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热月党与督政府

恐怖统治的结束 热月政变是结束恐怖统治，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重大转折点。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

的观点，加入宽容派，反对恐怖政策。

主义过渡的规律。马克思论及热月政变后法国的社会状况时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①。这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统治，是结束了同无套裤汉联盟关系的资产阶级统治。

热月党只是反对罗伯斯比尔的各派人物的联合体，他们的出发点不同，政见也不一致。政变后，在如何对待恐怖体制的问题上，热月党人分成了三派。坚决主张废除恐怖统治的一派，是原来的宽容派人员以及转到他们一边的平原派成员。他们被称为“新宽容派”，在国民公会中占有多数。主要人物有塔里安、弗雷隆、梅兰（蒂翁维尔人）等。另一派人仍然主张维持恐怖统治，他们只是反对罗伯斯比尔，并不反对整个恐怖统治。这派人多数属于原山岳派、埃贝尔派，还有两委员会的老委员们。他们的代表者是巴雷尔（恐怖时期由平原派转向山岳派）、瓦迪耶、迪昂等。其余人倾向于废除恐怖统治，但常持某种观望态度。他们多由原平原派的成员组成，重要代表人物有杜里奥、布尔东（瓦兹人）、梅兰（杜埃人）等。这三派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较量。

政变后第一天，救国委员会的发言人巴雷尔就谴责了宽容政策。次日，他代表两委员会发言，提出这次政变不过是“局部的震动，毫不改变政府对内对外的政治措施、行政措施和革命措施”。对此，新宽容派断然起来反击。勒库安特尔、蒂博等提出，要改组和清洗巴黎各区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在激烈争论之后，会议通过了平原派的意见，决定对法庭以及国民公会所属的各委员会，每月改选 1/4 成员。7 月 31 日，据此改选了救国委员会。当选的 6 名新委员有 5 名属于新宽容派和平原派。8 月 1 日，又改选了治安委员会，5 名当选者均属新宽容派。这表明，主要的权力机关已转入宽容派手中。随后，政策上也就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终于结束了恐怖统治。

8 月 5 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释放一部分不合法律手续而逮捕的嫌疑

犯。前 5 天就释放了 478 人。后来，释放人数更多，速度也更快了。由于获

释者中也有些贵族，遭到左派的激烈抨击。对此，塔里安在 8 月中下旬两次发言予以驳斥。他说：“我不承认共和国里还有什么等级。依我看，只有好坏公民之分。一个人奉公守法，出身贵族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是流氓无赖，即使身份是平民，又有什么用处？”“国民公会决不可再让共和国分裂成两个阶级：可怕的阶级和害怕的阶级，迫害者和受迫害者”。他实际上是提出了以是否守法作为划分好坏公民的标准。迪布瓦-克朗塞更明确地讲出了释放嫌疑犯的更深层的原因：“由于把那些将自己的金钱投入到流通中去的人都怀疑或控告为投机商，商业已全面毁灭了”。

在释放嫌疑犯同时，对过去的“恐怖主义者”也进行了追究。这既是清算旧账，也是打击现存的对手。塔里安的追随者梅厄于 8 月 26 日发表了小册子《罗伯斯比尔的追随者》，指名攻击了一些现任的国民公会代表。接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57 页。

在国民公会中就不断有人出来控告“恐怖分子”特别是两委员会的那些老委员。而且逐渐将予头进一步指向雅各宾俱乐部。就在这时，国民公会于 9 月

21 日收到了驻马赛特派员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他们逮捕了一名企图制造类似“九月屠杀”事件的罪犯，但在押解途中被一伙武装暴徒劫去。为维护法律，他们搜查了当地雅各宾俱乐部。这份报告使新宽容派成员们更加强了对雅各宾俱乐部的攻击，认为它就是恐怖主义的渊薮。当时，由许多纨袴子弟组成的“金色青年”组织，不断寻衅殴打雅各宾俱乐部和老山岳派成员。“金色青年”的活动得到了新宽容派代表人物弗雷隆的支持。10 月，法庭对热月政变之前就已被逮捕的南特市革命委员会贪污案犯进行审理，被告在供词中谈到了卡里埃在南特任特派员时犯下的一次溺死 140 人和枪杀 3000 人的罪行。他们要求卡里埃出庭对质。卡里埃并不否认这些事实，愿意承担责任。由于他是国民代表，享有豁免权。国民公会遵守法律，于 10 月 28 日先

