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与衰落

穆军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 15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一度衰落，到

15 世纪中期，国力逐渐恢复。1451 年，穆罕默德二世即位，登位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夺取君士坦丁堡。1453 年，土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此成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或称斯塔姆布尔。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它的新纪元，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幅员广阔的大帝国。

攻占君士坦丁堡瓦解了欧洲反土联盟的政治中心，确保了土军从安纳托里亚进入欧洲的通道，把欧亚两部分领土连在一起。1459 年，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塞尔维亚，1463 年占领波斯尼亚，1465 年占领黑塞哥维纳，1479 年占领阿尔巴尼亚。接着，他占领了热那亚在黑海地区的殖民地和商业重镇卡发。在此以前，取得了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并于 1475 年把亚速夫和克里米亚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1481 年，穆罕默德二世病逝。

向亚非的扩张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继续扩张的同时，把扩张重

点转移到了亚洲和非洲。1503 年巴耶塞特二世（1481—1512 年）在同威尼斯签订的和约中，得到了杜拉佐·雷盘托和麦塞尼亚之后，草草收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帝国的东方受到了伊朗什叶派的挑战。谢里姆一世（1512— 1520 年）迫使巴耶塞特二世退位而登位后，即着手反对其东部邻国——伊朗的斗争。1514 年，谢里姆一世的 15 万远征军，经过千里跋涉，到达伊朗首都附近的卡尔狄朗河谷，只剩下几万人。以逸待劳的伊朗 8 万骑兵前来迎战，但他们没有步兵，也没有枪炮。土耳其的新军发挥了作用。他们选用大口径炮猛轰敌人阵地，随即用步枪进击，大败伊朗军队。伊朗国王易司马仪负伤逃走。土耳其军队进入大不里士，从这里将 700 名优秀的工匠掠回到君士坦丁堡。1515 年，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归属奥斯曼帝国。

雄心勃勃的谢里姆一世，计划扩张他在阿拉伯东方的势力，但是在这里，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国——埃及的马麦鲁克人国家，成为最大的障碍。早在 15 世纪，在马麦鲁克军阀集团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经济迅速衰落。统治者不关心生产的发展，漠视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他们不仅用沉重的捐税掠夺农民，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而且动辄没收富商财产，对商业课以高额关税。他们甚至对乞丐在街道和大路上拾来作燃料的牛粪也实行课税。16 世纪初，叙利亚人民对马麦鲁克军阀集团的愤怒已达到极限。因此，1516

年 6 月，当谢里姆一世的军队在叙利亚北部出现时，得到封建主的支持，也没有遇到人民的反抗。土军在同叙利亚的马麦鲁克军队在阿勒波的决战中，充分发挥了骑兵、炮兵和步兵的协调作用和大炮步枪的威力，使仅有刀、矛和弓箭的马麦鲁克骑兵遭到惨败。总司令、马麦鲁克素丹坎苏·古里企图用古老的手抄本可兰经①的诵读来弥补原始武器的不足，但他自己也来不及逃走而被马踩死。阿勒波战役成为叙利亚人起义的信号。大马士革的市民袭击马麦鲁克军阀的官邸。谢里姆一世凯旋入城后，许多市民成为土军掠夺的牺牲品。在巴勒斯坦，土军几乎没有进行战斗。陷于瓦解而从南巴勒斯坦撤退的马麦鲁克军队，遭到了贝都因部落的袭击。

1516 年 12 月，谢里姆一世从大马士革出发，次年 1 月初大败马麦鲁克军队后进入开罗。坎苏·古里的继承者素丹突曼贝试图组织抵抗，但没有成功。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埃及的贝都因人出卖，1517 年 4 月 13 日被绞杀于开罗。1518 年，谢里姆一世回到亚德里雅那堡时，在思考着西进计划。1520 年 9 月 2 日，他从伊斯坦布尔回到亚德里雅那堡的途中病死。谢里姆一世在

位 8 年期间，把奥斯曼帝国领土增加了一倍。使帝国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尤其是在同埃及作战时，他俘虏了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个哈里发穆塔瓦基勒。这个哈里发被关到伊斯坦布尔国家监狱后，将管理所有正统伊斯兰教徒的职权交给了谢里姆一世。从此谢里姆一世在讲道坛上祈祷时便自称哈里发。1517 年 8 月，他以哈里发的资格，接管了麦加克尔白天房的钥

