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

第一次内战后英国国内形势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英国国内经济残破，满目疮痍。1646 年又发生了旱灾，农业歉收，但议会里的上层掌权人物，不但不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反而趁机搜刮，致使粮食等日用必需品的价格猛涨。即使一般人民的常用食品如燕麦、黑麦、豌豆等的售价，也成倍上升。本来生活就已困难的劳动群众，更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40 年代时，英国的贫民人数达 50 万人左右。特别是那些靠工资为生的人，由于工资的增加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生活更为困苦。这段时期，人民所负担的赋税

也不断增加。在内战时期，议会支出的最大一笔费用是军费，仅 1646 年 3

月到 1647 年 3 月，军队从国库中支取的薪饷即达 118 万镑之多。议会为了筹集这笔费用，除了以高额利息向官商大贾借贷之外，又加重向居民征收消费税。不但税额不断增加，而且课征的项目也日益扩大。许多日用必需品如食盐、纸张等都要征税。自 1643—1646 年间，一般的乡绅，要将 1/4 的收入作为赋税交纳。

这次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土地问题。1643 年 3 月的法令规定，把那些反对议会并直接、间接支持国王的“破坏分子”的土地加以扣押，后又颁布法令将这部分被扣押的土地出卖。但被出卖的土地大部分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之手。例如有名的大富豪约翰·华莱斯顿即曾利用职权以 8000 镑的价格把伦敦附近几处原属于伦敦主教的地产购为己有。

从革命开始以来，原先属于国王、封建大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批转入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之手。议会于 1646 年 2 月 24 日又颁布法令，废除了原来的监护法庭，解除了土地所有者对国王所负担的封建义务，因而这批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就成了享有充分自由支配权的资产阶级地产。但是农民们负担的封建义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比以前增多了。同时，议会还暂时停止了关于禁止圈地的立法，并通过多次决议，镇压反对圈地的农民骚动。这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圈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

在政治上，自从 1640 年 11 月长期议会召开后，议会越来越发挥最高政权的作用。当第一次内战以王党的失败告终时，议会实际上成了英国国内唯一的最高政权机关，变成了临时政府。而在这个政权中掌握大权的是长老派人士。长老派利用他们在议会中的统治地位，竭力把其他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排挤出应享的政治权利之外。如在选举权问题上，他们仍实行革命前的规定，即只有年收入达 40 先令以上的自由产业所有者才有选举权。全国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

长老派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更因其在宗教上的独占地位而得到加强。自从 1643 年 9 月议会同苏格兰人订立了“神圣的同盟和公约”以来，长老派成了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派别。1644 年 12 月召集的一次宗教会议上，规定长老会的教义为全国人民一律遵奉的宗教信仰。议会中当权的长老派上层人物，利用权力对于那些不愿遵奉长老派的人士不断施行迫害，他们这种限制和迫害人民信仰自由的行为，引起了强烈反抗。因为自从革命开始以来，人民争取政治、经济自由的斗争是和争取思想、信仰自由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正像诗人弥尔顿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那样：“在所有的自由之中，首先给我以按照良心自由地去认识、发表言论和讨论问题的自由。” 广大中、下层人民争取信仰、言论、思想自由的斗争蓬勃向前发展，与当权的长老派的矛盾日趋激烈。

综上所述，在 1646 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封建王党已被打倒，但胜利

的果实却为以长老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攫取，中、下层人民在经济、政治、宗教信仰和思想言论上仍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于是广大的中、下层人民反对长老派的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潮流发生了波折，出现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形势。

长老派同独立派之间的斗争 两次内战之间（1646—1648 年）英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三个政治派别之间展开的。它们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代表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平等派。

第一次内战以王党的失败而告结束后，议会成了国内唯一的最高政权机关，在议会里掌权的长老派，为了独吞胜利的果实，便企图解散和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军队，以消除军队对他们的威胁。在议会里长老派议员丹济尔·胡尔斯等人以减轻人民的赋税为借口，在 1647 年 3 月提议将军队解散，而且拒绝补发在战争期间欠发给士兵的薪饷，并把独立派的军官召到议会来，要求他们采取措施来使士兵收回关于补发欠饷和抚恤阵亡将士遗孀的要求。这个建议被通过了。