通过了终止代表豁免权的程序，按程序于 11 月 11 日才将其逮捕。经法庭审讯后，卡里埃被判处死刑。11 月 12 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此举标志着政治恐怖的结束。

与此同时，还取消了经济恐怖。8 月 25 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宣布可以在指定的市场以外进行粮食、饲料贸易，实际上是开放了市场。9 月 7 日又下令放宽粮食限价，使价格提高 1/4。但是，统制经济、限价政策仍在维持着，甚至到 9 月 29 日全面限价法令原定实行一年的期限已满时，也没有正

式宣布取消。直到 12 月 24 日国民公会才通过废除全面限价的法令。至此，经济恐怖完全终止，经济自由原则得到恢复。

随着恐怖统治的终结，原来因反对这一主张而获罪遭贬的吉伦特派也洗掉了罪名。这年 12 月至 1795 年 3 月，国民公会陆续召回了全部吉伦特派代表，包括参与过联邦派叛乱的人在内。但左派的处境却更加恶化了。1795 年2 月，国民公会决定将 1794 年 9 月 21 日迁入先贤祠的马拉遗体移出该地。3

月 2 日，巴雷尔、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瓦迪耶等两委员会的老委员，因被控告而遭拘禁。这时，新宽容派的统治地位已确立起来。通常所说的热月党的政策，指的就是新宽容派的政策。

热月党的对内政策 热月党的对内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处理王党叛乱和天主教问题上就表现得很明显。1793 年底开始的朱安党人叛乱是当时主要的叛乱活动。当时率军镇压叛乱的迪洛将军，由于经常不加区别地杀人、焚烧房屋、掠夺牲畜，以致迫使 2 万多原未参加叛乱的农民投奔了叛军。

虽然他在 1794 年 5 月被撤换，但恶果已造成，给平叛造成了困难。8 月，热月党国民公会再次撤换将领并且宣布，赦免叛军士兵中被胁迫或误入歧途者，只捕杀其官员。新上任的平叛将领奥什则贴出告示，对放下武器、归家务农者，一律保障其安全、财产和自由。1795 年 2 月，国民公会代表与叛军首领夏雷特谈判达成协议，叛乱者停止武装活动，政府予以赦免，并帮助返回家乡者重建房舍，恢复经济。这就使叛乱暂时平息下来。

热月党摒弃了恐怖统治时期进行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他们承认了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这个事实，在 1795 年 2 月宣布，恢复天主教的活动，但是永不发还已没收的教产，不准在教堂以外进行宗教集会、游行或其他仪式，教会必须遵守政府法令。