① 阿拉伯文 Kur’ān 的音译，即《古兰经》。

匙。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成为哈里发，这对于帝国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宗教中心，是一个重大事件。

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和西阿拉伯建立起政权后，谢里姆一世就得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城之仆”的荣誉称号。不过帝国与埃及的关系是松散的。据第一位负责管理埃及财政的著名学者舍木斯·丁·卡马尔的估计，帝国从这个新占领地所得到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封建关系和封建制度方面，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战争中，支持马麦鲁克的叙利亚封建主，被剥夺了部分土地。在个别地区实行了军事采邑制。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特里波里、赛义德、哈利巴地区，分设 4 个总督。总督是素丹政权在本省的最高统治者，他通过拥有特权的当地阿拉伯封建主向居民征收捐税，捐税多为货币。素丹政府竭力削弱阿拉伯封建主的努力，利用宗教纠纷和政治竞争挑起他们之间的内讧。但是，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平原地区不同，黎巴嫩保持了半独立地位。1585 年，黎巴嫩的军队劫夺了由新军护送的商队以后，埃及总督的军队进入黎巴嫩，残酷洗劫当地居民。以后许多地方发生了起义，遭到了土耳其军队的镇压。

苏里曼一世的征战 1520 年，年仅 26 岁的苏里曼继位，1566 年去世。

他在位 46 年期间，正是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代。除了政治、文化的建树外，对外征战用去了他大部分时间。

苏里曼一世的征战，首要目标是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是奥斯曼帝国与中欧的交通孔道。它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是苏里曼一世所不能容忍的。他看到这时匈牙利封建集团正忙于内讧而忽略边疆的防守，于是在 1521 年出

兵 10 万，攻占贝尔格莱德，巩固了北部边疆。

苏里曼一世的第二个征战目标是罗得岛。该岛位于爱琴海东，靠近小亚细亚，是伊斯坦布尔至开罗的必经之地。1522 年，土耳其军队水陆并进，以10 万之众，猛攻罗得岛。岛上骑士团仅 600 人，加上普通士兵不过 6000 人。

但他们防守严密，顽强抵抗，被围 9 个月之后，才作了有条件的投降，即曼得岛归土耳其，保障所有撤退骑士的安全和自由，岛上的基督教徒居民免税5 年。罗得岛上的骑士们开始迁到克里特岛，最后移居荒凉的马耳他岛。由于他们的惨淡经营，加上以后贸易发达，马耳他又成为地中海上的要冲。

在欧洲的各国争执中，苏里曼同法国站在一边，反对匈牙利。1526 年应法国之邀，土耳其军队入侵匈牙利，第一次占领布达城，全城都被焚烧。1529 年 9 月，苏里曼支持瓦弗得·约翰·扎波里亚夺取匈牙利王位，第二次占领布达城。事后，他又进攻奥地利的维也纳，但由于供应不足，对方防守严密，于 10 月 15 日退兵。1532 年，他再次出兵匈牙利，目的在于攻陷维也纳，然

而竟被匈牙利小镇冈斯守军阻止 8 个月而不能前进。及至攻下该镇时，军队锐气已挫，被迫撤回伊斯坦布尔。1540 年，为了扩张领土，又占领布达城。1543 年，占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但是匈牙利人继续反抗。1566 年，苏里曼率师前往征讨匈牙利，但是死于军中。

在亚洲，苏里曼先后于 1534、1548、1553、1554 年屡次征战伊朗，把亚美尼亚大部、格鲁吉亚部分地区并入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包括巴格达在内，也都由伊朗并入土耳其版图。在非洲，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利亚亦被占领。这两地的占领，有赖于海军的力量。苏里曼继前几任素丹之后，起用希腊人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建设海军，于 1538 年普列维萨之役中大破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绰号叫巴尔巴罗萨（黄胡子）的赫伊尔丁是一个有名的海盗，被封为卡普丹帕夏（海上贝勒贝），同时兼任爱琴海上各岛总督。由于苏里曼有敏捷的政治手腕，笼络了许多海盗，每当他进行海战时，海盗们便成群结队地参加他的舰队。由于这批人难于驾驭，以至于在战争时期使奥斯曼帝国声名狼藉，而且在和平时期又不断引起外交麻烦。不过，土耳其的海军发展很快，海军中的新军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因而，它不仅在地中海拥有强大势力，而且在红海、波斯湾方面也很活跃，也门和亚丁先后成为它的海军基地。

