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背景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动因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促成的。

首先是经济上的动因。16 世纪以前，欧洲早有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需要外来的商品，比如欧洲人在饮食上离不开香料，而香料就是从东南亚运去的。欧洲对外贸易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这项贸易到 13 世纪末有很大的发展，从东方辗转输入的商品比 12

世纪初增长 10 倍，其中主要是香料（丁香、肉桂、胡椒等）、樟脑、檀香、丝绸、宝石、布匹等等。这些商品在欧洲市场上最受欢迎，价格昂贵。贩运这些商品，获利不止倍蓰。

但是，到 15 世纪中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453 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克里木等地区，从而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不但帝国军队肆意抢劫商旅，而且帝国当局还规定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实际上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结果，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商人很自然地渴望另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

对黄金的追求，是另一经济动因。1500 年左右，欧洲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发展，货币成了普遍的交换手段。封建贵族用货币购买奢侈品，农民也用货币交纳地租。商人和手工工场主需要更多的货币以便扩大经营，而黄金是最贵重的交换手段，有了它就有了一切，人人都渴望黄金。哥伦布对黄金着了迷，他说过：“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了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自从《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流传以来，欧洲人一直把东方，特别是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所以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

其次，传播基督教是推动西欧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基督教与欧亚其他广泛传播的宗教相比，更多地渗透着普救主义。它从一开始就以博爱人类为教旨，并以全人类的宗教自命，因而有一种强烈的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2 页。

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要求。他们甚至相信，为了普及基督教，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这种近似好战的传教精神，在与几乎具有同一精神的穆斯林势力长期对峙中日益滋长。十字军的多次东侵，就是受这种精神鼓舞的。从中世纪以来，在西欧还流行一个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东方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君主。西欧的基督徒梦想和这位君主建立联盟，以便共同攻打穆斯林的势力。热心于航海事业的葡萄牙亨利王子的动机除了企图夺取香料贸易之外，便是与东方的祭司王约翰联盟，发动一次新十字军运动，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1500 年前后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之从事于海上冒险活动的动机之一，便是宏扬基督教于海外诸国。

第三，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按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人们最关心的不应是现世，而是来世，是死后上天堂。天主教还认为人生而有罪，但禁欲苦行，可以赎罪。文艺复兴运动扫荡了这种神学观念。人文主义者讴歌现世生活，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来创造幸福。人文主义思潮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进取精神，是海外冒险事业的一种思想动力。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条件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发生，还因为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

第一，航海技术的改进。在 1500 年以前的 300 年间，欧洲船舶平均每

艘的吨数增大四倍，载重量只有 150—200 吨的脆弱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让

位于载重 600—800 吨的圆形船体的帆船。到 13 世纪已在船尾安装了舵，中

国发明的罗盘针也已于 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大大提高了航行的效率。14 世纪葡萄牙人改造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因而加快了航行的速度。这样，船身增大了，速度加快了，操纵也更加灵便了。改进了的帆船又可减少 100—200 个划手，相应地减少了为这么多人载运的粮食，因而也更经济了。此外，1485 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使用星盘，不久又为更廉价的象限仪所代替。这是确定经度所必需的仪器。早在 14 世纪西欧绘制地图的技术已相当发达了，开始出现标明海岸线及港口位置的航海图。在造船技术方面，葡萄牙人走在最前面，能建造多桅大船，在中间主桅上挂上更多的帆，适应不同的风向及海流。到 1500 年为止，西欧人已经能建造结构结实、船身更大的海船。强大的龙骨、坚实的肋骨、双橡木船壳板——这一切足以经受住重炮发射时的反跳。航海技术的改进，为地理大发现及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西欧诸国在海外扩张时期，之所以能所向无阻，征服一个个国家和地区，原因之一是“船坚炮利”，有先进的海上作战的方法。在此以前，西欧在海战方面是落后的。当时的海战主要是甲板上的短兵相接。只有到 15 世纪，欧洲的战舰才装备大炮。这种所谓大炮仍是小型的，发射的石弹重只几盎司，而不是几磅。它可以杀伤敌人。但不能伤害敌舰的舰体。因此这种小型炮的装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海上战