以上所述，就是人们常常称之为“热月反动”的内容。“反动”一词

（réaction）原是物理学中的名词，指物体运动的进退方向，并无褒贬之意。当时的人们使用“热月反动”一词，以及至今国外多数史学家使用这个词时，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是借用物理学名词形容社会现象。它意味着热月党国民公会从恐怖统治的过激政策上退回来。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倒退，并不否定恐怖统治曾经起过的重要作用。热月党人属于共和派，基本上都是当年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弑君者”。因此，他们只退到了原来吉伦特派纲领的基础之上，对于社会上经济实力最强的金融资本的利益以及反映这一利益并在革命中立下大功的君主立宪派，他们仍然采取敌视的态度，这就很难求得经济的复苏和政治的稳定。同时，他们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时，也因袭了恐怖统治的做法，动辄逮捕，送上断头台。这也是不利于实现稳定的。此外，他们取消了统制经济体制，恢复了经济自由，但是对刚刚摆脱束缚的经济状况，又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随着限价政策的废除，长期受压抑的物价如脱缰野马般地暴涨起来。如果以 1790 年巴黎的生活指数为 100，1795 年 1 月就是 580，3 月为 720，4 月达到 900。伴随而来的是货币贬值的惊人加剧。1794 年 12 月，指券值只相当于票面额的 20％，1795 年 4 月又跌到 8％，7 月更达到 3％。热月党人只是沿用以往增发指券的办法，别无良策。结果使通货膨胀更趋严重，国家财政也陷入了困境。共和三年雪月（1794 年 12 月 21 日至 1795 年 1 月 19 日），

财政收入为 5700 万锂，而支出则高达 4.28 亿锂，赤字惊人。而仍在受热月党人敌视的金融界则将信誉很高的硬币控制在手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金融流通领域。这就使热月党更加困难。

广大群众再次受到物价高涨的祸害，为面包和燃料而终日奔波，仍不能糊口。1794 至 1795 年冬季又出现了罕见的严寒，巴黎几乎每天都有冻饿而死的人曝尸街头。要面包，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和请愿不时发生。而在这时，国民公会却将代表和政府官员的薪水提高一倍，从而更激怒了人民。

热月党竟然再次使用了恐怖时期惯用的手段，促使国民公会于 3 月 21 日通过了《特别公安法》，宣布凡辱骂国民公会代表者要送交法庭审讯，在国民公会附近聚众闹事者要镇压，为首的处死，参加的流放。这激起了反抗运动的爆发。

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 共和三年芽月 10 日（1795 年 3 月 30 日），巴黎群众举行集会，喊出了“要面包”，“要一七九三年宪法”等口号。显然，群众在怀念共和二年限价时的情景。芽月 12 日（4 月 1 日）的群众示威规模更大，而且冲进了国民公会。但是，运动是自发的，只是在会上高呼要面包，

要社会救济等口号，提不出更具体的主张。国民公会根据《特别公安法》鸣起警钟，皮什格吕将军率军队将群众驱散，次日又清洗了圣安东区。国民公会也趁机打击左派，将已被拘禁的巴雷尔等三人（瓦迪耶已逃走）流放圭亚那，又逮捕了支持群众的阿马尔、迪昂、康邦、雨格等代表。4 月 10 日，国民公会下令解除一切“恐怖主义者”武装，收缴了大批枪枝，并进行了大逮捕。这就是大革命史上的“芽月起义”及其失败的结局。

镇压芽月起义后，热月党国民公会不仅没有使经济状况好转，而且在 5 月 15 日将巴黎面包配给量降到每人每天不足半磅。16 日又通过决议，宣布凡印有国王头像的指券一律终止流通，只能用以购买国有财产（尚未卖完的没收的地产）。然而，恐怖时期已经将印有国王头像的面额 50 锂以上的指

券废除，留下的只是 50 锂以下小面额指券，主要在一般群众手中。因此，这个法令的主要受害者是群众，这就激起了新的起义即“牧月起义”。

牧月 1 日到 4 日（5 月 20—23 日），巴黎人民举行了规模不亚于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武装起义。群众从国民自卫军营房夺得武器，攻入国民公会。左派代表迪卢瓦、罗姆、古戎、迪科努瓦等支持群众并提出：释放芽月起义时的被捕者，组成四人非常委员会以取代治安委员会并接管其文件和办公地点。会议通过了这些议案。群众撤离了会场，以为取得了胜利。起义的第二天，群众占领市政厅，自行选举了市长和公社检察长。这时，国民公会已调来军队，逮捕了一批左派代表，取消了前一天的决议。消息传来，群众立即再次攻打国民公会并取得胜利，会议重新许诺了起义者的要求。第三天、第四天，政府军对群众进行了镇压，终于将起义平定。接着又是大逮捕。被捕者中有 6 名被处死，后被称为“牧月烈士”。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是法国大革命中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尾声。