社会经济制度 苏里曼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大帝”，土耳其人尊称他为“卡奴尼”（立法者）。在扩张领土方面他超过前辈，在内政方面，也改善并完成了他的祖先所建立的各种制度。

在土地制度方面，根据 1530 年苏里曼颁布的法典，确定了素丹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直接占有的土地称为“米尔”，是最肥沃的土地。他分封给皇族的俸田称为“哈斯”，占有者常为达官贵人，如大臣、大区头领和军法官等。他赏赐给伊斯兰寺院的供养田称为“瓦克夫”。供养田有一部分是私人转让和捐赠的。还有一种称之为“木尔克”的土地，它是可以买卖而不与国家服务相联系的私田。帝国在上述土地占有形式之外，广泛存在着独特的、保证军官薪俸的军事采邑制。有功的军人分别被授予“提马尔”或“扎米特”两种军功田封地。前者收入约在 3000—2 万艾克切，战时必须为

国家提供 2—4 个骑兵服役，或者 2—4 个水手在海军服役。后者收入约在 2

—10 万艾克切之间，受封人必须亲自服役，并带上自备粮食武器的 4—20 名士兵出征。各军事封地组成为旗（“山贾克”），旗由统领（“贝伊”或“贝格”）治理。贝格有权封授 6000 艾克切以下的小块封地。这就给贝格封授亲信的机会。1530 年苏里曼一世颁布的法典（“卡奴纳默”）中收回了这项特权，但并未能消除滥用职权的行为。统领之上的是“贝勒贝”（省督），最初只有两个，后来增加了许多。封建领主为增强实力而不得不注意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从而适应军事征战的需求。16 世纪末，全国已有 1 万个采邑，保证了帝国军队的兵源。法典规定了农民固定于国有和采邑土地上，不经领主允许不能离开。破产的农民不能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对城市经济发展起了不良影响。

苏里曼法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政权。素丹是军队和国家的最高主宰，是“主在人间的影子”，即伊斯兰教的哈里发。首相是素丹的代表，以主席资格主持由主要官员组成的大臣会议。为制约首相权力，设立了 6 人组成的“宫

相”。法律确定了新军组织制度，使之成为帝国军队的核心。他们虽只占军队 1/10，但由于经过特别训练，组织严密、纪律严格、装备精良，因而有效地抑制了军事采邑制封建主的分裂企图，加强了中央权力。此外，帝国政府对财政税收实行中央集权，设在安纳托里亚和鲁米利亚的财政官，负责核算中央政府的收支。

等级制是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特征。全国分为乌列马（宗教封建主）、阿斯凯里（军事封建主）、梯加里（商人与所有市民）和拉雅（农民）四个等级。乌列马作为伊斯兰教上层和阿斯凯里一起组成了以素丹为首的特权阶级。伊斯兰教会和宗教法官（卡迪）掌握着司法和文化事务。梯加里，特别是拉雅是无权者。他们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非伊斯兰教的人，还要缴“吉泽”（人头税）。等级制的永恒主题是封建主阶级的“纯正性”与“不可侵犯性”，以及政教合一。

米勒特制是奥斯曼帝国宗教宽容政策的表现。这是土耳其人从阿拉伯人那里继承下来并赋予新内容的宗教自治制度。主要内容是：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或氏族（即“米勒特”）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规定的税捐义务的基础上，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拥有专门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享受充分的内部自治权。它创始于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后，任命真纳狄奥为希腊正教大主教之时。苏里曼一世批准成立了希腊正教、犹太教、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教等米勒特。1536 年，苏里曼一世同法国法兰西斯一世签订的条约中，又形成了天主教的米勒特。这个米勒特的监管人是法国驻奥斯曼帝国的使节。这个制度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当 15 和 16 世纪西欧残酷迫害异教徒之际，奥斯曼帝国却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1590 年前后，仅伊斯坦布尔一地就有 2 万左右的犹太人。这个制度有助于多民族、多宗教的稳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

