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矛盾的激化·武装斗争的开始·宣布独立

矛盾的激化 到 18 世纪 50 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在政治经济上已臻成熟。各个殖民地上都有了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些议会在制度上日趋完善,它们的权力已经大得足以与总督相抗衡,在王家殖民地上它们已经成为对抗英国、保卫殖民地利益的重要的政治武器了。与此同时,北美经济也有显著的发展,不但达到自力更生的地步,而且在某些部门已经与英国竞争了。可见, 北美已经具备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但是,北美人民还没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想法,他们满足于自己在大英帝国内所处的地位,这从富兰克林的话里可以得到证明,他在 1751 年在谈到英国时,甚至把英国比成“一个聪明而善良的母亲”,把大英帝国说成是一个“大家庭”, 并且表示削弱这个“大家庭”的任何一部分都会削弱整个“大家庭”。

但是,到 1763 年英法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反过去对北美殖民地的宽容态度,而开始剥夺北美人民长期以来所享有的自由,并且把新的压迫加在北美人民头上。这就引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而英国又不肯让步,以高压手段对付北美人民的反抗。这就是独立战争爆发的基本原因。

1763 年对法战争(七年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结束,于是英国便腾出手来,严厉执行过去长期未能实行的一系列限制殖民地经济的法律,并且把重点放在缉查走私上面。它派出许多军舰到北美海岸游弋,专门查禁走私船只。这样一来,以走私为特点的北美对外贸易一落千丈,往日繁华的港口顿时冷落下来,大批水手失业了。

同一年英国政府又颁布命令,禁止殖民地居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迁。这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其背景是当时英国尚未制定西部的土地政策, 害怕人民到西部去会给西部土地问题带来麻烦。但是,殖民地居民却认为英国颁布这个禁令是为了保障与西部印第安人作毛皮生意的英国商人的利

益。当时北美有许多劳动者想到西部去谋生;南方奴隶主也想到西部经营种植园经济;土地投机商更迫不及待地希望到西部囊括土地。而这个禁令一颁布,这些梦想都化为泡影。

但是,英国犹以为未足,在 1765 年以后又向殖民地居民征税。英国过去连年战争,军费沉重,国债激增。此外,对法战争结束后,英国夺取了法属加拿大,因之它在北美的领土大大扩张,为了保卫辽阔的帝国疆域,也需要巨额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征收新税已经势在必行。但是,英国统治当局却决定把税的负担转嫁在殖民地居民身上。1765 年颁布的“印花税法案”和1767 年颁布的“唐恩森德法案”就是向北美人民征税的措施。这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强烈的抗议。他们用抵制英货的行动来回答英国的苛政。在反对印花税的斗争中,人民中间还出现“自由之子”等群众团体。到 1770 年为止, 英国政府让步了,先后废除了这两项征税法案,只保留一项茶叶的入口税, 以示英国政府仍有权向殖民地征税。

然而殖民地人民并没有因英国让步而放松警惕。他们为了迎接未来的战斗,建立了革命组织。在塞缪尔·亚当斯和杰弗逊等人的倡议下,各殖民地都成立秘密团体——“通讯委员会”,以加强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和统一行动。

同时,殖民地人民对于英国保留茶税一事异常愤慨,所以从 1770 年起就发起了“不饮茶”运动,以示抗议。这时,也有一些殖民地商人从荷兰走私运来大批茶叶,因此英国的茶叶法成为一纸空文。1773 年为挽救濒临破产的东印度公司,英国允许公司将茶叶运到北美倾销,不收入口税,并允许不经殖民地的入口商之手而直接卖给零售商。据估计,这种办法将使公司的茶叶价格比走私入口的茶叶便宜 50%。但是在反英斗争的高潮中,殖民地人民认为自由比喝便宜茶叶更重要。各地均召集会议,决心不让东印度公司的茶船靠岸卸货。但是到达波士顿的茶船拒绝群众的要求。于是在 1773 年 12 月