镇压两次起义后，国民公会的政策明显右倾，为王党势力的抬头提供了机会。大批逃亡贵族的家属或党羽竟然公开要求发还他们已被没收的财产。在舆论上，他们也日益猖狂。王党报纸（如《珍珠报》）的订户大量增加。这时，亡命国外的贵族们也加紧了活动。在意大利的维罗纳，王弟普罗旺斯伯爵周围聚集了不少贵族。1795 年 6 月 8 日，在押的“路易十七”因病死去

（年仅 10 岁），自封为“摄政王”的普罗旺斯伯爵便在 6 月 24 日发表告臣民书，自立为“路易十八”，继承了其侄的“王位”。他声称，要惩办“弑君者”恢复天主教与贵族旧日的地位。这个消息又促使国内已平息的朱安党人蠢蠢欲动，并与国外建立了联系。

6 月 27 日，一批逃亡贵族率领约 4500 人乘英国军舰在法国西海岸登陆，占领了奥雷城。奥什将军即刻率部前往迎战。登陆军战败，退到基贝隆半岛，暂时形成对峙局面。奥什将军于 6 月 30 日收复奥雷，封锁了半岛。7 月 21

日法军发动总攻，一举歼灭敌军，包括前来接应的朱安党人在内共俘敌 8000 人。

基贝隆战役是热月党打击王党复辟活动，维护革命成果的重要战役。随

后，其政策明显左倾，以打击王党势力为主。8 月 18 日，下令将原准备从逃亡者名单上除名予以赦免的人，一律逐出巴黎。9 月 6 日又下令恢复革命以来所颁布的一切打击反抗派教士的法令，已回国的原放逐者，两周内必须离开共和国。

这时，巴黎的形势又紧张起来。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过去的君主立宪派搞起来的。8 月份国民公会通过了新宪法。宪法规定，现国民公会的代表要在即将按宪法选举的新立法机构中占有 2/3 席位。这是热月党保障自己统治地位，防止王党和雅各宾派残余进入立法机构的措施。这也使得立宪派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于是，立宪派和王党共同进行了反对活动。巴黎富人集中居住的勒佩尔蒂埃区成了他们煽动武装暴动的活动中心。对热月党政策不满，又使芽月和牧月受到镇压的一批群众怀着报复的心理，站到了王党一边。

在紧张的气氛下，国民公会急忙下令调集军队。为了抢先发难，王党分子和立宪派于 10 月 2 日在法兰西剧院集会，共有 15 个区的百余人参加。会上不断高喊“打倒代表”、“打倒三分之二”的口号。当晚国民公会成立了五人非常委员会，而且破例地向曾经遭受他们打击的“恐怖主义者”发出呼吁，并释放被捕者，组成了 1500 人的“八九年爱国营”。10 月 3 日又撤销

了 4 月 10 日颁布的解除恐怖主义者武装的法令。

就在 10 月 3 日（共和四年葡月 12 日）这一天，王党暴动开始了，参加

者达 2.4 万人之多。由于率领政府军的梅努将军拒绝与“恐怖主义者”（即八九年爱国营）为伍，并擅自与叛军谈判，非常委员会将其逮捕，改命热月政变时指挥过军队的巴拉斯率军平叛。巴拉斯连夜召来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命其负责指挥。波拿巴便命当时的骑兵营长缪拉急速调集大炮。10 月 4 日，波拿巴指挥炮兵很快就将暴动镇压下去。他由此而得到了“葡月将军”的美称。

镇压葡月暴动是继基贝隆战役之后，热月党在粉碎王党阴谋、保卫革命成果方面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使得 8 月通过的宪法得以正式生