行会制度对城市经济和居民日常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它源于穆斯林手工艺人和商人的“阿希”组织，完善于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吸收拜占庭行会制诸多因素之后。在帝国全盛时期，首都行会分为 57 个行业，共组成 1000 多个行会。行会组织统一价格，对日用品实行专卖，回收旧币，严格规定原料、加工生产，并且组织对外贸易。素丹政府对行会实行监督。行会制度的内部自治，在一定程度上给手工业者带来了安全，它的闭塞性又限制了手工业者的主动性，并不利于商人的竞争性。但是，帝国的商业由于伊斯兰教的传统，特别是对东西方贸易陆路和海路的控制，在 15 和 16 世纪出现了黄金时代。被称为“东西方金桥”的伊斯坦布尔，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帝国的繁荣隐藏着危机。对商业的重税、长期征战和海盗活动，以及地区之间的隔离，阻碍了广大市场的形成。商道被用于封建掠夺的目标。这些，促使西欧国家寻找和发展通往东方的新航道。

文化的发展 奥斯曼帝国建立和全盛时期的文化，有许多独特之处，在许多领域都有卓越的表现。

土耳其人的历史著作在早期多模仿波斯人，而且大部分是不系统的传奇

或记载，因而从中很难了解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及最初几个世纪的情况。但是奥斯曼帝国以来的历史，却从土耳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有价值的记载。这些著作对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详细叙述，一般都是出自目击者，有些还是出自亲身参加的高级官员之手。第一部关于民族历史有条理的作者是巴塞特一世（1389—1402 年）时期的托钵僧阿默德·阿希克巴沙札德。16 世纪以后，帝国政府任命了正式史官写作历史。该世纪后期，出现了萨阿德·阿尔丁父子写的《历史之皇冠》的通史性著作。17 世纪中期的编年史学家克亚齐布·契列比（1609—1657 年）的著作《世界志》、《大事年代记》是有代表性的著作。他的《动物图书辞典》搜集了阿拉伯、土耳其、伊朗等中东作家的资料和著作目录。库乞拜伊的《对当今局势的控诉》具有丰富的关于 17 世纪土耳其封建社会矛盾的资料。

在地理学方面，皮利·赖伊斯绘制的大西洋地图和航海指南图是当时站在前沿的作品。前者是他任海军大将期间绘制并于 1515 年献给素丹的，后

者是 1529 年献给素丹的。这两幅地图都是很久以后才被发现的。哈只·赫勒法在 1648 年将《世界概览》献给素丹，1654—1655 年将麦卡脱和洪迪亚的《小地图集》译成土耳其文，1656 年出版了奥斯曼海上力量史著作。

在法学方面，穆罕默德二世的法典值得称道。这部法典分三部分：1453

—1456 年间颁布帝国臣民的义务和权利；1477—1478 年间颁布了帝国及统治阶级的组织结构；执政晚年颁布经济组织、财产和税收法规。但是，苏里曼法典在受益于拜占庭帝国法律学的同时，充分吸收了古典伊斯兰法，并以此为基础，以各民族传统法为辅，制定了世俗法，所以更值得称道。1530 年编订完成了奥斯曼帝国的最大法典——《群河总汇》。1532 年又整理完成了相当于宪法的完整的埃及法典。正是“立法者”苏里曼使帝国的法律系统化、制度化，标志着法学的发展。

土耳其的建筑颇有独特风貌。以“布鲁萨式”的绿色清真寺为代表的早期建筑，是一个长方形的没有装饰的圆柱大厅，5 个殿堂上都有一排 4 个圆顶。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改建该城索非亚教堂为清真寺，并以长达 100 多年的时间扩修大清真寺，开创了建筑的新时代。这种混合型的建筑都是内部有中央圆顶，4 个同样宽的半圆形屋顶之间的 4 个圆柱支撑着圆顶。从 6 排上下排列的窗户照射进来的光线使寺内通明。在周围有通廓环绕，尖塔耸立在寺上，使整个建筑显得堂皇肃穆，成为历代素丹统治权力的象征。许多清真寺旁附设图书馆，附近还建有经学院。素莱曼在伊斯坦布尔旧皇宫以北建造的富丽的清真寺，使阿亚索非亚清真寺黯然失色。它的设计师是著名的建筑家锡南（1489—1578 年）。锡南作为建筑总监，共建造了 75 座大清真寺、49 座小清真寺、49 所学校、7 所《可兰经》研究院、17 个公共施食站、3 所医院、7 座高架桥、7 座桥梁、27 所宫殿、18 个商队客栈、5 个金库、31 个澡堂和 18 个殡仪馆。他的惊人的精力和纯熟的技巧，标志着土耳其建筑艺术的高峰。

