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雅各宾派专政

雅各宾政府的土地法·1793 年的宪法 随着吉伦特派的倒台，国民公会完全处在雅各宾派领导之下。他们面临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首先，反法同盟的军队在继续进攻。迪穆里埃叛逃后，法军又出现混乱状况，不断败退。其次，旺代的叛乱军已控制了该郡，并向外进攻，威胁南特。最后，被推翻的吉伦特派代表都被软禁家中，并未关进监狱。于是有一些人逃离首都，包括佩迪翁、巴巴卢、卢韦、比佐等。他们聚集在卡尔瓦多斯郡首府冈城，掀起了叛乱。夏洛特·科黛就是从冈城出发来到巴黎，于 7 月 13 日刺死马拉。在里昂、马赛、波尔多和布列塔尼郡等地，都发生了叛乱。这就是吉伦特派煽起的联邦派叛乱，口号是反对巴黎独裁。总之，共和国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

新建立的雅各宾派政权迅速采取了一些措施。国民公会在 6 月 3 日就颁布法令，宣布将逃亡贵族的地产分小块出售，地价 10 年付清。11 日又规定，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可按人口分配给居民，而是否分配，由各公社自行决定。7 月 17 日颁布的土地法令最为重要。它发展了吉伦特派关于地主必须出

具原始契券才能继续享有封建权利的规定，宣布无条件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这就使全部永佃田成了农民的私产。上述土地法令对争取农民支持雅各宾派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为表明自己的纲领和对付各郡的叛乱，国民公会加紧制定新宪法，用以取代君主立宪制宪法。在埃罗·德·塞舍尔主持下，包括圣茹斯特、库通在内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仅用一周时间就提出了草案。国民公会经过 10 天的

讨论和修改，于 6 月 24 日通过。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基本上体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是雅各宾派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的总纲领。宪法前言是罗伯斯比尔主持制定的新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比 1789 年通过的宣言更突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宣言为公民规定了各种自由权利，在最后一条中宣布，当政府侵犯人民自由权利时，人民有起义权。宪法规定，法兰西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立法权由普选产生的立法议会（一院制）掌握，行政权属于对议会负责的行政会议（即内阁），司法权由高等法院行使，法官选举产生。这部宪法称为共和元年宪法或 1793 年宪法。由于当时激烈的斗争环境，在罗伯斯比尔坚持下，宪法没有实行。但是，它对于调整巴黎与各郡的关系和反驳吉伦特派的宣传仍然起了积极作用。

恐怖统治 为稳定经济，国民公会于 7 月 17 日下令关闭了交易所，27 日又颁布了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对违犯者处以死刑。这些措施将打击投机商的活动法律化了。

雅各宾派在政治上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是改组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在4 月份成立时，共有委员 9 人，5 月 30 日扩大到 14 人，6 月又有 3 次变更。它的实际领导人是丹东，重要成员有巴雷尔、康邦、兰代、圣茹斯特、库通等。在推翻吉伦特派和平息叛乱的斗争中，委员会表现得不够有力，受到了马拉、疯人派的猛烈抨击。7 月 10 日，国民公会对救国委员会进行了改选。康邦、戴尔马、拉梅尔、德拉克罗瓦等行动不力的委员落选，丹东则自动退出了委员会。改选后的委员会由 9 人组成。27 日罗伯斯比尔入选委员会，接替了加斯帕兰，使这个机构的作用大为加强。28 日它被授予逮捕反革命被告人和嫌疑犯的权力。鉴于当时的形势，被恩格斯誉为“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

①的丹东，深感必须加强权力的集中。他于 8 月 1 日在国民公会提出，革命中“必须有一个权力中心”，应该“将救国委员会提升为临时政府，各部部长降为这个政府的首席官员”。当时国民公会虽然没有采纳建立“临时政府” 的意见，但是在 8 月 2 日仍然作出了加强救国委员会权力的决定，规定给救国委员会双倍经费，保持其成员的稳定性。它实际上已开始具有临时政府的作用。

雅各宾派政权还积极组织抵御外敌，于 8 月 23 日发布了全民皆兵法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86 页。

