《通知书》，在中共代表团布加

勒斯特会谈结束时发表的“声明”中叫《苏共致中共的意见书》，其内容时至今日也未公开发表，不过其论点与后来论战中讲述的没有不同。在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未能达到目的。因此，7 月通知中国在 1 个月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技术人员和各种专家 1390 名（1964 年在 80 个工业企业建设中继续给中国以协助），废除 343 项派遣专家的合同和补充合同，废除

257 项科技合作项目。

苏联专家是在经济、国防、文教、科研等部门和领域里工作的，由于是紧急撤回又突然中断合同，无疑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与此同时，也停止发行为友好而使用对方语言出版的杂志，要求召回一名驻苏使馆人员，中苏边境也发生了纠纷。引起中国方面最大义愤的是撤回专家和废除技术合作。因为这是在中国群众眼前发生的事。以前倡导中苏友好的中国领导人和共产党员不得不承受群众的怀疑和失望。事件发生后，一位到中国旅行的日本人听到流传在中国人中间的一段现代民间故事：“一个苏联技术人员在撤回国时烤了一个大面包，他写下留言请大家吃这个面包。当人们切开面包时发现里面放着一张图纸，这是苏联技术人员背着本国的命令赠送给中国人民的。” 在大面包里放图纸的故事表明中国百姓朴实的失望与愿望。据说三门峡工程没有开始也是由于苏联的这一措施造成的。它败坏了苏联的“信誉”，破坏了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百姓对苏联抱有的“憧憬”和“尊敬”。为打击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是特意这样干的。薄一波曾明确他说：“这和正在吃饭时从餐桌上撤掉饭菜一样”（1964 年 1 月），这是心理上“愤怒” 和蒙受“屈辱”后的一种表露。中国领导人过去曾宣传这桌“饭菜”是苏联如何以无私和兄弟般友谊赠送来的，这一下中国领导人在中国百姓面前丢了面子。这种创伤即使再次派来专家也决不能治愈，反而会加重痛苦。苏联“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坦率地讲，中国人民已不信任你们了，”以此拒绝苏联再度派遣专家，这说明在心理上已筑起了鸿沟，给中共以打击，也许使苏共领导痛快一时，然而从长远观点看，它应该明白将要付出无形的沉重代价。

1960 年 11 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在会议前向代表们散发了攻击中共的长篇公开信，引起更加激烈的争论。1961 年 6 月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会谈，7 月 1 日苏共没有出席中共成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在 10 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批判斯大林，不邀请并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周恩来批评了苏联的这种态度，就在参加这次大会期间，中途回国。周恩来在回国前特意到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墓前献了花圈。

中国不仅遇到对苏关系急剧恶化问题，而且在国内也面临严重的困难。正如 1961 年大量从加拿大和新西兰进口小麦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粮食供应十分紧张。1959 年受灾面积为 3300 万公顷，1960 年为 6000 万公顷，1961 年为 4000 万公顷（中国的耕地面积为 1 亿 1 千万公顷，相当于 16 亿亩）。农业歉收直接影响到工业生产，所以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顿状态。1960 年的工业生产维持在 1959 年度的水平上，但农业生产却比 1959 年减产 40

％。(10)为了每天向中国的 7 亿国民供给 1500 卡路里的谷物，每年需要 1

亿 8000 万吨（或 1 亿 9000 万吨）谷物，或相当于这些谷物的土豆、大豆。

据说在最好的年景 1958 年生产 2 亿 5000 万吨，1959 年说是 2 亿 8000 万吨。

可是实际上只有 1 亿 9000 万吨，1960 年为 1 亿 5000 万吨（毛泽东与蒙哥马

利元帅谈的数字）。(11)以后每年增产 1000 万吨，1961 年上升到 1 亿 7000

万吨，1962 年上升到 1 亿 8000 万吨，1963 年上升到 1 亿 9000 万吨。(12)

同苏联共产党对立的激化，受到撤回技术援助这种严厉打击，使得中国人面临更大的困难。1960 年 6 月，在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带领游览的作家和翻译对我们说：“你们别着急，慢慢吃慢慢谈。”他们不跟我们一起就餐，而到别的餐桌吃饭。我们这些人真是太疏忽了，他们真是好样的。1960 年的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据中国的一位学者讲：