效。这就是共和三年宪法（或称 1795 年宪法）。

督政府的成立 1795 年宪法仍规定法国为共和国。它规定的立法机构

为两院制，上院称元老院，由 250 人组成，下院 500 人，就称五百人院。行

政机构是由 5 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是集体的行政首脑，下设各部。督政府由立法机构任命。另外设独立的司法机关。上下两院均由选举产生，选举权有财产资格限制。两院成员仍按革命以来的习惯称“国民代表”而不叫“议员”。代表每两年改选 1/3，督政官每年改选一人。

1795 年宪法既以共和政体区别于 1791 年宪法，又以规避权利平等的提

法和实行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权而区别于 1793 年宪法。它是一部保障资产阶级独占统治的，带有革命高潮时期若干痕迹的宪法，体现了热月党新宽容派的基本纲领。宪法草案报告人布瓦希·丹格拉斯讲得十分清楚：“应该由优秀人物来统治。最优秀的人物就是最有教养和最关心维护法律的人。目

前，除极少数例外，这种人应从下列人们中去发现：他们拥有财产，热爱其财产所在的国家和保护其财产的法律以及维护其财产的安定环境；⋯⋯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是有社会秩序的，无财产者统治的国家则处在自然状态之中”。

月 27 日，新的立法两院开幕，当天任命了督政府，开始了督政府统

治时期。首次选出的 5 名督政官是：原属吉伦特派的拉勒维里埃-勒波，原属斐扬派的勒贝尔，军事工程师勒图尔内，出身贵族的巴拉斯，原救国委员会负责军事的委员卡尔诺（他是在两哀耶斯不愿就职时补上的）。他们都是“弑君者”。

督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经济状况混乱，国库空虚，政治形势不稳。督政府对于自己的职责是清楚的。它在 11 月 5 日发表的公告中宣布，政府在政治上要“积极对王党作战，发扬爱国主义，严厉镇压一切乱党，消除所有派别意识，禁绝任何报复念头，促成和协的统治，实现和平”。在经济上则要“重开生产之源，再振工业与商业，消灭投机活动，使艺术与科学得以新生，再创财富和社会信誉”。应该说，这个纲领性的公告的确是切中时弊的。然而，要真正实现它，绝非易事。

大革命中成为痼疾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已恶性发展到失控的地步。督政府成立后第三天即 10 月 30 日，巴黎金融市场上一个金路易（相当 20 锂

硬币）在下午 2 时的开盘价是 3700 锂指券，晚间收盘时竟升到 4800 锂。1796 年 2 月，指券贬值到只有票面额的 0.35％，几乎成为废纸。这与督政府一上台就增发 300 亿锂指券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直线上升，督政府

成立后第一个月，巴黎 1 磅面包已卖到 45 法郎①，不少区将面包配给量降到每天 1/4 磅，远不能果腹。从大革命爆发到拿破仑帝国倒台的 25 年中，共和三年是死亡率最高的一年，死者中 10 岁以内的儿童占一半左右。

与此同时，社会上却出现了一批暴富者。这个暴富集团主要是由国有财产大买主、军需供应商和一些政客、将军组成的。革命以来，1791 年和共和二年曾两次出现购买国有财产的高潮。督政府时期又出现了第三次。这是因为货币贬值，使国有财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富豪们便趁机大量买进，特别是那些大商人和驻各地的特派员。军需品供应商攫取的利益更多。1792 年以来，法国的对外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督政府的军需品供应基本上是由旧制度时期已是供应商的巨子们承包的。他们组成股份公司，几乎垄断了全部军需品的供应。例如，博丹公司承包桑布尔-马斯河军团的供应，福拉夏公司承包意大利军团的供应，巨商中的首富乌弗拉尔包揽了全国海军的食品供应。政客和将军们聚敛财富，则主要靠大商人的行贿和在战争中进行抢劫。博丹公司就以借钱给约瑟芬① 的办法，以求其情夫巴拉斯在订货上给予关