土耳其人特别善于运用诗歌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形式。13 世纪的诗人苏丹·维列德用土耳其语写成《塞尔柱诗歌》。在他之后，尤努斯·埃姆列（约在 13—14 世纪间）的乡土风物和农村田园的口头诗歌，开创了口头文学的时期。他的诗歌在帝国广为流传，而且被人们模仿。1404—1405 年间被作为异端在阿勒波被处决的胡鲁菲雅教派诗人的奈西米，用安那托里亚东部和阿塞拜疆的方言写诗。16 世纪时，巴格达的诗人福徂也使用了这些方言。一般认为，土耳其诗歌的创始人是阿里·阿什伊克（卒于 1522 年）。这位属于伊斯兰教托钵僧团苏非派成员的代表作《外国流浪者之书》，是哲理诗集。书中强调文化是宇宙的灵魂，人民是国家的灵魂。春天、爱情和悲伤，是涅札蒂（1460—1509 年）抒情诗的主题。穆罕默德·阿卜杜·巴基（1526—1599 年）被称为土耳其抒情诗之王。他的诗歌动听精炼，使肤浅的诗意不为人们察觉。17 世纪诗人维伊西（卒于 1628 年）和涅菲（卒于 1635 年）在讽刺诗集《对伊斯坦布尔的规劝》和《命运之箭》二书中，对封建贵族进行了大胆、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后者因此被穆拉德四世处以绞刑。同时代杰出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基·卡尔法（卒于 1658 年）在讣告中称涅菲是自己时代在讽刺诗领域内无与伦比的抒情诗人。

奥斯曼帝国文明的启蒙导师是塞尔柱人。它在行政、宗教、法律、教育等方面受益于阿拔斯王朝及其他古典伊斯兰文化。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拜占庭文化渗入了奥斯曼文明的机体。部分蒙古人的智慧融进了它的政治制度。《世界史概览》一书承认，“一直到伏尔泰时代，土耳其和中国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样，欧洲人只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眼光”。

科普利里家族的实际统治 苏里曼去世之后，奥斯曼帝国没有立即衰落。他的宰相索科利把帝国的余威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此后虽占领了塞浦路斯、突尼斯及伊朗的边境地区，甚至 1668 年还征服克里特岛，而这一切并不能挽救帝国走向衰落。帝国是跨三大洲地区、几十个民族和许多宗教的复合体，新军的专横蜕变，政府的腐败和宫廷的内讧，不断腐蚀着这个庞大的政治大厦。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素丹政权与封建主之间为划分领地的斗争，由于战争不再能扩大领土和带来大量战利品而尖锐化了。

17 世纪欧洲国家手工工场的商品输入，动摇着帝国的行会组织，而需要用金钱来购买这些商品的封建主，则提高租税，从而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许多地区发生了反抗运动。1656 年，80 高龄的穆罕默德·科普利里任宰相。1661 年他去世之前，他的儿子继任宰相。此后科普利里家族在半个世纪中世代相传地作宰相，以素丹的名义主管国家。科普利里家族认为，只有复活帝国原有军事实力和进行新的掠夺战争，才能巩固素丹政权、镇压反抗运动和制止国家解体。这一方针遭到不关心素丹政权的封建主们的反对，斗争经常表现为宫廷政变。17 和 18 世纪中，在位的 14 个素丹中有 6 个被推翻。

科普利里家族的宰相们无力解决土耳其封建制度的内部危机于是进行

了对东欧和俄国的征战：1663—1664 年对奥地利战争，1672 年对波兰战争， 1677—1678 年对俄战争，1683—1698 年对奥地利、波兰等联军战争。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土耳其军队惨败，宰相卡拉·穆斯塔法·科普利里没有他的前任宰相们那样幸运（例如 1663—1664 年从威尼斯手中夺取克里特岛），而被震怒的素丹斩首。1699 年奥斯曼帝国在卡罗维兹和会上同奥地利、波兰、威尼斯签订了和约，同俄国签订了休战协定。根据和约，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德兰斯瓦尼亚直到特梅斯瓦尔的地区、几乎整个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大部划归奥地利；将卡曼尼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划归波兰；将摩里亚、达尔马提亚划归威尼斯。1711 年，亚速又被俄国占领。卡罗维兹和约是奥斯曼帝国在一场胜负分明的战争中第一次作为战败国一方而签订的一项和约，它被迫把长期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异教敌人。和约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已从对欧洲的进攻转为防御。