“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自纪元初至 19 世纪期间，共出现过 1013 次大旱，658

次大水，每世纪平均有水旱灾 88 次。其中旱灾以华北居多，长江流域水旱灾都比较频

繁，而华南的水灾和旱灾比较少。从 20 世纪近 60 年的雨量记录来看，大范围的旱涝现象不下三四十次。从 1900 年起，出现大范围旱灾的有 1900 年、1913 年、1917 年、1920

—1921 年、1928—1930 年、1934 年、1941—1942 年，1959—1960 年等（约相当于七八年一遇），而干旱的程度则以 1959—1960 年为最严重。据不完全的历史资料分析，从

16 世纪以来，象 1960 年这样特大的旱年共只出现过 3 次，即 1640 年（明崇祯 13 年）、

1877 年（清光绪 3 年）和 1960 年。

如果以一个月里面，有 25 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两个福建省的面积）以上的土地上雨水比常年多 50％，作为发生了一次涝灾；雨水比常年少 50％，作为发生了一次旱灾，那么在 20 世纪的 60 年中，我国每年旱涝灾害平均有 4 次，最多可达 10 次以上。而

最近几年的旱涝次数都在 6 次以上。尤其自 1955 年以来，大范围旱涝的总次数都明显

地超过常年的平均次数，在 1959 年和 1960 年竟分别达到 10 次和 13 次。这个统计数字仅是指旱涝而言，尚未包括由寒潮、霜冻、台风、冰雹等所引起的自然灾害在内。这说明了近年来我国天气气候的反常情况。

近几年来的这种气候上的反常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从 1956 年到 1959 年的 4 年中，在美洲的美国有 1 年（1957 年）农业自然灾害较重，1 年（1956 年）较轻，两年

（1958 年、19S9 年）天气气候条件基本正常；在西欧的英国，1 年（1958 年）自然灾害较重，3 年（1956 年、1957 年、1959 年）天气气候条件基本正常；在亚洲的日本，两年（1956 年、1959 年）自然灾害较重，两年（1957 年、1958 年）天气气候条件基本正常。我国除了1958 年天气气候条件基本正常外，其他 3 年的自然灾害都较重。如 1956

年全国受灾农田的面积近 2 亿 3000 万亩；1957 年受灾面积约 2 亿 2500 万亩；19s8 年是

近 4 年中自然灾害较轻的一年，但全国受灾面积也达 1 亿亩。1959 年我国天气气候极为

反常，全国旱涝面积之广及强度之大是少有的；而 1960 年我国又遭受了近百年来所未有的大范围特大干旱和其他一些自然灾害。这说明近几年来东亚天气气候条件特别恶劣，不但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份多、受灾面积广，且受灾程度也比较严重。

根据本世纪 60 年来的雨量资料统计，我们发现每 5 年内出现大范围涝次与旱次的比值无论在冬半年（10 月到次年 3 月）还是在夏半年（4 月到 9 月）都有比较明显的周期起伏。在本世纪初的 20 年内，夏半年干旱占优势而冬半年则是涝占优势。在本世纪

的 20 年代和 30 年代冬夏都处于干旱频革占优势的周期，40 年代以后无论冬半年和夏半

年我国大范围降水一般偏多，处于涝占优势的周期。自 1957 年以后，我国大范围降水又逐渐偏少，是处于干旱占优势的范围内。1959、1960 年已连续出现了大范围干旱。从近几年的趋势看，未来两三年内冬半年出现旱的机会比出现涝的机会仍可能要多些；而夏半年则可能是出现旱的机会要逐渐相对地减少，而出现涝的机会要逐渐相对地增多。1960 年在我国出现大范围特大干旱的同时，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却受到洪涝灾害。辽宁省东部地区遭遇了当地水文记录上从来没有过的特大洪水。所以在总的趋势中，某些地区出现相反的趋势则是完全可能的”。(13)