宣布：“从现在起直到敌人被赶出共和国领土为止，法国人民始终有应征入伍的义务”。

雅各宾派执政后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很必要的，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它们仅限于继续打击国内外封建势力和宣布将以民主原则改造国家，却没有满足广大群众关于全面限制物价的要求。他们仍然坚持经济自由原则，在宪法前面的新《人权宣言》中确认了财产权与经营权绝对自由的原则，而且镇压要求限价的群众，逮捕疯人派领导人。事实上，物价还在继续上涨， 5 月 4 日的谷物限价法令也未认真推行。因此，要求限价的群众运动一直还

在进行。宪法刚刚通过，雅克·卢就在 6 月 25 日将自己所写《现今法兰西灾难的缘由》一文作为请愿书送交国民公会。上面写道：“当一个阶级可以不受惩罚地使另一个阶级挨饿时，自由就是虚幻的。当富人可以利用囤积垄断操纵其同胞的生死大权时，平等也是虚幻的。当反革命日益操纵物价而 3/4 的公民无力购买时，共和国同样是虚幻的”。随后，巴黎发生了洗衣妇截留塞纳河上肥皂运输船，强制低价抢购，事后又向国民公会请愿的事件，在首都重新掀起了限价斗争。雅各宾派的政策远未能将群众联合到自己周围。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雅各宾派无法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从 7 月下旬起，前线局势急剧恶化，英、荷、汉诺威的军队在北部，普、奥军队在东部，西班牙、撒丁等国的军队在南部，都攻入了法国领土，西部海岸又被英国海军封锁。共和国军队到处在败退。旺代叛乱军接连取胜，正向马恩-卢瓦尔郡首府昂热进军。吉伦特派领导的联邦派叛乱已蔓延到 60 个郡的部分地区。

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也已异常严重，8 月份指券已贬值到只相当票面额的 22

％。几乎陷于困境的雅各宾派政权，被迫开始重新审定自己的政策，考虑向群众作出更大的让步。恰在这时，巴黎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武装示威，促使雅各宾派实行了政策上的转变。9 月 3 日传来消息说，地中海上的法国重要港口土伦被英军占领，当地王党宣布在押的路易十六之子查理为国王路易十七。愤怒的巴黎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于 9 月 4 日和 5 日连续举行了武装示威。当时，领导巴黎公社的埃贝尔派已接过了疯人派的口号，站在了示威群众一边。埃贝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肖梅特到国民公会代表群众发表了讲话。肖梅特提出的要求是：全面限制生活必需品价格，成立由无套裤汉组成的革命军，逮捕嫌疑犯，设立断头台等等。4 日一天国民公会没有通过相应的决议。罗伯斯比尔的发言更是老调重弹，硬把群众运动说成是贵族煽动的。5 日，群众示威的规模更大。他们打着“向暴君开战！向贵族开战！向囤积者开战！” 的标语牌，向国民公会请愿。肖梅特再次到国民公会发言，指出制造饥饿的唯一罪魁就是富人与包买商。同他们斗争的唯一手段只能是恐怖。他要求建立革命军到各地巡逻，成为“公正而坚定的法庭”和“防止阴谋的打击力量”。巴黎 48 区的代表和雅各宾俱乐部的代表也发了言。罗伯斯比尔含糊其词地表示，国民公会对群众的要求“已给予注意”，很快就离开了会场。

9 月 5 日国民公会的主席是接近埃贝尔派的比约-瓦雷纳，对群众的要求

是支持的。会场上，支持请愿者的代表很多。在激烈辩论之后，救国委员会代表巴雷尔作了综合报告，肯定了请愿群众的要求。于是，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以加速审判，接受巴黎公社的口号“将恐怖提上日程”，制定全面限价的法令等等。9 月 5 日的决议标志着雅各宾派政权开始转入恐怖统治。

随后，根据决议制定的各项具体法令陆续颁布出来。9 月 5 日就已决定，将革命法庭一分为四，四个庭同时进行审判。9 月 9 日成立革命军的法令公布。革命军包括 6000 名步兵和 1200 名炮兵，全由巴黎无套裤汉组成，名单