奥斯曼帝国在向欧洲大陆扩张方面遭到的失败固然意义重大但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帝国的走向衰落就更加明显。从 17 世纪起，由于荷兰和英国侵入亚洲，由于世界贸易转向公海，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大部分对外贸易，东地中海几乎变成了一汪死水。

伊斯坦布尔的起义 17 世纪后半期和 18 世纪前半期，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掠夺政策加重了农民和工商业者的赋税负担。素丹集团驱使成千上万民工修建豪华宫殿与别墅的劳民伤财行为，引起了首都人民的愤怒。土耳其在1730 年 1 月对伊朗战争的失利，使首都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素丹宣布中止正在修建的宫殿，下令拆毁未完成的建筑物。但这些措施并未能阻止起义的爆发。

1730 年 9 月 17 日，3000 名新军和市民在艾特·美丹广场集会，要求审判宰相及其他高级官员。领导者是当过水手的商人巴特罗纳·哈利尔。第二天，起义者已达到 1 万多人。艾哈迈德三世为保全性命，下令处死宰相伊布拉金·帕沙及其他官员，将尸体交给起义者。10 月 10 日，在起义者坚决要求下，艾哈迈德三世让位给他的侄子麦哈穆德一世。11 月 14 日，新素丹以邀请起义领袖巴特罗纳·哈利尔及其助手参加军事会议为名，随即杀害了他们。这一天就有 400 多名起义者被害。接着又把起义期间所有名列新军籍的人遣散回乡。

1731 年 2 月，素丹只对服役多年的新军发饷。3 月 13 日，300 名反对这个措施的新军在艾特·美丹广场集会抗议。政府派兵镇压，起义者进入军营，进行抵抗。4 月底，起义被镇压下去。8 月，新的反素丹密谋被破获，300 人遭到杀害。但是，直到 1732 年，首都才恢复秩序。在两年的残酷镇压过程

中，有 5 万人被杀。

这次起义是帝国大厦动摇的迹象之一。

对俄战争的失败 俄国是 18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新劲敌。俄国的大举南下，对帝国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险。1711 年，土耳其军队打败俄军后，订

立了有利于土耳其的普鲁斯和约。此后俄国经 20 多年的外交和军事准备，

在 1736 年打败了土耳其军队。俄国要求把黑海一带，从高加索到多瑙河河域割让给俄国；承认摩尔达维亚等地独立并归俄国保护；俄国舰队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由于法国的干预，俄国的希望告吹，但它的南下政策却因此而加紧准备。同时，为酬答法国的帮助，奥斯曼帝国同法国订立条约，给予法国治外法权、特惠通商原有特权之外，又加上通过帝国领土经商、保护法国水手、手工业者和教士的特权。

1763 年欧洲诸国七年战争结束后，俄国立即开始实施西侵波兰、南略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方针。1772 年俄联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波兰，随即挑动奥斯曼帝国的门的内哥罗、佐治亚等地分离和越境逮捕逃亡的波兰人，破坏土耳其的中立。1769 年，俄国军队首先进攻摩尔达维亚。这次俄土战争到 1774 年结束。长期的军事落后使土耳其军队在陆路和海上都遭到了惨败。同年订立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俄国夺得了黑海要塞刻赤、耶尼卡拉和金布仑，夺得了高加索的大小卡巴拉，俄国舰队可以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克里木和库班独立，给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居民以大赦，并把法国和英国的特惠权也赋予俄国。俄国有权在伊斯坦布尔建立和保护东正教教堂。这个条约涉及军事、政治、外交、商业、宗教各方面，是自彼得一世以来，俄国从奥斯曼帝国夺得最多的战果。

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签订以后，俄国步步南逼。1783 年，俄国征服了鞑靼人，结束了克里木的独立。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对条约自行解释，认为土耳其同克里木仅为宗教关系，并于 1787 年通牒威胁土耳其放弃摩尔达维亚、佐治亚等地的统治权，并把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这样，1786—1791 年俄土又发生战争。土耳其军队再次失败。俄国夺取奥查科夫要塞，并与克里木合并。

在 18 世纪，奥斯曼帝国版图日益缩减，国力不断削弱，而俄国的南进政策已渐见成效，在黑海的地位已经巩固。从进攻地位完全退入防御地位的奥斯曼帝国，似乎只有在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对立中才能够存在，这样就产生了 19—20 世纪的东方问题。

