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7 世纪初到 18 世纪中叶东方诸国的衰落一、明末清初的中国

明末农民起义与清军入关 明朝万历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土地兼并加速，皇室权贵官僚豪绅田连阡陌，而耕种土地的农民却饱尝无地少地之苦。农民虽然对地主没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但是在经济上受地主的残酷压榨。更使农民难以忍受的是专制政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已。满族崛起东北，时常侵扰边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明朝多年用兵于辽东，为了筹措“辽饷”，一再增加田赋及其它捐税。为了完纳赋税，小农往往卖屋卖田，甚至卖妻鬻子。而且，藩王宗室、缙绅土豪横行州府，任意鱼肉乡民，甚至以杀人为儿戏。

在政治上更是一片黑暗。皇帝朱翊钧长期深居宫中，不见大臣，不理朝政，沉湎于声色之中。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权倾中外，他主持东厂（特务机关），对全国实行血腥统治，而且到处“剥民财，侵公帑”。对他的专横肆虐稍加议论，“辄被禽僇，甚至剥皮刲舌”。

这种黑暗统治激起了一些有正义感的读书人的反抗。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士大夫组织“东林党”，他们讽议朝政，抨击宦官专政，要求改革，刷新政治。面对“东林党”的反抗运动，魏忠贤及其爪牙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大兴冤狱，终于用血腥手段把这一场正义斗争扑灭。

把手无寸铁的士大夫运动算是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然而对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反动统治者却是束手无策。从万历时起，农民暴动已经零星发生于许多省份。到崇祯二年（1629 年），陕北起义勃然爆发，于是起义之火燃烧到大半个中国。1644 年，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武装部队攻进北京，统治中国近 300 年的明王朝终于覆灭。

明末天下大乱，给偏处东北地区的满族人的崛起以可乘之机。1636 年后金皇太极在沈阳即位，改国号为“清”。1643 年皇太极死，幼子福临嗣位，年号顺治，叔多尔衮摄政。翌年，清军勾结防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长驱直入北京，颠覆了农民政权。在定都北京后不久，清政府就挥师南下，但是遇到全国各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只有到 1662 年清军才最后消灭南明

（1644 年以后在南方成立的明朝的残余政权）的势力，征服了整个中国。

清朝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清之际社会经济的残破，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第一，停止圈地。清军入关之初，为了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曾于顺治元年下令圈地，圈地前后持续了 20 余年，共圈占土地 16 余万顷，占全国耕地面积 500 余万顷的 1/30。被圈的土地都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这些地又称为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

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是无主的荒地。虽然有“拨补”的规定，但是往往不能兑现，或只拨给盐碱不毛之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 “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洲贵族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因之，圈地对于中国的农业起了破坏作用。康熙八年（1669 年），下诏停止圈地，凡该年所圈之地，立即退还汉民，另由山海关、张家口等地旷土换补给旗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又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圈地的停止，缓和了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第二，招民垦荒。垦荒扩大了耕地面积。顺治十八年（1661 年），全国共有田 5492577 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增加到 6078429 顷。这个措施既缓和了人民的贫困，又利于生产的发展。

第三，蠲免租赋。清初，政府整理赋役簿籍，统一赋役制度，丈量土地，审查户口，使钱粮征额符合实际，凡抛荒土地之田赋，不论有主无主，一律免除。从顺治到康熙的几十年内，在全国和各省一再实行田粮赋役蠲免的措施。因之，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第四，摊丁入亩。明代实行一条鞭法，规定丁银摊到地亩上征收，但实际上丁银迄未废止，农民负担很重。有鉴于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清政府宣布：以前一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该年全国人口为 2462 万，丁银

为 335 万余两），以后继续增加的人口，不再多征。这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非免除丁银。到雍正时，清政府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实行几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取消了。这就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

这些措施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清代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表现在耕地的扩大上面。1651 年，清政府掌握的耕地数字只有 200 多万顷，到 1685 年增加到 607 万余顷，到 1766

年又增到 740 多万顷。粮食产量也提高了。清代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在江南、湖广、四川、福建等地区，上田每亩可产五、六石或六、七石。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工商业也开始繁荣起来。经过明代专制政府的摧残及清军入侵战争的破坏已经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有欣欣向荣之势。在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开设的手工工场。乾隆时，苏州地区“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这种情况明嘉靖万历间即已有之。江南丝织业中出现这类简便的劳动力市场，殆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乾嘉之际，南京的织机已逾 3 万张。采矿业中雇工的规模很大。康熙时，“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

清代前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又有所滋长，但发展仍很缓慢。这主要是

因为：第一，清政府仍然执行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本抑末”的政策，对新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商业、商业性农业，都课以重税。例如，云南铜矿，清政府不仅要抽 20％的铜课，而且余铜必须按极低的官价卖给政府。各地还设立了许多关卡，对商品任意抽税。第二，清政府厉行闭关政策。清初，实行海禁政策。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曾一度开放海禁，并设立了四个海关

（澳门、漳州、宁波、南京）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但这种松弛政策在实行了 20 多年以后，又转趋严厉。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决定只留粤海关一处，关闭了其他三关。第三，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从而促使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加牢固。而地主和商人剥削来的钱财，又主要用于购买土地，很少投入手工业，这就影响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清入关后，虽然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但还没有完成全国真正统一的任务。康熙皇帝经过极大的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粉碎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分裂活动，终于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三藩”即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贵州；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福建；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他们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1673 年）下令撤藩，他们便起兵反抗，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 年），“三藩之乱”才被平定。