由各区革命委员会在 25—40 岁的公民中选定。革命军的任务是保证限价法令的实施以及征发、分配、运输粮食等事项。9 月 11 日颁布了粮食、面粉、饲料限价法令，取消第一次限价时由各地自定价格的做法，实行全国统一价格，还规定了保证军队给养、进行征发的若干条款。9 月 17 日发布了体现恐怖政策的重要法令即嫌疑犯法令。法令划定了嫌疑犯的范围，规定一切嫌疑犯均要逮捕。嫌疑犯名单由各地革命委员会提出。9 月 29 日的全面限价法令是恐怖年代中的代表性经济立法。它规定对 40 种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其中，盐、肥皂、烟草实行全国统一价格，燃料按 1790 年的价格提高 1/20，其余一律按 1790 年价格再提高 1/3。薪给和工资则按 1790 年水平再提高

1/2。凡违犯法令者以嫌疑犯论处，情节严重的处 10 年徒刑。还宣布，此法令实行一年。这是大革命中的第二次限价，几乎全部接受了疯人派的主张。为适应新政策的施行，10 月 10 日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通过了

建立革命政府的法令。法令宣布，在和平到来之前，法国的临时政府为革命政府，由救国委员会监督所有行政部门、各部部长和军队将领。这就建立了以救国委员会为中心的、适应恐怖统治需要的集权政治体制。这与不久前丹东在 8 月 1 日的提议是一致的。12 月 4 日，又根据罗伯斯比尔的报告通过了革命政府组织原则的法令。

这时，救国委员会的人数已增多了。9 月 6 日，接近埃贝尔派的比约- 瓦雷纳、科洛-德布瓦被选进委员会。连同 8 月 14 日进入委员会的卡尔诺、普利厄（科多尔人），共 12 人，被称为“大救国委员会”。同时，1792 年10 月 17 日成立的国内保安机关——治安委员会也加强了，瓦迪耶、乌朗、阿马尔等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人被选入该委员会。治安委员会是救国委员会之外地位最重要的机构，人们习惯地称它们为“两委员会”。

9 月以来政策上、体制上的变化，就是恐怖统治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许多相应的、派生的具体政策。不难看出，恐怖统治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恐怖和政治恐怖。以全面限价法令为标志，包括严禁囤积居奇法令、粮食饲料等限价法令、10 月 27 日建立供应委员会法令、10 月 29 日在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法令、1794 年 2 月 24 日商品价目表和对批发商与零售商利润额的限制以及关于商品运输费的规定等等，是经济恐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体制，属于“统制经济”。统制经济具有战时性质，故而

它还包括无偿征发军饷和军需品的规定。

以嫌疑犯法令和救国委员会集权体制为特征，包括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嫌疑犯身份、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无套裤汉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的加强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内容。

恐怖统治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雅各宾派被迫实行的，因而在初行时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公会也收到许多表示支持的信件。在一段时间里，恐怖统治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经济上，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的现象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遏制，投机商人敛迹了。指券贬值停止下来，而且在大量增发的情况下出现了币值的回升。以建立恐怖统治的 9 月份为转机，指

券从 8 月份只相当于票面额的 22％，回升到 10 月份的 28％，12 月更达到 48

％。这不仅说明经济混乱得到一定克服，而且表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大为加强了。

在对敌斗争方面，恐怖统治的作用更为突出。群众踊跃参军，积极参加镇压叛乱，迅速扭转了危险局面。10 日 2 日，政府军攻克里昂，最后平息了联邦派叛乱。10 月 17 日和 12 月 23 日两次击败旺代军主力，旺代叛乱基本崩溃。溃散的叛乱分子和另一些叛乱者，不久又在卢瓦尔河以北和布列塔尼郡一带掀起了朱安党人叛乱。其主要成份是被击溃而逃走的旺代叛军，逃避兵役者和政府军中的逃兵，还有一些王党分子及宗教狂热分子等。但这次叛乱在规模上和影响上都远不及旺代叛乱。在抗击外国干涉军方面，法军于 10

