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欧诸国的文艺复兴

世纪后期，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传播到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其他西欧国家。

埃拉斯谟 出生于鹿特丹的埃拉斯谟（1466—1536 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富有影响的人文主义者。他精通希腊、拉丁古籍，但他不单单是一位古典学者，他的目的是以古典著作为津梁，去发掘圣经原文的本义及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他发现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曲解了，在教会的腐化中湮没了。埃拉斯谟编订的希腊文本《新约》圣经及其拉丁文新译，揭示并纠正了教会通用拉丁文本圣经中的许多错误，这就严重打击了教会解释教义的权威，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1509 年，埃拉斯谟写下了传世名作《愚颂》。他采用讽刺的手法，把“愚蠢”人格化，假“愚蠢”之口，对国王，教皇、主教、僧侣等的愚昧无知、贪婪欺诈、荒淫无耻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把那些自负的神学家，描写为满口尽讲些“污秽和野蛮的隐语切口并胡言乱语”的人，而僧侣们则是一些目不识丁的自封的“虔信者”。“当他们在教堂中像驴叫似地高声朗诵圣诗时，他们只记住它的词句，并不理解其意义，但是他们以为他们正是把最滑润的香油涂抹于上帝的耳上了。”《愚颂》对教会黑暗的揭露，有力地促进了路德派的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作家 在英、法、西班牙诸国的文艺复兴中，还产生了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

英国最早的人文主义作家是乔叟（1340—1400 年），他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先驱。乔叟出身于富有的市民家庭，主要作品为《坎特伯雷故事集》

（1387—1400 年）。他以一批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去朝圣的香客的旅行为线索，写成 24 个短篇故事。这批香客中有骑士，侍从、地主、自耕农、贫苦农民、僧侣、修女、市民、商人、海员、大学生和手工业者等。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外表、举止和精神面貌是 14 世纪英国社会的画卷。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记和口头文学、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有很大一部分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乔叟否定骑士式爱情，反对买卖婚姻，主张夫妻互敬互爱。故事讽刺了僧侣的虚伪，揭露教会对人民的压迫和金钱的罪恶，暴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败，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乔叟的作品反映了市民的立场和情感，在人物塑造、叙事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他运用伦敦方言来写作，语言生动活泼；他是英语的奠基人之一。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以戏剧的成就为最大。16 世纪末，英国产生了几

十个有成就的剧作家，其中以莎士比亚（1564—1616 年）最为杰出。莎士比亚出生于英格兰斯特拉福镇一个富裕市民家庭，20 多岁来到伦敦，开始舞台演出和创作生活。他在 20 多年时间里写作了 37 个剧本、2 首长诗和 154 首

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剧作展示了 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广阔的社会景观，表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世态。莎士比亚前后期作品的基调有所差别。17 世纪开始前他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所写 9 部历史剧反映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表达了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希望实现开明君主统治。这个时期的悲、喜剧更多地表现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以“爱征服一切”为主题，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反映了爱情理想与封建偏见的冲突，赞美了青年纯真的爱情。《威尼斯商人》则描写了旧式高利贷商与新兴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揭露了高利贷者的贪婪。1601 至 1607 年为莎士比亚创作最光辉的时期。这个时期英国王权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已趋于紧张，资产阶级受到封建势力压迫，但尚不成熟，表现出软弱性。这个时期莎士比亚作品以悲剧为主，是封建社会后期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剧作《哈姆莱特》以 12 世纪丹麦史的一个复仇故事为主题。在悲剧的中心人物哈姆莱特身上注入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塑造了一个热爱人民也为人民爱戴的形象。作品揭露宫廷的仇杀，指出这是一个“整个时代脱榫”的问题，整个世界成了一座监狱，纵有重整乾坤的愿望，但已力不从心。这样一种悲剧的结局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本身具有的软弱性。《李尔王》则描写了人文主义者向往的真正的爱、真诚理性和社会正义与权威的矛盾。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大都是写给他一个理想的情人的。他在表达爱情中流露出肯定生活，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情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文体上比彼特拉克前进了一步，改变了意大利的格式，按四、四、四、二编排，发展了十四行诗这一外来形式。