术。15 世纪欧洲人在陆战中已使用大型大炮。这种大型大炮太笨重，无法把它运上军舰，更无法把它架设在军舰上发射炮弹。

16 世纪 20 年代出现了转变：弗兰德斯、德国的冶金家发展了铸炮的技

术，铸成的新型大炮有 5—12 英尺长，发射的圆石弹（后来是铁球），重 50

—60 磅，在射程 300 码中能击破敌舰舰身。这种大炮可以安装在军舰上，操

纵也容易，在新设计的军舰上多的可载 40 门。由是海战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从甲板上短兵相接过渡到用大炮轰击敌舰。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使处于海外扩张期间的西欧在海上占了优势，从而有可能控制联结各大洲的海洋。

第三，商业上的进步。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采用复式簿记。1494 年意大利数学家路卡·帕乔利发表一部关于簿记的著作，建议商人在进行一切交易时，都要在总帐里记入两次，一次作为贷方，另一次是作为借方。这种记帐方法使人们能在任何时候都可对于一项生意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也使经营者加强盈利意识。（2）银行业和信贷业的发展。意大利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早在 12 世纪就使用简单的汇票。到 1408 年已出现银行。银行逐步扩大它的经营范围，包括储存、借贷、汇兑等有利资金流通的业务，这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很大的方便。（3）观念上的改变。在中世纪，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谴责求利的行为。教会禁止放贷取利，认为这是“一个在上帝看来是可恶可厌的罪恶”。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到 16 世纪中叶法国法学家查理·杜莫林已经要求人们承认“温和的、可以接受的高利贷行为”。于是，以借贷取利的活动不再被视为不义，高利贷可以畅通无阻了，经商非贱业更是理所当然的了。（4）股份公司的出现。荷兰、英国及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还有利凡特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哈德逊湾公司等等，都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这个组织形式的产生，是商业上的重大变革，在这以前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是个人负责到底的，他们从投资、转运到各种买进、卖出等活动，都是亲预其事，合伙经营也是如此。股份公司则不同，它把投资与经营管理、商业活动分开，使投资者从经营管理的责任下解放出来，可以调动大量资金投入商业冒险事业。任何想把少量资金投于贸易事业的人都用不着自己操心，只是以认购股票的形式进行投资就可以了。股份公司在组织上逐渐趋于完备，一切管理事务都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再由董事会选出可靠的人去管理经营业务。这种商业组织形式有利于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冒险事业，是动员经济力量从事海外贸易的最有效的工具。

商业上的这些进步给西欧的商业带来了活力，从而加强了西欧向海外殖民扩张的力量。

第四，专制政府的支持。西欧诸国君权集中的专制制度形成于 15—16 世纪。作为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政治上层建筑，专制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的。专制制度的形成和维持，要靠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支持，同时资产阶级也需要专制政府保护它的经济利益。专制

政府支持发现新航路，支持海上发展，用海军保护本国航运业及海外贸易，有时不惜为此发动战争。16 世纪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是如此。她甚至投资于英国的海盗事业。而且，专制国家还可以调动社会上一切力量——经济活力、技术进步、新教徒的进取精神以及如是等等，把它们汇合成一个整体引向海外。西欧专制制度就这样成为向海外扩张的强有力的后盾。

在西欧国家中，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最前头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两国都在大西洋沿岸，这个地理位置使它们先天地倾向于向海外发展。两个国家向海上发展的第一步是在 15 世纪先后攫取了距非洲西海岸不远的一字儿排开的四个群岛。葡萄牙占领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西班牙占领了加那利群岛。这四个群岛不但在地理位置上有极大的战略价值，有可以泊船的港口，而且也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土地肥沃，盛产甘蔗、葡萄及木材。在得到这几个群岛作为海上据点之后，西、葡向海外发展更为积极。

第二，两个国家都掌握航海技术，特别是葡萄牙。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他的绰号是：“航海家”，他做了许多工作，为葡萄牙的航海事业铺平了道路。他的业绩在于：使水手及造船技术的传统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从而改进葡萄牙船舶的航海性能。亨利王子曾积极筹划绕过非洲到东方的航路，他派一支接一支的探险队去勘察非洲西海岸。

第三，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宗教热情特别强烈。这是在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中形成的。他们过去长期处在外来穆斯林的统治和压迫之下，历时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把他们反对伊斯兰教的感情与虔信基督教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宏扬基督教的信念更加强烈而坚定。这种信念是推动他们积极寻求东方新航路的一种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