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二次内战和共和国的建立

第二次内战和王党的失败 1648 年春，王党分子在南威尔士、肯特和艾赛克斯等地发动叛乱，开始了第二次内战。在英格兰北部，8 月间由汉密尔顿公爵率领的苏格兰军队攻入英国边境，同那里的王党分子共同行动。但恢复了团结的议会军奋勇战斗，各地的中、下层人民主动积极打击王党分子。在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军队，7 月间已将南威尔士的王党叛乱敉平；8 月在普雷斯顿的三天战斗中，克伦威尔切断了汉密尔顿公爵率领的苏格兰军队同苏格兰的联系，并予以彻底歼灭。8 月 31 日，王党在东南方的最后根据地科尔切斯特投降，第二次内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以王党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普莱德清洗 第二次内战期间，虽然军队里的士兵群众和一部分军官对

查理一世为首的王党挑起内战、企图复辟的行为十分愤慨，但议会里面的长老派仍然企图同国王谈判，使国王在接受他们的条件后复位。议会的这种活动更引起军队士兵和社会中、下层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审判国王，把国王作为内战祸首来惩处。军队在前线消灭了王党的叛乱后，回军途中，军官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军队抗议书”，谴责议会里一些议员们同国王谈判的行为，要求将议会解散，成立审判国王的法庭，废除君主制等。但议会对此不加理会，11 月 15 日通过决议，准备接受查理一世的要求，准许他回到伦敦。于是军队决定在 12 月 2 日第二次进军伦敦，同时派人到怀特岛将查理一世押解到赫斯特城堡，以断绝议会同国王的来往。这时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平等派的威望大增，但军队里高级军官与平等派鼓动员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12 月初艾尔顿等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领导人在白厅进行了一次辩论，即“白厅辩论”，双方在宪法基本原则、宗教宽容等问题上，仍然分岐很大。

军队进入伦敦后，下院的许多议员仍坚持继续同国王谈判的立场，并于12 月 5 日以 129 票对 83 票通过了同国王谈判的决议。军队对此当然不能容忍。12 月 6 日，普莱德上校和雷累勋爵率军队占领了议会的各个出入口。普莱德手中拿了一份议员的名单，宣布那些不准进入议会的议员的名字，次日继续进行清洗，约有 110 名议员被从议会清洗了出去。另有大约 200 个议员

自愿退出议会（这部分议员，在 1649 年 2 月以后，约有 100 人回到议会），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普莱德清洗”。此后议会里剩下的议员大约有 200 人左右，被称为“残余议会”。在残余议会里，长老派大势已去，独立派占据

统治地位。

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普莱德清洗”之后，议会继续讨论审判国王的问题。12 月 28 日，“残余议会”通过了把查理一世作为背叛国家、内战祸首、破坏法律和英国人民自由的罪犯进行审判的决议。然而，根据当时的规定，法律在经过下院通过之后，须经上院同意才能生效。此时上院只剩下16 个议员，他们一致否决了关于审判国王的议案。在此情况下，下院在 1649

年 1 月 4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国家的任何法律的最高源泉都是人民，因而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应成为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下院的决议可不经上院和国王的批准而生效。随后下院又于 1 月 6 日通过了成立审判国王的最高法

庭。这个特别最高法庭由 135 人组成，其中包括议会议员、法学家、高级军官、伦敦市议会的议员等，庭长为法学家布拉德绍。

布拉德绍在 1 月 20 日审判开始时历数国王的罪状，他指出：国王本来应该根据法律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但查理一世却企图攫取无限的权力，对人民施行暴政，挑起内战，对英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但是有些最高法庭的成员不赞成审判国王，更不赞成判国王以死刑。在群众的坚决要求下，1 月 30 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前被斩首，判决书上写明他的罪状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