16 日夜,波士顿的人民群众在夜色苍茫中登上茶船,把价值 15000 英镑的茶叶掀入大海。

英国政府大发雷霆。1774 年 3—4 月,英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几项高压法令,主要内容为:封锁波士顿港;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权;英国官兵在殖民地犯罪者必须送往英国或其他殖民地审判,马萨诸塞司法当局无权过问;在波士顿市内驻扎英国军队。这在北美被称为《五项不可容忍的法令》。为了执行上述法令,英王任命北美英军总司令盖治将军为马塞诸塞总督,妄图以武力迫使殖民地屈服。

但是,人民决不向英国的淫威屈服,没有一个工人响应英国的号召去参加英国兵营的修筑工作,也没有一个农民把粮食出卖给英军。波士顿人民的英勇斗争吸引了其他殖民地人民的关注。各地纷纷以人力、物力支援波士顿人民。为了协调各殖民地的行动,弗吉尼亚议会呼吁召开由各殖民地代表参加的会议,共同“商讨各殖民地不幸的现状”。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热烈响应。

1774 年 9 月 5 日到 10 月 26 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除佐治

亚因总督阻挠未派出代表外,其他 12 个殖民地共有 55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绝大部分人是地主、资本家或种植园主的代表。大会围绕着北美与英国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民主派帕特里克·亨利号召北美人民团结起来,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他高呼:“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已不存在,我现在不是弗吉尼亚人,而是美国人。”占多数的保守派采取了妥协性的步骤:向英王上请愿书,要求取消高压性措施;但同时又表示愿意继续效忠于英国。

在会议期间,殖民地人民到处召开大会,通过决议案,表明对时局的态度。马萨诸塞的《苏福克决议案》号召人民起来坚决反对《五项不可容忍法令》(即“五项高压法令”),抵制英货,与宗主国断绝一切商业往来,以武力反抗英国的压迫。

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英国政府取消对殖民地的各种经济限制和“五项不可容忍法令”,并且表示在英国接受这些要求前,中断同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

但是英国对这一温和要求也加以拒绝,并调兵遣将,准备诉诸武力。

武装斗争的开始 在大陆会议寻求与英妥协时,各殖民地人民却在加紧进行备战活动。各地纷纷建立了地方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组建民兵,特别是组成了一支装备精良、反应敏捷、战斗力强的人民武装部队“一分钟人”(即一分钟内就能行动起来)。各地还建立了驿马队、情报队,修建了军火库以储存枪支弹药。到了 1775 年,北美大陆已经出现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革命形势。人民群众决心为捍卫民主和自由,与英国决一死战。 1775 年 4 月 18 日,北美英军总司令盖治派两个团的 700 名士兵从波士

顿出发到附近的康科德去搜查通讯委员会的秘密军火库,并企图逮捕通讯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科克二人。通讯委员会的情报人员瑞维尔和德维斯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英军的行动通知当地的通讯委员会。19 日“一分钟人”在莱克星顿与英军相遇。双方冲突开始,响起了“莱克星顿枪声”。英军继续北上,破坏了康科德的军火库。但是他们在那里遭到 400 名“一分钟人”的进攻,并在逃跑途中遭到袭击,死伤 273 人,残兵

狼狈地逃回波士顿。殖民地方面仅损失 90 余人。这是北美人民的武装力量第一次与英国正规军交锋,它揭开了北美人民反英战争的序幕。

莱克星顿的胜利鼓舞了殖民地人民,三天之内,这一支民兵队伍就壮大到 2 万多人。他们并没有满足于取得的战果,乘胜把英军的老巢——波士顿团团围住。

在武装斗争开始和群众积极参加战斗的形势下,1775 年 5 月 10 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十三个殖民地都派代表参加会议,富兰克林和杰弗逊第一次与会。这时各地人民一致要求大陆会议能担当领导武装斗争的任务,并且支持人民自发的军事行动。但是,为温和派所控制的大陆会议对于群众的这个合理要求无动于衷。只有到后来当人民的自发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不可收拾