1681 年，郑经（郑成功之子）死，郑氏集团发生内讧。1683 年，清政府乘机派大将施琅出兵台湾，郑克塽（郑经的次子）降，台湾与大陆重归统一。次年，清政府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明清之际，居住在中国西北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康熙年间，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日益强大，准噶尔汗噶尔丹合并了厄鲁特四部，并向东进攻漠北喀尔喀蒙古。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大败噶尔丹。三十六年（1697 年），噶尔丹势穷自杀。此后，清廷在漠北蒙古实行盟旗制度，任命当地贵族为札萨克（旗行政长官）。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率准噶尔部进入西藏，攻陷拉萨。清军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远征西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并扶植达赖六世在西藏的统治。雍正五年（1727 年），清廷在西藏设立了两个驻藏大臣。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加强。

总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在辽阔的疆土上，生活着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等 50 多个民族，他们都对祖国的历史作出了贡献。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封建专制皇权来统治的。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一切由皇帝独裁。雍正即位后，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设军机处，后逐渐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但军机

处实际上只是皇帝处理军务政务的办事机关，其主要作用仍在于加强皇权。清代的地方行政机构，也基本上沿袭明制，但把督抚制度固定化。总督管辖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民政事，地位次于总督的是巡抚，管辖一省。督抚的设置，体现了皇权在地方的加强。

清朝十分注意保持满族贵族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清朝前期，中央与地方的要职，大都由满族贵族占有。为了压制汉族地主的反满思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狱。如康熙五十年（1711 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著

《南山集》，书中叙述了南明抗清的事实。被告发后，戴名世以“大逆罪” 立即处斩，被株连死者 100 余人，流放数百人。文字狱造成了“万马齐喑” 的局面，扼杀了一切有生机的思想。但清廷在维持满族贵族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不适当照顾汉族地主和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利益，所以就实质而言，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的各族统治者的联合政权。

学术文化 明清之际是剧烈动荡的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历史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这时，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伟大的思想家。

黄宗羲（1610—1695 年），是历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在

《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批判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是天下之大害。他反对无条件的忠君思想，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还驳斥了“重农抑末”的传统思想，认为工商业与农业一样，“盖皆本也”。他在晚年，对明史下了很大功夫。所著《明儒学案》62 卷，是学术史专著的创举。

顾炎武（1613—1682 年），是讲求“经世致用”的杰出历史学家。他治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反对明末士大夫“空疏不学，游谈无根”的恶劣学风。他广泛地搜集史事，进行地理形势、风俗、物产的实地考察，以研究古今的变革，找出“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的办法。《曰知录》是他的代表作。顾炎武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实践，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有清一代的朴实学风。乾嘉考据学派继承了他的研究问题必须注重实证的治学方法，但把他的经世之学蜕变为单纯追求书本知识的繁琐学术，则背离了他治学的根本宗旨。

王夫之（1619—1692 年），是卓越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物质性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精神性的“道”则是由“器”产生的。“天下唯器而已矣”，“据器而道生，离器而道毁”。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王夫之的历史观也是进步的，他反对复古派的“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指斥他们是“奉尧舜以镇压人心”。他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哲学理论，把发展规律叫做“理”，把历史发展趋势叫做“势”，认为“势因理成”， “迨已成理，则自然成势”。

清王朝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以后，对学术文化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办法。第一，继续提倡八股文，尊崇孔子和程朱理学。第二，大兴文字狱。第三，

查禁对清朝不利的书籍，并寓禁书于修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编成的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通过普遍征书而销毁或删改部分书籍。《四库全书》客观上保存了大量文献，但也窜改了不少著作的原来面貌。

但清廷的文化政策，并不能完全控制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吴敬梓、曹雪芹等杰出的小说家。

吴敬梓（1701—1754 年），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早年热衷科举，后因科举不利及生活日益贫困，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所著《儒林外史》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题，深刻揭露了那些得到科名以及得不到科名的士人的种种丑态，是一部成就卓越的讽刺小说。

曹雪芹（约 1715—1764 年），满洲正白旗“包衣”出身，祖上几代历任江宁织造。所著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线，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封建贵族家庭盛衰史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晚期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荒淫腐朽与种种罪恶。作者十分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两个贵族青年叛逆者的形象，歌颂了他们争取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要求。小说的艺术结构严密，语言洗练，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在中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应属上乘的佳作。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需要耶稣会士帮助他们开展一场“征讨” 中国的“精神战争”，而野心勃勃的耶稣会士为了扩大新的教区，也愿与殖民势力结合。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 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 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 年）等，也较著名。

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士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他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6 卷。二人合作编写的，还有《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汤若望于崇祯三年（1630 年）参与修订历法，后编成《崇祯历书》约百卷。顺治元年（1644 年），掌钦天监事。比利时人南怀仁于康熙初年任钦天监正，制造天文仪器，并于康熙十七年（1678 年）著成《康熙永年历法》32 卷。他还为清政府监制大炮数百尊。

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西被”也在进行。来华的耶稣会士为了在中国传教，感到有必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克服传教上的障碍。因此，他们把一些中国经典译成拉丁文。耶稣会士法国人冯秉仁还把《通鉴纲目》

（1777—1783 年出版）译成法文，法译本名《中国通史》。来华的传教士还

以通信方式向本国广泛介绍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典章制度和文学作品。中国儒家的政教伦理思想，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发生了一定的影响。18 世

纪的法国正酝酿着一场大变革，专制政权和教会的反动统治成为启蒙运动的抨击对象。新发现的中国文化，不论对其解释是否正确，却向法国启蒙思想家提供了反专制、反教权的思想武器。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落后，但在精神文明方面最不带迷信和成见，最讲究容忍和明智。中国人“具备完美的伦理科学，而这在所有各门科学中占第一位”。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也对中国文化十分赞扬。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对双方都是大有裨益的。他借用儒家所谓的“秩序”和“道德”中的实用哲学，来表达他对当时德国分裂割据局面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