2 月至 3 月间，下院正式通过废除国王政权和上议院的决议，并且颁布

了相应的法律。此时，英国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没有国王的共和国了。到了 5

月 19 日，议会又通过了一个正式的文件，宣布英国为共和国。文件说：“英国的人民和所有隶属于它的领土和地区上的人民，都是并将由此构成、缔造、建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共和国和自由邦，都将由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和他们所任命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所统治，而不需要任何国王和贵族院”。同时，根据 2 月份议会的决议，成立了一个由 41 人组成

的国务会议。国务会议的成员中，大部分都是独立派的领导人，其中 31 人为议会议员，所以在英吉利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和立法机关中，掌权的实际上都是独立派资产阶级和新贵族。

1649 年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英国革命发展的顶峰。从 1640 年

革命开始，到 1649 年共和国建立，其间经过两次内战和激烈的政治斗争，革命得以不断向前发展，而在革命发展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城乡广大的中、下层人民和军队中受平等派领导的士兵群众。然而，革命的民主改造的进程，并未由于共和国的建立而继续下去。相反，共和国建立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掌握了政权，他们镇压民主进步力量，使革命从此走上了回头路。

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内局势 经过了两次内战和长期的社会动荡之后建立起来的英吉利共和国，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局面，但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领导人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反而继续增加赋税，这就使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在共和国成立

之前，已经逐渐在政治上觉醒起来的广大群众，感到共和国领导实施的一些政策并未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而继续展开斗争，以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这主要表现在平等派的更加积极、广泛的活动上。

1649 年 2 月底，平等派领导人李尔本发表了小册子《揭露英国的新枷锁》，对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激烈的抨击，要求限制议会的权力，保证人民享有最高主权，实行言论、出版自由，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实际的经济要求，如取消什一税、消费税，取消垄断专利公司等，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到了 3 月底，李尔本又发表了《揭露英国的新枷锁》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一些“贵人”（指高级军官）和议会里一些议员，谴责他们口口声声要为人民谋福利，实际上都是在争权夺利。

议会的领导人看到李尔本的小册子后，立即对之进行迫害，将李尔本和与他共同执笔的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等一起逮捕，囚禁于伦敦塔监狱中。

李尔本等人被囚禁后毫不屈服，于 4 月 14 日在监狱里发表宣言，为平

等派的事业辩护，又于 5 月 1 日共同起草发表了第三个文本的“人民公约”。

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将现存的议会在 1649 年 8 月之前解散，以后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停止征收消费税和什一税，改为征收所得税。从这些内容来看，它是共和国成立之前，平等派从 1647 年秋天同独立派激烈斗争以来一贯为之奋斗的思想的继续。

平等派起义 象往常一样，平等派的影响在军队士兵中最为强烈。士兵对共和国当权者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在士兵群情汹汹的情况下，害怕士兵发生骚乱，就以爱尔兰发生天主教徒叛乱为借口，把一部分军队派去征讨爱尔兰，另外的一些军队则被调往别的地区，离开了伦敦。调令下达之后，士兵们意识到这是高级军官打击士兵群众的阴谋，表示不服。4 月间，在部分士兵中发生了骚动。4 月 23 日，总司令费尔法克斯命令把一个反抗情绪甚为强烈的骑兵团调出伦敦，但士兵拒不奉命。次日，费尔法克斯再度下令，并以将严惩不服从者相威胁，但士兵仍不为所动。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于是下令将为首的 15 名士兵逮捕，送到白

厅进行军事审判，判处其中 6 人死刑。但后来，克伦威尔害怕此举将引起军

队的更大骚动，遂将其中 5 人赦免，仅将一名士兵洛克叶枪决。

除伦敦外，在全国其他城市、农村以及其他团队的士兵中间，在 1649 年春不断发生反政府的事件。5 月 1 日，平等派的新文本“人民公约”发表之后，在伦敦和其他地区都得到士兵和一般群众的热烈响应。这时平等派的领导人李尔本、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等人仍被囚禁在伦敦塔监狱中，伦敦市民成群结队前往议会并将之包围，要求释放李尔本等人。同时，伦敦的市民和艾赛克斯的人民还不断向议会递送请愿书，对议会不但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反而对人民进行迫害的行为表示愤慨。

