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文化要素研究中的时间和发生

人文现象比自然现象具有更大幅度的逐年波动。因而，作为“现在”， 一般需要考虑校长的期间。为了区别暂时的波动和明确的趋势，甚至需要一个更长的期间。

在为解释现有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进行的过去条件研究中，问题比大部分自然耍秦复杂得多。所包括要素的数目较多，种类亦较复杂，并以不同速度变化着。这些变化的变化速度，大部分要比自然现象快得多，而它们的相互关联性可能渊源很早（至少就人类历史的尺度而言）［参考比较 59： 41]。因此，正像我们以前指出的，为了解释现在要素的特性，我们必须再三追溯到过去时期的地理情况［1 ：178f；183〕。E.章斯总秸说：“每个事件必须参照它所渊源的历史背景，这样，地理工作者将最有可能找到原因” [74 ：377］。

由于所有现有要素都渊源于过去，其中有一些还渊源很早，我们为了研究现在是否会被迫去追踪所有的过去发展？正如达比会观察到的，现有事物的一个完全解释没有疑问地需要追溯到最早的关联性，并考虑其后的演变。但是，完全解释是永不可能的[68：9—11］。在一个地区的现在地理情况的研究中，不能够每条根都伸到底；研究者必须在某一地方切断这个效果递减的探索［ 1 ：358］。并不能在理论上确定界限在那里；只能说在一个很好组织的研究中，探索过去的不同现像和关联性的学者应该在深度上有某种合理的平衡。

每个方面的学者必须依赖自己的判断对这个问题作出答案。判断所应该根据的原则是说明性描述和解释性描述之间的区别。任何研究主题和范围由前者所选定，虽则除此之外，后者可能领先。假使我们同意，正如大部分学者在实践上曾同意的，地理学主要描述对象是现有要素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地区变异特性，对过去要素的解释性描述就必须从属于主要目的。赫脱纳总结说，地理学“需要发生概念，但它不能变成历史学”[2：131f〕。赫脱纳全部论点的意义，可能在麦金德的一个说明中表现得更为清楚：“地理学应该在动力的意义上（dynamic SenSe）而不是在发生的意义（genetic sense） 上进行因果关系的描述”［18：268〕。

由于法国地理学与历史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乔利对·99·这个问

题的讨论就特别值得注意[52：102—21］。地理学关心于今天存在的地区， 历史学则关心时间上的差异。但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年轻的法国学者一成不变地遵循历史学的方法，并企图重新组成引导到现在情况的全部事件之链。“这真是必须的吗？生存的、活动的现在，就在那里，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观察，知道它在构造上的基本事实，欣赏它的活动，衡量它的动力。通过这种观察，我们可以揭开过去的真相。⋯⋯这难道还不够吗？从过去的研究中只取其对理解现在情况绝不可少的，只追溯到组成现在情况的因子组合的产生时期，而不追溯每个因子本身的起源？”

乔利继续说：后者①对地理工作者而论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必要的。了解一个现代矿冶区域，浚有必要记述矿冶起源以来的编年史，甚至没有必要探讨该区域工业兴起以来的历史；只要认识到劳力、黄金、技术以及这个现代采掘方式联合在一起的瞬间就足够了。“当然，这是他需要做的一个微妙决定，但如将 它奠基于所描述地区的现在情况，就容易得多了。不管一件人文地理的事物是如何重要，没有必要去重新建立它的全部过去的历史，正如追溯莫尔文山②的全部地质演变之一无用处。只要指出现在地貌所由产生的事物的出现瞬间，就够了”[52：112—14]。

正如我们所说的，假使地理学的主要目的在实践上限制它追踪现有文化要素的最初起源，在知识的整个领域中就必然有一个地方主要研究作地区变异的文化要素的发生。这种发生研究主要由相应的系统科学学者进行，或由地理工作者承担，主要取决于实践上或个人的原因，此处不必加以考虑［1： 373]。在对地理学有用的范围内，这种研究是被欢迎的，不管工作是谁做的。

鉴于文化要素的巨大多样性，应该记住：它们对地区现象的统一体并不都是同样重要的。厢意避免浪费精力的学者，将选择在地区统一体的变异性中重大的，或可作为不能直接衡量的重大因素之明确指标的文化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