月 16 日打败了奥地利主力军；12 月 19 日赶走英国人，收复土伦；普鲁士、

西班牙军队也都被击败。到 1794 年初，全部外国军队都被赶出国土，共和国军队反攻出去，进入外线作战。

对敌斗争的胜利，表明恐怖统治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下一步应该是恢复正常秩序。

尽管恐怖统治在保卫共和国、拯救革命方面有不容抹煞的作用，但是它仍然带来了许多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后果。在恐怖统治期间，违反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相当严重。在法律上没有逮捕权的革命委员会却在大量发出逮捕证。这种滥施恐怖的做法，首先是由救国委员会搞起来的。这时的救国委员会实际上以罗伯斯比尔为首，他的主要合作者圣茹斯特负责监督和举报各派别的活动；库通充当提案人，委员会的许多提案是他起草的；卡尔诺负责军事；比约-瓦雷纳和科洛-德布瓦负责管理各郡事务；原属平原派后转向罗伯斯比尔派的巴雷尔，则是委员会的发言人；普利厄（科多尔人）、普利厄

（马恩人）、兰代、埃罗·德·塞舍尔等负责内务和行政工作。他们是在经历了同封建势力进行殊死斗争，又同政敌立宪派特别是吉伦特派的角逐之后，才独揽大权的。因此，常常具有一种复仇、惩罚和排他自保的情绪。对于发生过叛乱的地区，他们的惩罚总是十分严厉。里昂是发生过王党与联邦派叛乱的城市。在平定叛乱时，巴雷尔声称要毁灭该城，“在这个可耻城市

的废墟上树个碑，载明自由的敌人的罪行和对他们的惩罚。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一切：‘里昂曾向自由进攻，里昂已不存在’”。委员会派库通、富歇、科洛-德布瓦作为特派员去里昂。他们在那里不加区别地枪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十分残暴。曾发生叛乱又一度被英国占领的土伦，被收复后也遭到惩罚。特派员巴拉斯、弗雷隆在土伦杀死了大批叛乱者和普通群众。卡里埃在南特组织“马拉连队”，肆意搜查民宅。将数以百计的被捕者驱入河中集体溺毙或集体枪杀。类似事件还在其他一些地方发生过。

对于已经被捕的人，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政敌，更是不肯放过。在 10 月

16 日处死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后，于 10 月 31 日将在押的 21 名吉伦特派成员全部处死，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让索内、拉索斯等等。他们原是革命中第一批共和主义者，曾为革命立下很大功劳，只由于同雅各宾派领导人政见不同，就遭到杀戮。11 月 7 日，他们又将罗兰夫人送上断头台。此外，一批立宪派成员，包括国民议会的第一位主席、巴黎市长、网球场宣誓的领导者巴伊在内，也被杀死在断头台下。

另外，还出现了违反人权原则，破坏信仰自由的“非基督教化”运动。这是由在外省的特派员们带头搞起来的。它不顾法国绝大多数人世代信仰天主教的事实，企图人为地消灭基督教。富歇在尼埃夫尔郡就下令禁止在教堂之外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在首都，埃贝尔派充当了先锋。他们强迫巴黎主教高贝尔辞职，还接管了巴黎圣母院。高贝尔被迫于 1793 年 11 月 7 日率其教属到国民公会，声明放弃他的信仰。公社则将圣母院改成了“理性庙”，强制人们去搞无神论的“理性崇拜”。11 月底，公社又封闭了所有的教堂。尽管有不少反抗派教士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但这与一般群众的宗教信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非基督教化”运动的矛头却对准了整个天主教甚至新教。虽然救国委员会和罗伯斯比尔指责了这一破坏信仰自由的做法，国民公会也据此于 12 月 8 日通过了保证信仰自由的法案，但是最早打破传统信仰

的还是国民公会本身。1793 年 10 月 5 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实行共和历法的决议，否定基督教的格列历法（即公历），表明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新纪元。共和历以 9 月 22 日共和国成立之日作为元旦，一年仍分 12 个月①，每月 30