自士兵洛克叶被枪杀后，军队里许多团队都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在牛津郡、怀特郡、白金汉郡，都发生了部队拒绝服从上级军官命令，

不肯开赴爱尔兰的起义事件。起义原来是分散、自发进行的，但后来各起义部队之间建立了联系，各团队约定一齐向牛津郡的班伯里集中。会合起来的各团队的起义，由平等派士兵威廉·陶普逊统一指挥。然而，原定的会合计划因组织不善而未能实现。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听到士兵起义的消息后，立刻率领大批部队赶来。起义的团队准备不及，仓猝应战，结果在布尔福特被克伦威尔的军队击溃，400 人被俘，其中 3 人被就地枪决。起义的领导者、平等派士兵陶普逊也在 5 月 17 日的战斗中牺牲。

5 月 25 日，当克伦威尔等率军以凯旋的姿态回到伦敦时，伦敦的富豪和

上层社会人士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议会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决定在 6

月 7 日举行一次感恩祈祷和庆功宴会。这一天伦敦的富豪们纵情欢乐，狂欢豪饮。伦敦城区的大资产阶级还特地亲自到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的家中，向他们赠送黄金制成的贵重器皿。这些人物中许多都是过去的长老派。他们原来是独立派克伦威尔等人的敌人，现在为了镇压平等派而重新走到一起来了。平等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平等派对 1646 年到 1649 年之间的英国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

1646 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到 1649 年共和国的建立，革命的不断发展前进，主要都是由平等派所代表的社会中、下层人民所推动的。1649 年英吉利共和国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民主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们。当平等派被镇压下去以后，李尔本在那个惨痛的日子里，仍充满自豪和信心地写道：“不论以后我们会怎样，我们坚信，后代的人将会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得到好处。” 1685 年，一个以前的平等派理查德·伦勃德，当他参预了一个反政府事件被捕并被送到断头台时，他再一次用坚定的口气表达了平等派的信念：“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就是被上帝所选中去骑在别人头上；因为没有任何人生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在自己身上背了一付马鞍；没有任何人可以鞭打他，役使他！”这段话，凝结了平等派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思想，同时也是留给后世的遗言。

平等派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 世纪末，当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激化之时，平等派的思想再度成为鼓舞民主派人士进行战斗的武器，“伦敦通讯会社”把平等派的小册子拿来重新印发。当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和 20

世纪俄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的思想和言论曾多次被引用。特别是当 19 世纪中叶英国发生宪章运动的时候，平等派为之不懈奋斗的思想，又一次被用更明确、有力的方式提了出来。

掘土派运动 当平等派于 1649 年春在英国各地积极开展活动并进行起义的时候，另一股代表城乡最下层群众利益和愿望的运动，也在伦敦附近展开。这就是自称为“真正平等派”的掘土派运动。掘土派运动开始于 1649

年 4 月，这时在温斯坦莱和艾维拉德领导下，约有二三十人集合在伦敦附近萨里郡的圣·乔治山上，占领了那里的公有地和荒地，进行集体开垦、耕种，并号召其余的人都来参加他们的队伍。他们的号召在肯特郡、白金汉郡、北

安普顿郡等地得到广泛响应，人数迅速增加。这引起了当地地主和政府的惊慌，地主组织武装破坏了他们的垦殖区，政府也派军队前来强制将他们赶走。到了 1650 年春天，他们的垦殖活动即告停止，掘土派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