的地步时,会议才勉强承当了领导殖民地民兵作战的任务,并且在 1775 年 6 月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殖民地军总司令。华盛顿立即北上就任。在军事行动展开的过程中,北美各地的民兵锻炼成为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的正规军。大陆会议还通过“必须采用武力的宣言”,通过关于发行纸币,征募志愿兵, 改编民兵为“大陆军队”的决议。

1776 年 3 月,华盛顿军队在得到一些重型大炮之后,猛烈攻打驻守波士顿的英军,迫使英军撤出波士顿,退到哈利法克斯(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但是在大陆会议看来,北美的这些军事措施及军事行动,仅仅是迫使英

国对殖民地让步的手段而已。一旦英国作出让步,放松对殖民地的压迫,它仍愿放下武器与英军握手言欢,复归于好。这一年 7 月大陆会议向英国国王提交一份请愿书,仍要求和解。只有个别领袖提出了独立的要求。比如激进派领袖塞缪尔·亚当斯早在 1774 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开会后不久就提议发表一个独立宣言。

当时北美广大群众虽然非常不满英国的高压政策,但是他们仍幻想英国会让步,会取消十余年来的压迫政策。

舆论的变化 由于北美大多数人幻想同英国和解,独立这个字眼在当时几乎成了危险的字眼,很少人敢说出口来,公开提出独立要求的人就更少了。但是,到 1776 年上半年,舆论陡然变化,要求独立成为广大人民的普遍呼声了。这是以下几种情况促成的:

第一,英国对北美的残酷镇压。在 1775 年武装斗争开始后,英国统治

集团就凶相毕露,它决心用屠刀把北美反英斗争淹没在血泊里。它把有 3 万兵力的部队调到北美来。1775 年 10 月英国海军放火焚烧了缅因的法尔摩斯城;1776 年 1 月英国战舰大肆蹂躏弗吉尼亚农村。英国的这些暴行从根本上消灭了北美人民的幻想,他们不得不从独立中寻找出路。

第二,潘恩的《常识》在北美的畅销。

到 1775 年为止,在北美广大群众的心目中,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仍有相

当的威信。北美的革命领袖们在过去 10 年的反英宣传中把英国加在北美人民身上的一切压迫都归咎于英国内阁,同时却把英王捧得很高,把他描写为灵魂纯洁的、心地仁慈的君主。因此,北美人民虽然愤恨英国政府的压迫, 但却把希望寄托在乔治三世身上,希望他能把居心残忍的大臣们免职,并且取消大臣们十余年来所实行的压迫政策。这样,乔治三世就成了人心倾向独立的巨大障碍。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出来扫除这个障碍的便是汤姆·潘恩。

潘恩 1737 年出生在英国,37 岁以前是在英国度过的。他是一个贫穷的胸衣工人之子,早在 13 岁时就继承父业,靠飞针走线糊口,后来又任政府的收税员,勉强维持温饱。1774 年他离开祖国来到北美,不久就成为一家杂志的编辑,并且写了不少涉及时事的文章。他看到北美人民反英斗争的最大弱点就是目标模糊,人们拿起武器与英军作战,但不是为独立而战,一般人对英王仍有幻想,对大英帝国仍有留恋。与此同时,他也看到领导斗争的革

命领袖过于谨慎,不敢宣布独立。他认为这大大影响了反英武装斗争的力量,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北美革命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为了鼓励北美人民更勇敢地走上战场,他感到有必要破除人们对于国王的幻想,并且把作战的目标告诉他们,向他们指出:北美独立就是战争的目标。总之,潘恩决定把“人民的思想感情从依附[于英国]转到独立,并且从君主制转变到共和的政府形式”。这就是他拿起笔来写小册子《常识》时的想法。