天，每 10 天为一旬即一个来复。休息日定为第十来复日，以此取代了格列

历法即公元纪年的 7 日一周的礼拜日。12 个月之外的 5 天或 6 天，称为“无套裤汉日”。这个取消天主教信仰、废除礼拜日的共和历法，为“非基督教化”运动开了先例。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恐怖统治在主导方面确实挽救了革命，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无视法律、恣意妄为、草菅人命等风气在一部分官员中盛行起来。权力过于集中的救国委员会实际上已将自己凌驾于国民公会之上并

① 12 个月的名称依次是：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

3 个月为一季，顺序是秋、冬、春、夏。

日益脱离社会。权势欲在滋长，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于是，那些权势很高、炙手可热的人物，便不再肯于放弃已经完成了使命的恐怖统治了。

然而，恐怖统治原是一种战时体制，其打击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可是它的客观使命又是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恐怖统治是向资本主义过度时期在特殊条件下采用的一种非常手段，并不是归宿。一旦危机克服，就应终止，并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的正常秩序。从掌权的雅各宾派领导人来看，他们原来是不赞同实行恐怖统治的。当他们被形势所迫而接受恐怖手段之时，也认为这是战时措施。罗伯斯比尔在 1793 年 12 月 25 日

就说过：“革命政府需要非常行动，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所以在 1794 年春，他们采取了一些放松恐怖的政策。但是，在恐怖年代里养成的那种排他自保和权力欲膨胀的心态，又使他们要继续利用恐怖手段翦除异己，维护权力，因而不肯果断地终止恐怖。这就违背了客观历史潮流。1794 年春季以来罗伯斯比尔等掌权者的政策，就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实施的。

雅各宾专政内部的斗争 1794 年 3 月，救国委员会将埃贝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逮捕并送上了断头台。埃贝尔派以巴黎公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为据点，与无套裤汉运动相结合，对国民公会施加了很大压力。埃贝尔派控制的公社并不拥护救国委员会的集权，而是强调地方自治，宣传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在经济上主张向所有富人进攻，打击包括小商贩在内的一切商人，并且要求加强恐怖。尽管当时已经打败了国内外敌人，恐怖政策已经没有必要了。以他们的成员隆森为司令的革命军，不断干出无视法律的残暴行为。早在 1793 年 12 月 5 日，罗伯斯比尔就谴责过这个派别，提出要“制止那些无法无天的、与外敌阴谋正相吻合的狂乱行为”。

镇压埃贝尔派后，接着采取了一些放宽恐怖的政策，包括 3 月 29 日解

散革命军，4 月 1 日下令允许零售商可以不再向政府申报存货情况，4 月 29 日颁布新限价法令，使商品价格和利润都明显提高。这是大革命中的第三次限价。

此外，从 1794 年初开始，对工资的规定也严格执行起来。全面限价法令也对工人工资规定了最高限额，按 1790 年水平提高 1/2。但由于前方战事吃紧，为保障前线需要和后方的安定，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一规定，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法定限额。法军得胜后，这一规定严格实行起来，使工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纷纷咒骂“可恶的限价”。1794 年春巴黎多次发生工人风潮，罢工请愿屡屡出现。救国委员会和镇压埃贝尔派之后新改组的巴黎公社，对工人运动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他们逮捕请愿者和罢工领袖。公社在 5 月 4 日发布的公告中声称：“我们将象法律本身一样铁面无情，将把违反法律拒绝干活的工人送交法庭治罪”。同时，无套裤汉运动也开始受到压制。随着埃贝尔派被镇压，巴黎各区革命委员会的地位降低了，有不少委员会被改组。民众革命团体在高压政策下“自动解散”

了，自愿合并于雅各宾俱乐部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心目中，“限价”已和降低工资成为同义语，受到诅咒。罗伯斯比尔的威望也逐步消失了。

但是，罗伯斯比尔等采取的这些退缩性的政策只是局部性的，在整体上并没有取消恐怖统治的体制。经济恐怖即“统制经济”所要求的限价政策、无偿征发军用物资、强制发行公债等等，仍在继续施行。政治恐怖更是依然如故。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人——资产阶级，即这场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阶级，无法再容忍下去。