掘土派的思想在温斯坦莱的著作中流传了下来。温斯坦莱是兰开夏人，曾在伦敦当过布商，后来破产当了雇工。他在《自由法典》等著作中，阐述了掘土派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制；贫富悬殊，专制暴政及战争杀伐等罪恶的根源都是土地私有制。在英国，古代时期，土地本来是公有的，但自从诺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将他侵占的土地分给他的随从归为私有，从而使英国人民变成了无地的农奴。现在封建王党在内战中被击败，应该把原来属于人民的土地归还给人民，由人民共同所有、共同耕种。温斯坦莱认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土地属于公共所有，人民都组织在公社里，“共同劳动，共同吃饭”。但是他不主张用暴力去实现这一理想。他有时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有时又诉诸于人类的理智。

掘土派同时还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整个来说，掘土派运动反映了英国当时社会最贫穷的阶层的人民的思想和愿望。不过，当时的英国刚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掘土派的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要求，不但引起贵族资产阶级的敌视，而且在社会的中、下层人民中，大多数人对此也无法理解和接受。难怪平等派曾表示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温斯坦莱的思想可能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影响，而他的思想后来又对激进主义者威廉·葛德文等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温斯坦莱的思想是整个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在镇压了平等派和掘土派后，实际上就把他们在革命中所依赖的基础消灭掉了。共和国也丧失了它的社会阶级支柱。这时，克伦威尔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以防止中、下层人民的反抗，就重新与过去的敌人即右翼长老派相联合。随后，克伦威尔又发动了征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原来作为革命工具的军队，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以后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制度的支柱。爱尔兰早在 1641 年 10 月就开始了反英起义，起义是在天主教旗帜下进

行的。1649 年，克伦威尔在镇压平等派运动后，决定远征爱尔兰。8 月，克伦威尔率军在都柏林登陆，9 月攻占了都柏林北部的港口德罗赫达，将 2500

名守军及全城和平居民，包括老弱妇孺全部屠杀，接着又在 10 月占领了威克斯福德，再次进行血腥的屠杀。这两次血洗屠城事件，后来在爱尔兰人民中长久留下恐怖的回忆。

克伦威尔把爱尔兰沿海一带城市完全占领后，就把继续征服爱尔兰的任务交给他的部下，自己又率军去征讨苏格兰。这时，查理一世的长子查理·斯图亚特，即后来的查理二世，已同苏格兰的长老派集团订立协议，把苏格兰

作为他反攻英国、进行复辟的基地。但苏格兰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这就使克伦威尔能够轻易地将他们的军队击败。1650 年 9 月 3 日，克伦威尔率领的

3000 名英军在顿巴尔将 11000 人的苏格兰军队彻底击败。到 1651 年春，查理·斯图亚特又在苏格兰组织了一支新的军队，并攻入了英国境内。克伦威尔当时正在苏格兰指挥作战，闻讯即挥师南下进行追击。1651 年 9 月 3 日，在顿巴尔战役整整一年之后，在伍斯特把查理·斯图亚特的军队击溃。

这样，克伦威尔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征讨均以胜利而结束。以后，爱尔兰的土地被英国占领军没收，大部都落入英国高级军官之手。克伦威尔等人都成了爱尔兰的大土地所有者。本来还给英军士兵一种债券，作为以后领取土地之用。但许多士兵因缺乏现款，将债券折价出售，债券也落入军官之手。虽然如此，士兵们由于得到债券，逐渐变质，失去了原来的革命精神。至于苏格兰，在克伦威尔击溃苏格兰军队之后，1654 年下令将苏格兰合并于英国，苏格兰的议会被取消，另在英国议会里给苏格兰代表 30 个席位。