① 热月时期已盛行使用法郎。据 1799 年官方规定，1 法郎＝1 锂零 3 锝，即 100 法郎＝101 锂 5 苏。

① 约瑟芬原是贵族博阿尔内子爵的夫人，生有一子一女。其夫上断头台后，她宣布离婚，免除株连。旋即

照。大商人迪维利耶在拉纳将军与其副官之女结婚时，提供了新娘的嫁妆费。乌弗拉尔则靠影响很大的塔里安夫人卡巴露丝②和巴拉斯得到了海军食品供应权。这种官与商的勾结并有一些高级妓女穿插其间，勾勒出当时腐败的情景。

不过，除骄奢淫逸的巴拉斯外，其余督政官在生活上还是比较严肃的。然而，他们缺乏整体意识，相互间既很少共同议政，又不参与立法活动，更热衷于扩大个人的影响。整个行政系统表现得效能低下，且不稳定。督政府成立时依例设 6 个部，3 个月之后增设了警务部。在督政府存在的 4 年内，

出任过部长的人达 32 个，平均每人任期不足一年。部长们和督政官们一样，都热衷于招募私人秘书，建立个人指挥的于公务无益的机构，造成机关重叠，人员臃肿。此外，督政府沿袭旧例派驻各郡的特派员，他们多半原籍就在所驻地区，更易于培植私人势力。按规定，他们直接对内政部长负责，有权搁置地方政府的命令，地方官出现空缺时，他们可提名补缺。这样，全国政府系统就出现了两个中心：各地特派员的势力集团和首都的各种官僚机构。这样的政府是很难产生高效能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了巴贝夫平等派运动。

巴贝夫平等派运动 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曾参加大革命，接近埃贝尔派，从左的角度反对罗伯斯比尔，在恐怖时期曾因此被捕。故而，他曾为热月政变而欢呼。革命前，巴贝夫就受摩莱里著作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财产公有的主张。当他发现热月党只是代表有产者利益时，便于 1794 年 9 月同他们分道扬镳。10 月 4 日他将自己的《出版自由》报改名为《人民保民官》，并借用古罗马保民官的名字，自己改名为格拉古·巴贝夫。他因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被捕。在狱中，他结识了意大利革命家邦纳罗蒂，成为亲密战友。1795 年 10 月出狱后，他们在先贤祠俱乐部活动，继续宣传共产主义。1796 年 2 月督政府查封该俱乐部，巴贝夫等转入地下活动，组织起平等派。平等派组织严密，分为“地下督政府”、“革命联络员”、“爱国者”、“民主主义者”等四个层次。巴贝夫的理想是建立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律公有的大国民公社。在公社中人人必须劳动，产品交公共仓库，每个人都平等地从仓库中领取同样的生活必需品，包括最细微的物品在内。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农业共产主义。巴贝夫坚持要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以此来实现其理想。按计划，他们定于 1796

年 5 月 11 日发动武装起义。因叛徒格里泽尔告密，督政府于 5 月 10 日将其

投靠热月党新贵，巴拉斯即是其情夫之一。后嫁给波拿巴，波拿巴称帝后成为皇后。1809 年被迫与拿破仑离婚。

② 卡巴露丝原是西班牙银行家之女，嫁给法国旧贵族丰特内侯爵。其夫逃亡后，她于 1793 年离婚。后投靠塔里安，热月政变后曾因影响大而被称“热月圣母”。督政府时其夫失势，又向巴拉斯、乌弗拉尔等出卖色相。

