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的开始与第一次内战

长期议会开始阶段的活动 1640 年 10 月，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的环境下，长期议会进行了选举。许多著名的反对王党的人士如皮姆、汉普顿以及其他一些刚被解散的短期议会的议员都当选了，而那些王党候选人则纷纷落选。对此，当时的人说：“选举是在极为激动的情况下在全国进行的。忧伤而沮丧的宫廷，已无法对选举施加影响。”

不过，这些当选的议员，其中大多数人虽然对查理一世的政府抱着怨愤不满的态度，但是他们并无彻底的反封建的决心。这是因为就议员的社会成份来说，不但上院议员全是贵族，而且下院的 500 多个议员中，大多数也是

贵族出身。其中只有 70 名资产阶级议员，而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与王党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少数态度比较坚决的共和主义者，他们力单势孤，没有组织，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气焰仍十分嚣张，他们不但蛮横地拒绝议会里一切关于改革的要求，而且屡次企图迫害反对派的领导人。王党的阴谋之所以未能得逞，革命之所以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主要是依靠了城乡劳动群众，特别是伦敦市内及郊区的下层人民的斗争。这一情况，首先反映在斯特拉福审判案上。

斯特拉福伯爵是国王的宠臣，1639 年曾带兵北上企图阻止苏格兰军队的进攻，是人民最痛恨的反动首脑人物之一。长期议会召开以后不久，下院议员皮姆等人就已提出审判斯特拉福的案件，然而却遭到王党分子的一再阻挠。1641 年 4 月 21 日下院讨论审判斯特拉福案件时，500 多个议员中，只有 263 人出席。伦敦市内中、下层人民对此甚为愤慨，万余人签名递交请愿书，要求将斯特拉福作为“臭名昭彰的罪犯”处以极刑。迫于群众的正义呼声，下院以 204 票对 59 票通过“褫夺公权法”，判斯特拉福以死刑。但上院拒绝批准这一判决，后来在群众的压力下才通过了这个议案。

按当时制度，议案必须经国王批准方能生效。查理一世想尽办法，企图拯救斯特拉福，后来群众冲到了国王的住处白厅，国王及其周围的人，惶恐万状，最后不得不在 5 月 10 日签署了关于斯特拉福的死刑判决案。5 月 12

日斯特拉福被带到断头台处决时，聚观的群众达 20 万人，这是到那时为止英国从未有过的盛大的群众聚集的场面。

此外，议会从召开到 1641 年春夏之间，还取得了其他一系列胜利。另一个为群众所痛恨的反动人物劳德大主教，也被逮捕囚禁于伦敦塔监狱

（1645 年被处死）。国王被迫签署了“三年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议会必须定期召开，每两届议会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三年。另一法案规定，国王非经议会同意，不能解散或中断议会。取消了封建专制机构“星室法庭”、“北方委员会”、“威尔士委员会”以及审判宗教案件的特权法庭“最高法庭”。宣布以后非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并从监狱中无罪释放普林尼和1638 年因传播清教书籍而被判刑的清教活动家李尔本等人。

长期议会在它的活动初期，在广大群众的推动和支持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封建的专制王权，初步树立起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最高权力的原则，也就是立宪君主制的原则。这在当时具有革命改造的进步意义。

长期议会议员的政治分化 议会所取得的上述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城乡中、下层人民的积极斗争才取得的，反动分子劳德大主教也说：“凡当下议院有什么议案要提出并认为上议院会坚决拒绝或国王不会同意的时候，渐渐地暴民们就会来到议会，高呼他们所要提出的这个或那个要求⋯⋯”。但是，议会里有些议员对越来越猛烈的群众运动却心怀戒惧。他们在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已心满意足，不敢再把革命推向前进。所以从 1641 年夏初起，在下议院的议员中，就发生了意见分歧。这在讨论废除主教制的“根枝请愿书”和“大抗议书”时反映了出来。

英国国教中的主教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伦敦市民及其他各地的人民早就要求将它“连根带枝”地一齐废除。然而 1641 年 5 月当议会把这个问题提出讨论时，却遭到许多议员的激烈反对。议员瓦勒认为，主教制可以作为防范人民的外围堡垒，不能废除。经过激烈争论，这个议案在下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但上院拒绝加以批准。（后来到 1646 年 1 月主教制才被废除）。

