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宗教改革 一、宗教改革的背景

16 世纪首先在德国爆发，随后迅速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意义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由新兴资产阶级所发动，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强有力的响应，个别国家的君主大力支持，部分下级贵族也积极投入，对封建的天主教会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促使天主教会发生分裂，涌现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基督教新教派。中世纪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它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为封建统治辩护；天主教会也是各国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它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 1/3；教会还是各国的特权组织，成了西欧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的障碍。因此，恩格斯指出：“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①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实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它为西欧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和“异端”分子的挑战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②这是针对西欧的情况作出的结论。中世纪西欧的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受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统治，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广大群众要求冲破封建神学思想体系的束缚，获得解放，这是 16 世纪宗教改革发生的根本原因。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原罪”和“灵魂救赎”。所谓“原罪”就是认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是带着罪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由于人有罪，在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宣传说，是救世主耶稣的流血牺牲，才在上帝面前替人赎了罪，凡是信仰上帝，跟随耶稣的都能得救，获得死后永生。这种原始教义经过历代神学家的延伸和发挥，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系统的天主教神学体系。在灵魂救赎的问题上，新约《圣经》记载的使徒保罗的“因信称义”，强调个人内心信仰的作用，后来的神学家在个人信仰之外，又加上了参加神圣的宗教礼仪和行“善功”，即所谓的“圣礼得救”“善功赎罪”。圣礼有七种，又称七件圣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洗礼”、“忏悔礼”和“圣餐礼”。“洗礼”是为洗刷掉人们生前所犯的罪过；“忏悔礼”是为使犯了罪而又愿意悔悟的人得到赦免；“圣餐礼”是共同吃面饼和喝葡萄酒，作为吃喝耶稣的身体和血液而和耶稣基督连成一体。至于“善功”，其内容可以由教会作任何解释，13 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善功论发展完善，规定为三个内容，即遵守《圣经》上记载的十条诫命；接受新约《福音书》上所说的基督的“劝勉”，实行禁欲，过贫穷和独身的生活；履行“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9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和 231 页。

礼”，他说这是最重要的善功，它是使人获得上帝恩典的有效途径。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绝无得救的可能。“圣礼”是把上帝的恩典传授给人们的必不可少的媒介。而“圣礼”是必须由教士主持的，天主教会把“圣礼”说得越神圣、越重要，教会在拯救人的灵魂上作用就越大，教徒也随之越受教会的支配。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的权威就是靠帮助人们拯救灵魂而树立起来的。

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国家几乎人人信教，都是天主教徒，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犹太人除外。因此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和天主教会发生密切关系，思想和行动都受教会的监督和支配。天主教会对广大群众施行了严密的精神统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统治甚至比公开的镇压还要厉害，它是一种无形的压迫，一种潜在力，使群众不知不觉地屈服于教会的权威，也会置人于死地。

因此，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常常遇到来自反对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 分子的攻击，首先发起挑战的是城市市民，而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先后成为群众反对封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的先锋。市民的挑战突出表现为 12、13 世纪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异端”，14 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运动和 15 世纪捷克的胡司运动。阿尔比派异端攻击天主教会组织，反对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不信来世，不信神职人员的权威。威克里夫也不承认神甫是教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坚持《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是信仰的源泉，拒绝接受酒、饼是基督血肉之驱的化体说，并且提倡教士结婚等，得到市民的热烈支持， 起来与教会对抗。威克里夫的许多主张后来传到捷克，被胡司所接受，广泛宣传，掀起了反教会的斗争。虽然“异端”分子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但是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罗马教廷的控制和各国实现教会民族化的开始 在西欧封建制度鼎盛时期，天主教会是巨大的国际中心，是封建统治的堡垒，当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世俗君主和人民群众同教会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罗马教廷，由住在罗马的部分枢机主教、教士和法律家组成。它的首脑——教皇掌握行政大权，他颁布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驳回，大主教、主教等神职由他任免，僧侣也归他管辖。最高立法机关是总委员会，在教皇的监督下制定教规，教规只有通过教皇批准才能生效。教皇还掌握了天主教世界的财权，各国教会每年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罗马教廷，供教皇支配，教皇领地的收入自然也归他掌管。教皇还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法官，接受各地的上诉，是各国之间纠纷的仲裁人。为了对付“异端”分子，教皇成立了“异端裁判所”，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尤其是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以残酷镇压反对者闻名于世。

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都直接受罗马教廷支配，是“国中之国”。大主教、主教、神甫和僧侣都不受当地政府管辖，拒绝向世俗政权效忠。教会的财产又享受免税特权。各国天主教会还设立法庭，不但审判犯罪的教士，而且也

审理世俗教徒的某些案件。教皇有权向各国派出特使，以监督他的训令在各国执行的情况。13 世纪，当教皇的权势发展到顶峰时，他甚至可以肆意干涉各国的内政，可以为神圣罗马皇帝加冕，可以将皇帝或国王放逐，并且可以解除一国臣民对该国君主的效忠誓约，如果他认为某国的法律损害天主教会的利益，他也可以宣布该项法律无效，禁止人们服从。