在国民公会中，过去由于认识到形势需要而力主实行集权政治的丹东，这时又敏感地察觉到了恐怖统治的弊端。他对于那些破坏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深感焦虑，于是在 1793 年 11 月 22 日提出了“珍惜人类鲜血”的著名口号。四天之后他又在国民公会上提出，只能对真正的敌人实行恐怖，而对软弱的公民则要给予帮助。因为“我们的革命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12 月 7 日他再次提出：“应当承认一个政治上的事实，那就是在被捕的人中有三种情况：一部分应处死，大部分应由共和国监视，还有一些完全可以释放，这不会给共和国带来危险”。丹东强调要把司法与人道结合起来，结束恐怖统治，恢复法治原则。到 1794 年 3 月 19 日，丹东在处境已很危险的情况下，还在发言中大声疾呼，要相信大多数人是爱国的，绝不可把“坚强的爱国者和戴着爱国主义假面具的坏人混淆起来”。他还到罗伯斯比尔家中与他面谈，提出：“我们只应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不应把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混为一谈”。对此，罗伯斯比尔拒不接受，而且冷着面孔反问：“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人？”丹东的这些理智、清醒和维护法治的主张，使他得到了“宽容派”的称号。这一派的主要人物还有 1789 年 7 月 13 日在罗亚尔宫花园发表热情演说鼓动革命的德穆兰，以及法布尔-戴格朗丁、夏博等等。德穆兰在他的《老哥德利埃》报上猛烈抨击罗伯斯比尔，指出在国民公会中甚至不存在英国国会里那样的言论自由。

丹东派中虽然有些人在经济活动中有污点，丹东本人在生活上也不检点，但是他们的意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也是切中法国时弊的。然而，罗伯斯比尔等不能容忍与他们政见相左而且又享有较高威信的人。罗伯斯比尔竟然在国民公会上宣布：“丹东是吉伦特派和祖国敌人事业的继承者”。于是， 3 月 31 日将丹东派主要人物逮捕。次日，在为此而感到惊惧的国民公会上，勒让德尔大胆地为丹东辩护，而且尖锐地指出：“有人害怕他的答辩会击破对他的一切指控”。因此他提议将被捕者召到国民公会来陈述意见。一些与会代表恢复了勇气，要求对勒让德尔的提议进行表决。但是，罗伯斯比尔用威胁性的发言压制了代表的要求。随后圣茹斯特宣读了长篇指控书，以似是而非的语言为丹东罗织了大量罪行，迫使会议以无奈的心情通过了控告丹东的决议。在法庭上，丹东、德穆兰、拉克鲁瓦等人的辩护非常有力，以致法庭无理剥夺他们的辩护权，停止继续审讯，强行宣判了他们的死刑。4 月 5

日，年仅 35 岁的丹东及其同伴被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比尔以残暴的手段处死持不同见解的革命家和政治派别，完全违背了人权宣言规定的原则和他自己曾多次阐述过的民主政治原理。以他为首的政权并未因此而得到加强，反而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在国民公会中，很多代表对他产生不满情绪，一些人在责骂他是“独裁者”。甚至在两委员会中，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被镇压的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残余力量在逐步联合起来，平原派也日益倒向他们一边。反对罗伯斯比尔的人在国民公会中实际上已占多数。

5 月 7 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上提出了建立崇拜“最高主宰”节日的议案。他硬说，法国人民相信灵魂不灭和“最高主宰”的存在。他所说的“最高主宰”，昭示给人们的主要是热爱共和国、遵守秩序、崇尚道德与公道之类，这表明处在困境中的罗伯斯比尔想以此来重新唤起群众对革命政府的热情。同时，体现罗伯斯比尔自然神论的“最高主宰”，不过是继埃贝尔派“理性崇拜”之后的“非基督教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它同样无法被群众理解和接受。6 月 8 日罗伯斯比尔主持第一次“最高主宰”节仪式时，独自手捧鲜花、麦穗走在前面，紧随其后的国民公会代表队伍中，不时发出“独裁者”、“暴君”的议论声，旁观的群众则反应十分冷淡。