组织破坏，巴贝夫等 65 人被捕。经过长期审讯，巴贝夫及其战友达尔特被

判处死刑，于 1797 年 5 月 27 日执行。其余人被判刑或释放。30 年后邦纳罗蒂出版了著名的《为平等而密谋》一书，全面论述了巴贝夫学说。

果月政变·花月政变 在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督政府曾在 1795 年 12 月宣布可用黄金、粮食作价缴纳资本累进税，如缴纳指券则按 1％折算。但是没有人肯将黄金、粮食交出。随后又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债，仍然收效甚微。1796 年 2 月理财专家拉梅尔取代费博就任财政部长，积极进行了币制改革。他宣布废除指券，改为发行土地信用券，两者兑换率为 30∶1。土地信用券以尚未售出的国有财产为保证金。当时，国有财产估价约为 15 亿锂，

而土地信用券的首批印发量是 24 亿锂。这就使信用券失去了信用。信用券发行后，很快被一些巨商用来购买了一批国有财产。随着信用券的迅速贬值，使国库空留下大量日益无用的纸币。1797 年 2 月，督政府宣布恢复硬币制度。硬币是被信任的，但是在国内外局势很不稳定，政府又缺乏起码威信的条件下，人们不肯抛出硬币冒险。工业上资金短缺，流通中通货紧缩，公务员和工人经常领不到薪水和工资。这种严重的货币不足现象，使刚刚获得丰收的农民有粮却卖不出去。督政府的财政状况只得到些微的改善，并不能真正缓解。

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广大群众情绪低沉的现象，大革命高潮时期那种激情不见了。从革命开始以来，人民群众曾信仰过人权、平等、自由、宪法、共和主义、恐怖统治等等，并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但是过了七八年之后，除去极少数商人和富裕农民之外，革命并未给群众带来明显的好处。人们崇敬过的领袖人物一批接一批地上了断头台，群众感到无所适从。后来又经历了芽月起义、牧月起义和巴贝夫运动被镇压的打击，消沉情绪就更趋加深。在共和五年（1796 年 9 月 22 日—1797 年 9 月 21 日）进行的初级议会选举

中，大多数公民不愿参加投票。在萨尔特郡，除首府勒芒投票者占选民的 80

％外，全郡平均只有 28％的选民投了票。上莱茵郡首府科尔马也只有 28％的投票率。另外，在上加龙的图鲁兹和科多尔的第戎，投票率分别为 29％和50％。

人民的消沉情绪给王党分子的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基贝隆战役、葡月暴动中受到严厉打击之后，王党已意识到很难用武力实现复辟，开始转向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力求通过选举进入政权机关。选民们的消极情绪和王党的蛊惑性宣传产生了明显的后果。1797 年 3 月至 4 月进行立法两院 1/3 成员改选时，王党候选人取得胜利。5 月 20 日立法两院开幕，刚刚被撤职的具有王政倾向的将军皮什格吕，被选为五百人院主席。老斐扬派分子、留恋君主制的巴尔贝-马尔布瓦当选为元老院主席。5 月 26 日改选一名督政官时，倾向王政的巴泰勒米取代了勒图尔内。

立法机构被王党势力所操纵，使复辟的危险性陡然增加。由共和派控制的行政机关督政府，开始受到了来自立法机关的指责和攻击，它的财政、军

事等政策都在被否定之列。王党的立法机关甚至通过决议，要求赦免逃亡者，恢复天主教，撤换某些部长。在复辟危险面前，勒贝尔、拉勒维里埃、巴拉斯等督政官决定以武力制服他们。巴泰勒米坚决反对，卡尔诺不愿合作。于是，三名督政官直接采取行动，将两院准备保留的部长撤职，任命了新人，包括外交部长塔列朗。同时向军队发出呼吁，得到了意大利军团司令波拿巴的支持。奥热罗将军被派到首都，带来了意大利军团对两院的抗议书。1797 年 9 月 3 日（共和五年果月 17 日）奥热罗率领巴黎周围驻军开进

城里，4 日（果月 18 日）进入立法机关所在地土伊勒里宫，逮捕了皮什格吕等人。波拿巴的弟弟吕西安接任了五百人院主席。两院分别被迫到指定地点开会，并在刺刀胁迫下通过《公安法》，将 33 名议会代表和卡尔诺、巴泰勒米两名督政官、一批反抗派教士和前任官员逮捕并流放圭亚那。还通过决议宣布 198 名代表的当选无效。这就是果月政变。