《常识》是在 1776 年 1 月发表的。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大胆地呼吁独立, 并且痛切地陈明英国统治有百害而无一利,独立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写道: 英国过去之保护北美殖民地,完全着眼于本身的利益,并不是为了爱护北美人民。他指出独立的好处甚多,独立不但给北美人带来自由,而且还能使他们享受经济繁荣;相反地,如果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则只能延长北美人民的痛苦。他特别揭露乔治三世的专制暴虐,说他是一个“冷酷的、脾气恶劣的法老”,“大不列颠的戴王冠的野兽”,下决心消灭北美自由的就是他。他说:国王不是内阁的傀儡,内阁是受他支配的。国王用津贴和官职去收买下院,因而在下院选出一个充当国王傀儡的多数,由这个多数产生的内阁就成了他手中的工具。国王的所作所为,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暴虐专制的国家。

《常识》刚一问世,立刻就被人抢购一空,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在人口不到 300 万的北美殖民地上竟销售 12 万册。《常识》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它一举扭转了北美的舆论,彻底摧毁了英王在殖民地人民心目中的优美形象,使他成了一个暴虐的独夫,从而切断了殖民地人民心中残存的对英王和英国的最后一根感情纽带。小册子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推动他们倾向独立,独立逐渐地成为普遍呼声。正如约翰·米勒所指出的:“随着 1776 年 1 月《常识》的发表,潘恩打碎了把革命冻结起来的坚冰”。

但是,独立成为北美人民普遍的呼声是一回事,大陆会议宣布独立是另一回事。到 1776 年 4、5 月间独立固然成为人民的一致要求,大陆会议在这个问题上仍徘徊不前。

大陆会议之所以终于决定宣布独立,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各界人民的推动。各地群众到 1776 年春纷纷写信给大陆会议, 要求赶快宣布独立。约翰·亚当斯写道:“要求独立的邮件每一天象洪流一样涌向我们这里”。直接反映人民要求的各殖民地的革命议会或代表大会也纷纷写信给大陆会议代表,要求宣布独立。马萨诸塞的约瑟夫·浩利写信给塞缪尔·亚当斯道:“防止不和和纠纷的唯一办法,便是趁热打铁。人民的血太热了,以致不容许延迟——如果不马上宣布独立,一切都会陷于混乱”。总之,来自各方的压力,对于大陆会议之最后宣布独立,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二,出于争取外援的需要。北美革命领袖们在对英战争开始后不久, 就清楚地认识到争取外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们看来,要想战胜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没有外援是不行的。同时他们也看清了当时的

国际形势:英国是在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之后才建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从而也就树立了这三个敌国。这些敌国都伺机复仇。现在北美举行反英战争,正好为这三个国家提供现成的时机。因而争取这些国家的援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1775 年 3 月,通讯委员会派出塞拉斯·狄安到法国,试探法国大臣维热内的意见。但是法国对于帮助不想与英国正式割断联系而只希望在大英帝国内部享受一定自由的北美,不感兴趣,它表示只有北美断然宣布独立,才能援助它,并且与之建立联盟。对于法国的这个态度,北美许多革命者是清楚的。弗吉尼亚的怀斯发问道:“我们以什么身份进行交涉? 作为大不列颠的臣民,还是作为叛乱者?如果我们向法国宫廷提供贸易,当我们承认是[英国]居民时,他们会款待我们比款待布里斯托尔或利物浦更好吗?不,我们必须宣布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民。”对于这一点,大陆会议也逐渐认识到了。汉密尔顿和理查德·亨利·李都认为如果北美宣布独立的话,法国一定会支持殖民地的反英斗争。总之,为了争取外援,也非宣布独立不可。这也是推动大陆会议的许多领导人倾向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北美到 1776 年上半年已具备独立的条件。这时,北美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革命政府,而王家政府纷纷瓦解。各殖民地都成立革命议会, 在它的下面又设置安全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在基层,各市镇教区也都有通讯委员会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同时,大陆会议在实际上也扮演了中央政府的角色,因为在大陆会议下面设置了类似财政部、外交部、商业部及海军部的机构。这样,北美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条件。这个既成事实也是推动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决定宣布独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里不能忽略弗吉尼亚的先锋作用。弗吉尼亚代表会议在 1776