法国作家拉伯雷（1494—1553 年）写有长篇小说《巨人传》共 5 部，1532 年以后陆续出版。小说以法国民间故事中的高朗古杰、高康大和庆大固埃祖孙三代巨人国王为主角，通过描写他们游历的故事，用浪漫主义和极其夸张的手法来塑造这三位巨人，表现人文主义的理想。拉伯雷批判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抨击教会靠“人类的罪过”过活，嘲笑愚昧无知的僧侣全然不懂自己所诵念的经文。拉伯雷主张个性解放，通过教育解放人的力量，依靠知识巨人改造现实社会。《巨人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教育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表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原则。

塞万提斯（1547—1616 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社会经历复杂。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以虚构的穷乡绅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反映了 16 至 17 世纪初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说的主人公唐吉诃德是一个矛盾复杂的人物，梦想要按已经消逝的骑士传统行事，荒唐的行为却往往出于善良的

动机。他自许做骑士就应当侠义为怀，应当锄强扶弱。但当他奋全身之勇，横矛猛击，受其冲击的却只是臆想的而非现实的敌人。骑士制度已经过时，他却要坚守这个制度下骑士立身的准则，这就是堂吉诃德的悲剧。正是由于这样的悲剧，堂吉诃德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学上一个理想脱离现实、落后于历史的典型概括。

政治思想家 西欧诸国文艺复兴中出现的重要政治思想家有博丹和莫尔。

博丹（1530—1596 年）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他毕业于图鲁士大学，曾任省议会议员和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著有《国家论》（6 卷）。他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众多的家庭为了共同的利益和防卫需要而最终结合起来，共同接受一个主权，即国家。他给国家下的定义是：“国家是主权力量对无数家庭及共同事务的公正处理，” 国家是民族利益的集合整体。他认为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主权是一个国家绝对的和客观的权力”，主权不能分割，它具有不可转让性和永久性，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在博丹的国家理论中，国家主权是作为一种脱离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而出现的。国家主权包括不经任何人同意颁布法律的权力，宣战、媾和与缔约的权力，赦免权以及官吏任命权。这种国家权力既与统治者的权力相区别，也与臣民的权力相区别。这样，国家概念完全抽象化了。他认为政权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来建立，它可以属于国王和一院制议会，也可以属于国王和两院制议会。博丹把法治的原则纳入国家定义中，认为国家应按法律来治理。他认为主权只是在国家政权活动范围内才是无限制的，它不适用于那些由神祇法和自然法，以及私有财产决定的先于国家存在的关系。博丹的政治思想包含有反封建主义的内容，他在强调君主拥有一切权力的同时，又附带说明君主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博丹的国家主权思想反映了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形成的现实。

世纪的欧洲除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外，还出现了最早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这便是以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托马斯·莫尔（1478—1535 年）出生于伦敦富裕市民家庭，就学于牛津大学，后入林肯法学院。早年以律师为职业，后被选入议会下院。1510 年担任伦敦市的副执行官，和人文主义者埃拉斯谟是挚友，受后者思想影响甚深。莫尔的代表作为《乌托邦》（1515 年）。他在书中批判了英国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认为“它们不过是富人假借国家的名义并在国家的招牌之下，为追逐一己私利而进行的某种阴谋而已。”又全面批判了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认为私有财产是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而法律保护富人的利益，与正义毫无共同之处。莫尔在书中描绘了理想的社会制度“乌托邦”。乌托邦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一切人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劳动时间不长，但可以保证得到一切必需品。社会实行民主政治，所有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应当为人民利益工作并向人民报告工作。国家元首

也由选举产生，重大问题由乌托邦全体居民讨论。这种社会结构的优点可以使居民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国家只需要很少的法律。莫尔同情劳动群众，在书中批判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思想史上第一次设想了共产主义蓝图。他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却找不到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阶级力量和现实的途径。莫尔博学多才，1518 年以后深受亨利八世的重任，先后担任了枢密顾问官、财政副大臣、下院议长和大法官。后因宗教改革问题与亨利八世发生严重分歧，被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