当 1641 年秋、冬间，议会里讨论“大抗议书”时，议员间的政治分化更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大抗议书”是革命开始阶段议会的纲领性文件，全文共 204 条。它列举了查理一世在无议会统治时期滥用职权的行为，要求工商自由，成立长老派教会组织，政府应对议会负责等。内容温和，语气谦恭，但许多议员对之却激烈反对。从 1641 年 10 月 20 日起，争论数日，仍无结

果。10 月 22 日表决时，议会里的斗争更趋激烈，直到午夜，才以 159 票对

148 票的微弱多数通过。接着当讨论是否将“大抗议书”刊印散发的时候，议员们更是情绪激动，有人在头上挥舞着帽子，有人甚至拔出了刀剑。

引起议会中议员产生政治分化的原因是城乡中、下层人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除了上举的伦敦等城市中的人民斗争之外，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部和

西南部各郡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到处蔓延开来。据当时上院公报等不完全的资料，仅反圈地的农民运动就发生了 15 起。农民成百上千地夺取被贵族强占的公社土地，砍伐地主的森林，拒绝向地主交纳地租。有时起义的农民甚至攻入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议员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镇压农民起义上去了。1641 年，议会中已开始讨论这一问题。6 月 19 日上院公布了禁止破坏土地私有权的法令。法令还要求各地政府严惩“所有的暴乱和非法集会”。根据不完全统计，从 1640 年到 1643 年，上院（当时起最高法院作用）一共处理了农民运动的“主犯”246 人，其中 5 人是妇女。

但是，当时整个政治斗争的形势是：王党势力仍非常强大，反王党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立足未稳。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经济要求远未满足。在防止王党反扑，继续同王党作斗争中，除了依靠城乡中、下层人民，别无他途。1642 年 1 月的逮捕五议员事件，再次显示了中、下层人民的力量。

查理眼见议会里议员分歧越来越大，很多议员动摇不定，就将反对派为首的皮姆、汉普顿等五人逮捕。但当查理一世率领武装卫士到议院时，皮姆等人已事先得到消息，躲到了伦敦城区。查理一世率领卫队赶到伦敦城区时，城区数千手工业者及平民武装起来，挡住了查理一世的去路。伦敦市内及郊区南渥克的水手、脚夫及附近的白金汉郡、肯特郡的农民也集结队伍开到伦敦。一周以后，他们簇拥着皮姆等五人，堂哉皇哉地回到了下院。这样，中、下层劳动群众已成了首都的真正主人，查理一世无计可施，于 1642 年 1

月 10 日离开了伦敦。

内战的爆发：第一次内战的第一阶段 查理一世离开伦敦后，于当年秋天到了北方；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王党分子。这批人在 1642 年 8 月 22 日黄昏时分在诺丁汉的卡塞尔山顶升起了王党的军旗，宣布讨伐议会叛乱分子，从此开始了内战。

内战开始后，英国从地区上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个是北部和西北部，这里是王党的势力范围。另一个是包括伦敦在内的东南部地区，这里为议会所控制。王党所控制的西北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封建经济占优势。王党在这个地区的社会支柱是封建贵族。议会所控制的东南部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较发达，议会在这个地区主要依靠资产阶级、中小贵族和城乡下层人民。所以内战开始后，虽然两个敌对阵营表面上是以地区划分的，但实际上它的划分基础是社会阶级的不同。

内战刚开始时，从双方拥有的客观条件看，议会占绝对的优势。经济上，议会占据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各郡，而且占据了首都，有原来的一套政府机构可加运用，并可继续进行固定的赋税征收。而王党的占领区则比较贫瘠，军队的供给只能靠王室的收入，大封建主的赠款，和向地方上勒索的捐献，所以很快财源就枯竭了，不得不派一大部分军队去征收钱粮，以至军纪废驰，怨声载道。在军队数量上，战争刚开始时，议会的武装民兵远远超过了王党的军队，而且海军也站在议会方面，许多重要港口都处于议会控

制之下。

但是在内战开始后的初期阶段（1642—1644 年），议会军却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642 年 10 月 23 日在埃吉山双方进行了一次胜负不分的战斗，随后王党军队占据了牛津，把牛津作为大本营，威胁伦敦。同时，王党分子还占据了北部的 5 个郡和西南部的威尔士。到 1643 年底，全国有 3/5 地区处于王党占领之下。