年 5 月 15 日向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们发出一项训令,要求他们向大陆会议提出宣布独立的建议。在收到这个训令后,弗吉尼亚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便于 6 月 7 日向大陆会议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大陆会议通过。这个决议案中有言:“联合殖民地是——而且有权利是——自由而独立的诸邦,它们解除了对于英国国王的一切臣属的义务,因而它们与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联系应该完全解体”。

但是,中部几个殖民地的代表在大陆会议上反对这个决议案,所以大陆会议决定把独立问题的表决推迟到 7 月 1 日,希望在这以前能说服中部殖民

地。但是实际的表决是在 7 月 2 日举行的。在表决中,只有纽约的代表弃权, 其余的十二个殖民地的代表一致投赞成票,于是关于独立的决议案获得通过。7 月 4 日,大陆会议又通过了《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 其实在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之前,弗吉尼亚代表会议已经于 6 月 12 日发表了《权利宣言》,这是弗吉尼亚的民主派梅逊起草的。

《权利宣言》列举了人民所应享受的一系列自由和权利,并且证明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政府官员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可以说,这个《权利宣言》应该是后来法国大革命期间发表的《人权宣言》的蓝本。但是它的重要意义被《独

立宣言》掩盖了,因为《独立宣言》更全面更深入地阐明了民主原则。

《独立宣言》出于杰弗逊的手笔,它不但体现了他个人的民主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北美广大人民的内心愿望。

《独立宣言》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陈述了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它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他们固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且成立新的政府,而新成立的政府,要奠基于这样的原则上,以这样的形式组成它的权力,以期它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幸福。⋯⋯”这就是说,在人类中间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就有理由把它推翻。

第二部分列举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压迫北美人民的种种事实,并且说明这种压迫就是侵犯了北美人民的基本权利。

从以上两个部分很自然地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北美人民应该推翻英国国王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北美应该独立。这个结论构成了第三部分的内容。这样,宣言根据理论和事实说明美国宣布独立是理所当然的,是合乎天

理人情的。这是宣言的中心思想。

同时,作者还在这篇宣言中阐明了美国作为新生国家立国理论基础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则。第一,关于平等的理论。作者认为平等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治平等,每个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都有权利直接或间接参加国家管理。二是经济上的平等。他主张建立“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社会。这是针对殖民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提出的,虽有某些幻想成份, 但是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第二,自然权利学说。即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是自由平等的,这些权利不是创世主或权威的恩赐,而是大自然所赋予的,因此是不可剥夺或割让的。这种学说提高了人民的地位,承认了个人的尊严, 从理论上摧毁了专制主义存在的基础。杰弗逊发展了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 用“追求幸福”去代替“财产权利”作为人们的自然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理论上的一场革命,因为它打破了否定现世生活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或天堂的中世纪宗教观念。他指出人不是为受苦而活着,追求幸福是人人都应享受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而促进人民的幸福是政府的重要目的。第三,人民主权学说。杰弗逊指出:人民是主权者,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是服从人民意志的,是为了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的。第四,人民革命权利的理论。杰弗逊以自然权利论和人民主权论为基础,指出:既然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侵犯人民权利,并成为祸国秧民的压迫者且不可救药时,人民就有权利举行革命或起义来推翻它,不管这个政府是封建专制的还是曾经是民主的。

《独立宣言》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宣布人民的权利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比法国的《人权宣言》早 13 年, 所以马克思称它是“第一个人权宣言”。①但是必须看到:它所阐明的自由平等原则,只停留在字面上,在资产阶级社会它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护身符。《独立宣言》的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的革命斗志,成为北美人民争取独立的旗帜。在它的激励下,人民斗志昂扬地走上战场,为实现独立的伟大目标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