就在这时，库通在救国委员会提出了改变革命法庭审判程序的法案。按照库通的意见，今后的审判要取消辩护人和陪审员，取消预审制，在直接审判中可以不需证据而根据“推理”定罪，凡确定有罪者，一律判为死刑。这显然是一个失去法理的扩大恐怖的荒谬议案。国民公会在讨论时对此进行了修改，使之有所缓和。而当时罗伯斯比尔没有出席会议。6 月 10 日，他来到会场，坚持按原来议案形成法令。国民公会被迫予以通过。这就是令人生畏的牧月法令（当天是共和二年牧月 22 日）。牧月法令使恐怖急剧扩大化了。

法令颁布前 8 个月时间里，巴黎被判决处死者平均每周 32 人，已属杀人过

多。自法令颁布起到 7 月 27 日罗伯斯比尔倒台，平均每周的死刑数竟骤然

增至 196 人，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不仅如此，被处死的人中，原特权等级所占比例已很少了。6 月间只占死者的 16.5％，7 月更降到 5％。其余都是资产阶级、军人、官员，尤其是无套裤汉（占 40％以上）。对于罗伯斯比尔来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①。

罗伯斯比尔这种使人人自危的暴虐做法，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国民公会及所属各委员会中，反罗伯斯比尔的情绪和人数都迅速增加了。政见各异的人们在反对罗伯斯比尔这一共同点上联合起来。在这一联合中起主要作用的多是原来宽容派的人物，如塔里安、弗雷隆、巴拉斯、富歇②等等。一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65 页。

② 他们在恐怖年代里担任特派员时，都曾有过滥施恐怖的暴行，甚至有生活腐化的行为。后来则赞同丹东

原来追随埃贝尔派的两委员会成员，如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瓦迪耶、阿马尔等等，这时也成为罗伯斯比尔的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公会中人数最多的平原派，这时站在了罗伯斯比尔的对立面，从而使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中陷于孤立。真正坚定地同他站在一起的两委员会成员，只剩下了圣茹斯特、库通，勒巴等几个人。

从 6 日 19 日起，当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的都是罗伯斯比尔的反对者。尤

其是在 7 月 19 日，科洛-德布瓦在刚刚遭到罗伯斯比尔的指名攻击后，便被会议选举为主席。反对派的攻击日益公开化。他们把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库通比作古罗马时的“三巨头”。在救国委员会中，一些人开始当面怒斥罗伯斯比尔，治安委员会中除勒巴外，几乎一致对他进行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比尔于 7 月 26 日（共和二年热月 8 日）进行了反击。他在国民公会发表长篇演说，一方面表示自己是同国民公会站在一起的，大家都是爱国派；另一方面却大力攻击本来由他领导的两委员会，尤其是治安委员会。他把所有反对他的活动一概扣上“阴谋”活动的帽子，而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代表者。他声称：“现在存在着破坏公共自由的阴谋；其力量来自于国民公会中进行扰乱的一个罪恶联盟；在治安委员会及其各机构中有这个联盟的同谋者；⋯⋯救国委员会一些成员也参与了阴谋；这样组成的联盟正在谋求毁灭爱国者和祖国”。这个强栽罪名的威胁性讲话，一度惊呆了代表们，以致大家通过决议将这篇讲话印发全国。但是，瓦迪耶首先起来发言，随后康邦、比约-瓦雷纳、邦塔波尔等纷纷走上讲台，对罗伯斯比尔进行了激烈的谴责。会议又撤销了刚刚通过的决议。罗伯斯比尔遭致失败，愤然离开会场。当晚他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了这个讲话，得到支持。

对立的双方都在准备次日的交锋。热月 9 日（7 月 27 日）国民公会一开会，圣茹斯特便走上台去宣读他准备了一夜的发言。但是，塔里安很快就打断了他的发言。会场上响起一片“消灭暴君”的呼声。罗伯斯比尔两次要求发言都被拒绝。最后，会议通过了逮捕罗伯斯比尔的决议。同时被捕的还有圣茹斯特、库通、勒巴、罗伯斯比尔之弟奥古斯丁等。这就是大革命史上的“热月政变”。

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捕后，曾被公社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昂利奥营救出来。但是，他们行动不力，夜里又被巴拉斯指挥的国民公会武装力量重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公社的人员。7 月 28 日下午，所有被捕者都被送上了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