议会军在内战初期的失利，主要是由于议会阵营的领导人物的妥协动摇态度所造成的。内战初期，在议会阵营的领导人物中，以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主战派；一个是主和派；第三派是主战派中的右翼，这派人虽然主张继续同国王战斗，但是态度却不坚决，他们希望能在国王承认议会权利的条件下同国王言和。这一派人大约有 30—40 人，他们的领导人是皮姆和汉普顿。皮姆等人利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掌握了领导权，在他们的领导下，执行着半心半意的战斗。直到皮姆去世之后，由于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发展，领导权才转移到主战派手中。

议会同苏格兰人在 1643 年 9 月签订了一份“神圣的同盟和公约”，根

据这个条约，苏格兰军队于 1644 年 1 月越过边界攻入英国。7 月 2 日，苏格兰的军队与托马斯·费尔法克斯所领导的军队以及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领导的东部联盟的军队所组成的联军，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击败了王党。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未能乘胜追击，坐失战机。而由埃赛克斯伯爵指挥的一支议会军，却在西南地区被王党击溃。

在议会军的高级领导人中，除了埃赛克斯和曼彻斯特等昏庸无能的人之外，也有一些人，鉴于严酷的军事战斗现实，不得不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议会军的战斗力。作为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独立派领导人克伦威尔，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为了吸收那些具有反对封建王党决心的人到军队中来，很注意从农村中那些笃信清教的中、下层农民中召募士兵，还任命了一些下层社会出身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克伦威尔的这支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战斗中连战连捷。1644 年在马斯顿荒原之战胜利后，被人称为“铁军”。

群众运动的高涨·第一次内战的第二阶段 在内战初期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表明，议会军如要避免失败，取得胜利，必须改组军队，把具有反封建斗争积极性的中、下层人民吸收到军队当中来。然而，议会军的高级领导人以及议会里的保守分子却不愿这样做。他们害怕群众武装起来之后，会不受他们的控制。在 1644 年 11 月一次军事会议上，克伦威尔指责曼彻斯特在战斗中作战不力，贻误战机时，曼彻斯特为他的行为辩护说：“如果我们把国王打败 99 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子孙也仍然是国王。但是，如果国王只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将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子孙将变为奴隶。”就在这些上层人物不愿将内战坚决进行下去时，城乡群众自发独立的斗争却蓬勃地发展起来。

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独立性的增长的一种突出表现，是要求自由、民主的出版物和小册子的大量出现。据估计，仅 1645 年全国就出版了 722 种出版物，英国人民通过这些出版物所迸发出来的精神焕发景象，引起当代诗人弥尔顿的热烈欢呼：“我好像看到一个高傲的强大的民族，象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锁链，奋然站立了起来。”群众运动的另一表现是各种摆脱官方宗教的独立教派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仅伦敦一地就产生了 80 多个不同教派的圣会。这些教派的领导人中许多是下层手工工人。这段时期群众运动在农村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西南部各郡发生的“棒民”运动。“棒民”总共约 10 万人左右，它的领导成份比较复杂，但基本群众是农民，他们手执棍棒，揭竿而起，故称“棒民”。他们自称既不支持议会，也不支持国王，而是走中间道路。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与财产”，实行联防互保。

“棒民”之所以宣称他们走“中间”道路，是他们既反对王党，也对议会不满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在当时的客观作用，不仅打击并遏制了这一地区王党的气焰，而且也迫使议会不得不赶快采取措施，以争取群众，打败王党。

1644 年 12 月 9 日克伦威尔在议会发言要求改组军队，他警告说：“如果军队不按照新的方式进行改组，如果战争不更加坚决地进行，那么人民就不愿再忍受下去而要强迫议会订立耻辱的和约了。”这样，议会才不得不在1645 年初决定改组军队，通过了“克己法”。法案规定，议会两院的议员，必须放弃他们同时担任议会或军事职务当中的一项职务。那些担任军队高级领导的议员，如埃赛克斯、曼彻斯特和瓦勒等人，都解除了军职。总司令改由费尔法克斯担任，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副司令克伦威尔手里。

改组后的议会军称“新模范军”，主要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纪律严明，战斗情绪旺盛。在中、下级军官中，也有一些是由于军功和能力而擢升的。这支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 1645 年 6 月 14 日纳斯比战役中彻底击败了王党军队。1646 年 6 月攻占了王党的大本营牛津，第一次内战即以议会军的胜利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