英荷战争 英吉利共和国的当权者，在巩固了政权并在征讨爱尔兰、苏格兰取得胜利之后，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取得的成就，而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力争在海上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时，在英国向海外商业扩张的道路上，主要的敌人是荷兰。荷兰的航运业十分发达，荷兰商人甚至垄断了对英国海外殖民地的贸易，从中获利甚厚。英吉利共和国的领导者，为了同荷兰争夺海上贸易的优势，于 1651 年颁布了一个“航海条例”。条例规定：凡从欧洲运到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原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送；凡是从亚洲、非洲、美洲运送到英国、爱尔兰以及英国各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英国有关殖民地的船只运送；英国各港口的渔业进出口以及英国国境沿海的商业，应完全由英国船只运送。“航海条例”颁布之后，荷兰的海上航运业受到了很大打击。荷兰要求英国废除它，遭到英国拒绝，双方在1652 年开始了战争。在布莱克领导下的英国海军，击败了荷兰的舰队。1654

年 4 月荷兰不得不与英国订立威斯敏斯特条约，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的海上贸易优势地位得以确立。

克伦威尔护国公制的建立 当国内外的敌人都被镇压或打倒之后，克伦威尔的权势进一步增长。然而，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仍未肃清。平等派的思想仍以隐蔽的宗教形式继续在暗中宣传。即使在议会里，“普莱德清洗”之后，长老派议员虽然已被驱逐出去，独立派议员在“残余议会”里占了多数，但仍有少数激进的议员不甘驯服，有时发表各种指责克伦威尔政策的言论。总之，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三四年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尽管在军事、政治上取得不少胜利，然而国内矛盾仍然错综复杂。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克伦威尔等人感到有必要集中权力，用强力消灭不满和分裂因素。于是，在 1653 年 4 月，克伦威尔将不很驯服的“残余议会”解散；

另外在 7 月 4 号召开了一个“小议会”（又称“贝尔朋议会”，得名于议会中一个有名的议员贝尔朋）。克伦威尔原希望“小议会”能成为他的驯服工

具，但一些激进派议员仍不断提出社会经济改革要求，并要求对穷人进行救济，释放因欠债而遭囚禁的人等。克伦威尔和一些高级军官对之施加压力，并利用议员中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矛盾，由一部分温和派议员在 1653 年 12 月

12 日提议“自动退职”；“小议会”就这样在召开以后几个月解散了。

随后，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官会议拟订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施政文件”，根据这个文件，成立护国公制度。12 月 16 日宣布克伦威尔为终身护国公。护国公制的实质是军事专政。形式上护国公的权力受到国务会议的限制，但“施政文件”规定，当国务会议的委员缺额而需要补充人员时，护国公有决定人选之权；同时还规定，议会的法案必须经过护国公的批准才能生效。所以护国公的权力实际上超过了议会和国务会议。在护国公制下面，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在护国公一人手里，而担任护国公的克伦威尔又是军队的总司令，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它和君主制实际上并无区别。护国公的主要职能无非是防止并镇压中、下层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同时也起着防范刚刚被推翻的封建王党分子的阴谋叛乱的作用。

本来，根据“施政文件”，在护国公制度下，立法权应由护国公和一院制的议会共同行使。但是在 1654 年 9 月所召集的第一届议会开会时，有些议员提出要求审查“施政文件”的有关规定，以便限制护国公的权力。克伦威尔大怒，声称议会无权规定护国公究竟应享哪些权力，随后便将这届议会解散。1655 年 3 月，发生了一次保王党人叛乱，克伦威尔在镇压了这次叛乱之后，以防止王党叛乱为借口，加强统治，将全国划分为 11 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个总督领导，民政权和军权全都集中在总督手里。

护国公制作为一种军事专制制度，实质上和君主制已无多大差别，但议会里有些议员对此仍不满足，要求恢复公开的君主制。1657 年 5 月 25 日，他们向克伦威尔呈上一份“劝进表”，正式建议恢复国王的职位和上院，由克伦威尔担任国王，并由他来直接任命议会里的议员。由于高级军官对这一建议表示反对，克伦威尔未敢贸然接受国王的称号，但对建议中的其他内容却表示同意。1658 年克伦威尔解散刚刚召集起来的议会，实行个人专断独裁。但在这年 9 月 3 日，他因患疟疾不治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