但是，14、15 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的英、法、西班牙等国在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级成长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为其特色，并且出现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德国虽然尚未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 它分裂成许多诸侯国，但是一些大诸侯国也都建立了君主制度，向集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天主教会就成为中央集权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把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的罗马教皇权在经历了“阿维农的囚禁”（在 1307—1378 年期间，教皇均为法国人，受法王控制，教廷被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和“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 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就在教皇权衰落的同时， 西欧各国开始摆脱教廷的控制，以实现教会的民族化。

1. 世纪中叶，英国颁布了教职选举规章和“王权侵害罪法”，前者规定英国教士的选举不受教皇干涉，概由本国解决，后者则禁止人们把司法案件从英国带到罗马教廷上诉，否则按侵害王权罪论处。法国在 15 世纪中叶颁布了“实利准许法”等法规，在任命教职、解决司法纠纷和征税三个问题上限制教皇的权力。1516 年法国国王同教皇缔结的“波伦亚协定”更明确地规定，国王有权任命本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教士征税，只允许教皇保留在法国征收年捐的权利。西班牙国王斐迪南（1479—1516 年）于 1482 年通过同教皇签订的一项协定，夺取了高级教职的任命权；接着又以法令规定本国教会的法规必须得到国王批准才能颁布和执行；同时宣布教士也要纳税， 剥夺了教会的免税特权。西欧国家为了彻底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建立完全独立的民族教会，必定会同罗马教廷展开更加深入的斗争。

教会的腐败、搜刮和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 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搜刮， 引起各阶级阶层的强烈不满，这是 16 世纪宗教改革爆发的直接原因。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它拥有大量地产，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中最大的一个，它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封建地租。教会又向广大居民征收什一税。此外还有其他的苛捐，如赦罪费、法庭诉讼费等等。更有甚者罗马教会还利用权势和宗教迷信肆意敲榨，例如出卖赎罪券。1476 年教皇颁布了一个法规，把购买赎罪券可以帮助已死的亲人拯救在炼狱里的灵魂定为信条，为出卖赎罪券这种欺诈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又如提倡崇拜圣物，使展览和出卖圣物成为一种勒索的手段；再如鬻卖神职，行贿受贿，这也是教廷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买卖圣职的现象在教会中始终存在，16 世纪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设官不是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

生财之道，教廷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据估计，1521 年有 2000 多个神职可以用金钱买到。

教会内部贿赂成风，教皇的选举与贿赂、争权夺利结成了不解之缘，几乎所有教皇都是靠贿赂枢机主教当选的。席克斯特四世（1471—1484 年在位）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后，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争夺权势和名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采用暗杀手段，以致弄得声名狼藉。继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 年在位）同样是通过贿赂登位的，在位期间，他靠出卖神职所积累的财富多达百万。罗马教皇大都任人唯亲，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各国教会的首脑，西欧各国教会的肥缺多半落到教皇的宠幸手里，这些宠幸主要是意大利人。一些意大利人被任命为西欧国家的主教、大主教，但是本人却继续住在罗马，享受教士俸禄，过着豪华的生活。

以教皇为首的高级教士收入越多、越富有，生活越奢侈腐化，荒淫无度。作为教士本应遵守独身的规定，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据说就有八个私生子。教皇作恶多端，各级教士竞相效尤，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瑞士教会的一个主教把他管辖下的一个修女院修女变为自己的情妇。巴黎圣母院的教士甚至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赌场。

总之，教会的欺诈和无耻的掠夺，负担最终落到了广大劳动群众身上， 他们看到教会获得的大量财富不是用于宗教目的，而是被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用在追逐尘世的享乐上，因而感到无比愤慨，教士的种种丑闻又使天主教会威信扫地，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城市市民也不满教会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而且因为天主教的许多清规戒律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世俗君主和贵族则觊觎教会的财产，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也站到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列里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即会掀起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浪潮。

1. 世纪一个枢机主教出于维护教会的目的，曾提出忠告：“种种恶行引起了人们对于一切教会神职人员的仇恨，如果不予以纠正，我担心世俗人将效法胡司的先例，攻击教士的所作所为⋯⋯”他预言如果德意志教会不立即加以改革，在波希米亚的异端被粉碎之后，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异端会很快地兴起。他接着说：“因为他们将认为教士们是不可救药的，不想改正他们的恶行。在他们对于我们的改革失望之际，他们就要攻击我们。⋯⋯剩下的一点点儿的对于神职人员的尊敬心理将一扫而光。他们将把这一切恶劣行为的责任加到罗马教廷身上，因为罗马教廷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它也未作出必要的改革。”著名学者胡登所写的一系列讽刺书信，嘲笑教士们的愚昧无知，不学无术，揭露罗马教廷掠夺德国财富的种种手段。也有人认识到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主教的整个体系，包括教会组织及其神学和实践。他们反对教会现存的臃肿庞大的机构，希望精简机构，反对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 希望代之以《福音书》为根据的、更为简朴的宗教仪式，反对教士干预个人的信仰，主张依靠个人的虔诚。

宗教改革运动之发生，也得力于文艺复兴。首先，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提供了攻击天主教会的炮弹。其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这些原始教义，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而迅速地在文化阶层中传播，结果人们发现当代天主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解释及天主教会的整套组织制度及仪式，与《福音书》中的记载大相悖谬。这就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反对天主教会及实行改革的有力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