这篇文章还科学地论述了发生天气异常现象的原因。文章在此时发表，

并不是没有政策制定者想把农业歉收的原因转嫁给老天爷的意思，但是这篇

文章的调子是认真的，不能说里面掺有假话。总而言之，看到这些统计数字，不禁让人感叹，治理中国这样的国家，从自然条件看，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毫无疑问，尽量克服这些灾害，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工作。

1958 年，我去四川省灌县参观了秦代修筑的灌溉水渠，听说要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工程。那里的主任一边劝我们喝烈性酒“五粮液”，一边说：“想听听贵宾们的批评和建议。”一行中的一位农业问题专家说：“灌溉水渠还是要修成弯弯曲曲的好，这样可以多接受日光提高水的温度。”主任直点头，还拿起笔来记。看到这，我们很高兴，觉得好像我们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帮了忙。后来据日本报纸报道，遭受严重旱灾的一个原因是水渠的设计不合理，没等到水流到田里就已经蒸发掉了。这恐怕是水极度缺乏时的现象吧，我忽然又想起那位主任，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水渠修成弯弯曲曲的样子了。

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不仅打破了我们的常识，而且也打破了他们的常识。1961 年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0 年以后不再公开政治报告、财

政报告和经济建设的成果，而且在这一年也不公开预算计划。虽然向农业投入 2000 万工业劳动者，但还是连续三年歉收。1961 年 9 月，毛泽东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因为下面对中央统管意见不少，所以我们放松了一些。可是由于下面经验不足，却出现基础物资供给不足和原材料浪费的现象。于是，我们又加强了统管，这种浪费和下面组织的不得力，与严重歉收的第一年 1959 年赶在一起，所以问题更加困难了。”他又说：“我和我们党在处理面临的不寻常问题上经验不足，犯了不少错误。”(14)

在这种内外危机最严峻的 1961 年（已经出现了摆脱危机的征兆），毛泽东写下第 31 首等四首诗作。虽然当时的环境为一片危机感所笼罩，但似乎可

以说毛泽东仍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一切。特别是这四首诗中的第 1 首《民兵》，确实耐人寻味。因为中国没有原子弹，而抵抗原子弹的策略必然是积极地评价“民兵”。

第 35、36 首是在最严峻一年的翌年作的。这一年，在国内已经看到了国民经济好转的征兆，有渡过危机之感。然而，在对外关系上，中苏对立与其他国际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1962 年 9 月，在早有纠纷的中印边境线上再度发生战斗，中国军队连战

连胜。可是中国于 11 月突然提出包括停战和谈的提案，12 月 1 日又单方面地从全线撤军。苏联支持中国的主张，劝说印度进行停战谈判，然而后期却向印度提供米格 21 型战斗机。也有人推测，这是苏联为牵制中国企图恢复对拉达克（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纳加（印度）等“乾隆时代的中国主权”，讨好印度的做法。(15)

10 月，美国针对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采取强硬措施，发生了战后最大的一场危机。在那紧张的一周时间里，中苏的方针明显不同。中国动用远远超过 1960 年支持日本反对安保条约的动员人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并广泛利用了新闻舆论，支持古巴的五项要求，声讨美国的侵略行径。苏联最后撤回导弹和轰炸机，避免了战争爆发的危险。

中国严厉地谴责了赫鲁晓夫路线，批判它以牺牲革命人民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⒃后来，11 月至翌年 1 月在东欧各国和意大利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多数共产党支持苏联的解决办法，中国是少数派，可以说陷入了孤立状态。

第 35 首《卜算子咏梅》，第 36 首《七律冬云》，不论是作侍的季节，还是当时中共所处的国际环境，可以说都是“冬天”时代的作品。

七绝（第 31 首） 为女民兵题照1961 年 2 月

武装起来的“民兵”不脱离生产，“保卫土地，保卫家园”。遇到外敌来侵犯时，勇敢地与之战斗。没有这样的“民兵”，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诗文细腻奔放，如果联想到赫鲁晓夫在 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说的“依拥有现代武器的我们看，民兵不是军队，它只不过是一堆肉。”那么，作品的意图便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