军事采邑制的破坏 18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封建土地所有形态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军事封建采邑制的破坏。无条件的和世袭的土地所有制，越来越取代了有条件的和终身的军事采邑土地所有制。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明显地表现为采邑领主土地所有制的衰落。17—18 世纪时，从大采邑领主、军官及素丹亲信者中间，分化出一个显贵（“亚赞”）阶层。这些人在首都和各省城周围，夺取了许多采邑，有的达到 40—50 个采邑。此外，素丹还分封给显贵们大块封地。在形式上显贵们的许多封地算作素丹的土地，实际上显贵们已把封地变作私有财产了。这些新土地所有者把农民变为分成制农民和无地雇农，使他们失去了世代相传的份地。采邑领主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使大多数领主对素丹政府已不负有义务，而对各省有

更多依赖。这就造成本来不是由经济、文化、语言和历史联系起来，而是靠军事征战形成大帝国的固有离心倾向，大大地加强了。

农民经济的衰落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根本原因。当欧洲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帝国的农业、工业和运输业继续停留在远古时期祖传的水平上。农民用原始工具和生产方法经营土地，收成一部分用于原始农具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另一部分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为封建剥削者所夺取和消耗。租税承包人的权力越来越大，而贪婪程度随着他们地位的固定而增长。他们和地主勾结起来，成为新的土地贵族，并只对眼前的租税感兴趣而不关心小农福利与土地保养。这些人苛刻的、无节制的征税，导致农耕的衰退和小农的破产。封建主的挥霍享受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增长而更加肆无忌惮。为了得到英国与荷兰的毛呢、俄国的毛皮、威尼斯的玻璃、印度的香料与宝石，他们用小麦、棉花、羊等农牧产品付偿。为获取大量农产品，他们对农民进行灾难性的掠夺。当时农村存在着连环保制度：如果一家农户死亡，就让邻居承担它的义务如果整村农民都逃亡了，就征收邻村的租税。结果，许多农村耕地荒芜，成为“死地”。18 世纪末，“死地”竟占全国可耕地总面积一半以上。

在农业衰落的同时，商业和工业也在走下坡路。帝国的富商只是作为二等公民而存在，政治上受到限制。在这里，发财致富的不是来源于经济，而是来源于政治或财政，即靠做官得来的。这些人对投资开发并不热心，按当时流行的说法，钱不是花光完事，便是被死死积蓄在家里。工业中同业公会的消极作用已充分暴露出来，特别是安于现状和忌讳冒尖的传统，无法同欧洲的工业品相竞争。

文化的衰落 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帝国的精神状态也显示出危机。奥斯曼人是古典伊斯兰文明的继承者和革新者，他们在继承这种文明的同时，把缺乏接受文化的能力也继承下来。伊斯兰文明在其创建及繁荣时期，曾经向希腊化的东方、伊朗、中国、印度开放，而并未面向西方。这在当时西方落后的条件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中世纪末期这种做法已经过时。奥斯曼人却继承了这种过时的传统，而且由于军事征战中连连打败欧洲对手而加强了这种传统。军事征战也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手段之一，各种知识、技术仍可通过人员、行业、工匠进行交流。但缺乏接受文化的能力、学习愿望以及轻视工业、贸易和重视政治、军事、宗教、农业的传统，妨碍了奥斯曼文化的发展。

奥斯曼帝国是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兼而有之的军事帝国。在帝国军事威力貌似强大的社会现象后面，隐藏着伊斯兰各族人民对自己文化完美性的无比和永远优越感的深层社会心理。一旦军事征战惨败，改变和摆脱过程又那样艰难。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由于旧的传统丧失了，新的创造力量还未出现，奥斯曼文化生活和智育活动陷于痛苦之中。全盛时期素丹和宰相们的那种爱好和从事文学创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简朴的民间艺术和

民间诗歌、通俗体裁的尝试，虽然依旧流行，但并未突破伊朗古典作品的影响。诗人们创作的主题，是对社会弊端的抨击和辛酸的悲叹，他们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人民对前途的失望。追求华丽词藻、矫揉造作，成为散文的一代风气。

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埃弗利亚·舍里比的《旅行家见闻录》。这位出身军人世家、长期从事戎马生活的作家，在和平时期遍游帝国各地。他的游记反映了对寓言和奇迹的偏好，其价值在于提供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丰富社会生活史料，被认为是帝国文学和伊斯兰文化史上前所未有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