政变后补选梅兰（杜埃人）和纳夫沙多为督政官，组成了第二督政府。这时，法军在战争中取得一些胜利，但国内财政、经济的困难依然存在。第二督政府利用政变后较为有利的形势，进行了税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财政部长拉梅尔在理顺税收和改革税制上作出了贡献。他承袭了制宪议会以来按重农学派理论安排税收的准则，明确了 4 种直接税：第一，土地税。作为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占各项税收之首位。第二，营业税。这是对商业许可证征收的，占商店房租的 1/10。这对于营业额少的小商贩和季节性商贩很不利。第三，动产税、奢侈税、属人税。从 1798 年底开始，动产税从租地人地租中征收。奢侈税是对奢侈享乐的征税，包括使用家仆、乘坐马车等等。属人税类似人头税，税额为三天的工资，贫穷者免纳。第四，门窗税。1798 年 11 月设立，对所有住家居民征收。每个窗户收 20 生丁，每扇门收 1 法郎

①。门窗税一直沿用到 1925 年。

税制改革使督政府在共和六年、七年财政上有所缓解，货币情况也比较稳定。但是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共和六年的财政赤字仍高达 2.5 亿法郎。因此，督政府在共和七年恢复了间接税，其中包括极不得人心的报刊证书印花税和商品入市税等。这些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政治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果月政变后督政府政策左倾，主要打击王党势力。于是雅各宾派的残余力量得以抬头，在 1798 年进行的选举中获胜。

深感震惊的督政府于 5 月 11 日（共和六年花月 22 日）宣布 106 名代表当选资格无效。这就是花月政变。

从果月政变到花月政变，督政府在政策上左右摇摆，历史上称之为“秋千政策”，反映出政局的不稳。群众对政府已失去信心，1799 年举行初级议会选举时，投票的选民只有 1/10 左右。资产阶级则在追求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1799 年巴黎的舞厅就有 1500 家。他们对政治已很冷谈，只盼望一个

① 1 法郎＝100 生丁。

强有力的政府以造成良好的投资环境。

督政府只能更多地依靠军队。1797 年 10 月波拿巴征服意大利，与奥地利签订了康波福米奥和约。但督政府并未停止军事行动，法军于 1798 年 2 月占领伯尔尼，吞并日内瓦。5 月，波拿巴又率军开始了对埃及的远征。但是，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从 1798 年 4 月起，以英国为首的第二次反法同盟又逐渐组织起来，俄国、奥地利以及德意志的和意大利的一些邦参加进来。法国很快就处于劣势的地位。1799 年时的督政府已无力抵挡联军的进攻。

立法两院对督政府的治国不力提出指责，并指名攻击拉勒维里埃、梅兰

（杜埃人）等督政官，迫使他们在 6 月 18 日（牧月 30 日）辞职。这就是“牧

月事件”。到 6 月 20 日，5 名督政官几乎全是一年多时间里通过政变、辞职

和正常改选更换的。这 5 个人是：巴拉斯、西哀耶斯、戈依埃、罗歇-迪科和穆兰。起主要作用的是西哀耶斯这位大革命的元老。这时形势已很混乱，督政府在果月、花月两次政变中打击了立法两院，两院又在牧月事件中搞掉两名督政官。在混乱中，各派政治力量都在趁机扩大影响。7 月 6 日雅各宾俱乐部在巴黎重建，维持了 3 个月。在西部和南部又发生王党叛乱，到 8 月才镇压下去。

这种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混乱，证明精疲力尽的督政府已不可能有所作为。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已成为稳定形势的当务之急。拿破仑·波拿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 11 月 9 日（共和八年雾月 18 日）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

雾月政变是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