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科学法则的困难

在所有科学分支中，建立高度可靠和有用的一般概念和科学法则之能力依赖于：1）可以提供检查和分类的相同或基本相似事例之数目；2）在相互关联性中独立或半独立因素的复合体之相对单纯性；以及 3）解释所需要分析的因素在我们分析能力之外的程度。

在大部分自然科学以及一些社会科学中，学者几乎可以获得无限数的同一现象之事例。更正确地说，对一个领域只能很松弛地加以概括。在天文学，地质学，经济学和人口学中，学者在有些方面可以找到巨大数量的相似

受后一个定义，因而强行修改了我们“科学”一词的意义，使它从原来与 wissenschaft 一词等同的意义，变为很难明确下定义的某种东西。

① 按照字义，“nomothetlc”这个术语指普通法则的探究，而“idiographlc”指个别事例的精详研究。但我同意阿克曼的意见，任何一般概念，不论它是否导致科

事例，但在其他方面学法则，都应该视作个别事例的精详研究“idlorsphlc” 的对立面［96］。在翻译后一个术语时（注意不要与”象形的”[ideograPhIL，] 相混淆），我发现，“独一的事例”的研究虽说明了每个事例都是独一的，但可能产生“稀有”或“不寻常”等等误会。数目极其微少。

包括人类生理学在内的生物学任何分支的学者，由于生命起源的性质而拥有特殊的便利。一个给定种的所有标本，彼此间虽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在广泛的基本特性上则几乎相同。但当生物学者企图解释一个特殊的演化时，他就卷入了独一性的问题；其他多少相似的种之演化研究，虽可提供线索，但并不提供等同事例——除了基本细胞过程由于最后起源相同而彼此相似。

这几个情况在很大不同程度上应用到地理学的不同方面。当我们在鼓低极水平上对待部分统一体时，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几乎等同的事例。在植物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某些方面，我们亦具有对待生物种的标本之便利。但在研究农作物和家畜的关联性时，由于人类从同一种发展了并且继续发展着许多变种，问题就比一般想像的复杂。

然而，当我们研究地理学中比较复杂的统一体时，我们所找到的基本相似标本数目远较微少。同其他科学一样，我们把相似性大于变异性的事例划分为项目或类型，借以克服这个困难，但在这样划分的物体或现象中，每一个都包括许多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因子，我们并没有在所有基本因子上相似的标本。它们只在我们所选择的特殊项目上相似，在其他方面可以显然差异，而研究结果可能表明后者并不是次要的。这是一个普通而严重的错误：假定一个“类型”的建立，保证了像一个种的许多标本之间那样的相似范围和程度[1：325；37：6f］。

所以我们面对着一个进退两难之境：为了研究足够数量的相似地区，就必须这样泛泛地划分类型，以致所包括的个别变异性超过了假定的同一性；如果为了避免这个危险，把类型足够地加以限制，又可能在每一个类型中只拥有一个标本。

对待受相似法则所控制的少量独立变数，最易于建立一般关联性。在那些可以进行实验的领域中，使大多数因素保持常数而只让所选择的因素发生变异，较复杂的关联性得以解决。

在研究地理学中的现象统一体时，甚至仅限于自然现象，我们仍遭遇到高度复杂的情况，而我们必须没有控制地加以观察。洪保德在一个世纪以前讨论这个问题时，描述为何这些复杂统一体必须划分为效不复杂的部分统一体，其中每一个随着科学的进步，应预兄到建立关联法别的较大能力。但在很复杂的因子群之间，他相信经常存在着裂口，而无法则可言〔14：65—68〕。洪保德对复杂性问题的考虑集中于自然现象。我们如果考虑集体或个别

人类的工作粗成了重要因幸的地理问题，复杂性就变得远较巨大［参考比较59： 136ff] 。

当然，在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因子复杂性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社会传统概念，划分为有限类型的部分统一体，每一类型都包括了许多因子。但是术需所提供的相似性是很不全面的。与生物学分类的类、门、族、亚族、属、种相比，所有人类文化只代表一个种的许多变种——或最多是一个属的许多密切关联的种。通过观念的迁移和旋传，不同文化在多种方式上相互混合，因而在不同地方经常存在着社会传统的重要差异，甚至在同一地方，不同集

团和个人之间亦存在着重要差别。

按照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取决于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之程度，有可能用一般特性、力量和反应来分析人文因素。没有疑问，这对地理学中的许多工作是正确的。给定美国北部内陆的自然条件，欧洲移民的文化背景，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的文化产物，以及有关时期世界的经济情况，我们威到有能力解释玉米带的特殊土地利用方式为什么和如何发展起来。我们可以同样解释芝加哥的发展，理由也是：如果实际上最初移殖该城市的一些人他去，另一些人没有问题会同样利用它在商业上的突出优点，并且没有疑问亦会取得成功。但是这种理由并不能解释一个印第安纳波利，一个慕尼黑或一个阿克龙①；它亦不足以解释阿纳波利一康瓦利谷地农业的不平常性质。

地理工作者普通趋向于把后一类事例当作例外，认为大部分地方的发展是许多人类重复反应的结果，个人特点消失于平均数之中［参考比较 5：31〕。甚至这在地区一般发展是正确的话，我们必须认识到：研究愈祥棚，愈准确，个人的特殊决定和行动就愈形重要。甚至在比较总括的程度上，我们的传统忽视了个人可能对千千万万其他人的动机和行动发生影响，从而对大小地区的地理情况产生重大效果。如果 J.凯撒没有在他的“凯撒式诞生”中幸存下来，或者 M.路德在 22 岁那年就被雷所击毙②，今天的欧洲面貌肯定会有不同。数以千计的较少人物曾影响了大小社会，从而在每个国家的地理情况上遗留了他们领导的痕迹，虽则甚至他们的名字亦已遗忘了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