军队里的士兵群众和中、下级军官对议会的这一措施反应强烈，但一部分高级军官却态度暧昧。克伦威尔犹豫不决，他一方面害怕军队解散后，独立派军官将失去其依靠的力量，但同时他又害怕士兵政治积极性的增强，失去控制。当高级军官还在动摇犹豫的时候，士兵自发的斗争已在迅速发展。在伦敦的平等派对议会里长老派的不满情绪也十分强烈。平等派是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出现的。1646 年 7 月，李尔本等三人起草了一份名为《千万公民的抗议书》，提出人民应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的最高主权应该属于人民，并要求取消国王和上议院。这个文件的发表，意味着平等派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平等派在伦敦等城市的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村的手工业者中有许多信徒，新模范军中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平等派的忠实拥护者。1647 年3—5 月间，平等派曾五次到议会去请愿，提出他们的切身要求。李尔本还写文章对长老派进行猛烈抨击。平等派的著作传播到军队以后，得到士兵热烈的响应。他们已不再限于讨论补发欠饷等经济问题，而是讨论起国家大事和政治问题了。他们感到独立派高级军官已不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建立自己的独立团体和组织的要求。1647 年 4 月末 5 月初首先在思想比较

激进的 8 个骑兵团中选举出了代表士兵的“鼓动员”，并成立了“鼓动员委员会”，随后在许多连队中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有一些具有平等派思想的中、下级军官也加入了士兵的行列。

士兵“鼓动员委员会”成为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组织，同时也是联系军队以外的，特别是伦敦的平等派人士的纽带。于是这股代表城乡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开始迅速壮大起来。他们不仅与议会里的长老派相对抗，而且逐渐摆脱了独立派高级军官对他们的控制。

1647 年 6 月，在鼓动员的促使下，骑兵掌旗官齐埃斯率 500 名骑兵到囚

禁国王的赫姆比城堡，把国王劫持过来，押到军队大本营所在地纽马克特，切断了长老派同国王的联系。

在严峻的形势下，士兵鼓动员公开警告克伦威尔，如果他不立刻前来领导他们的话，他们将不顾他而单独前进。克伦威尔权衡利害，不得不赶快表示他和大多数军官愿意站到士兵方面来。

但克伦威尔随即采取措施，把士兵群众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成立了一个“全军会议”，由所有的高级军官和每团两个军官代表和两个士兵代表（鼓动员）组成，作为讨论全军重大问题的机构。在 6 月 5 日召开的全军会议上，通过了“军队的庄严协约”，宣称军队的要求如得不到保证，军队将永不解散。6 月 14 日的全军会议又通过致议会的“军队声明”，表示军队并不是为任何专制权力服务的雇佣军，而是为了保卫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声明还表示反对一切专横、暴行和压迫，并要求解散现存的议会。

“军队声明”是由独立派军官艾尔顿起草的，但它的内容却贯穿了平等派主权在民的思想。从 4 月底士兵委员会的建立到 6 月中旬“军队声明”的发表，说明军队的性质已不再是单纯进行战争的工具，而是提出独立的政治纲领和要求的政治团体了。军队已变成长老派控制下的议会之外的由独立派领导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其斗争矛头直指长老派控制的议会。

军队里的士兵要求将军队开进伦敦，采取坚决措施来反对议会里的长老派的倒行逆施行为，但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一再推诿，他们害怕士兵政治独立性的增强，会使他们难以驾驭。7 月 16 日在雷丁召开的一次军队会议上，围绕军队是否开进伦敦的问题，克伦威尔与艾尔顿等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鼓动员发生了争吵。但在伦敦城内，7 月 26 日、27 日发生了长老派煽动的反对独立派的骚动。在危急的局势下，克伦威尔无法再压抑士兵进军伦敦的强烈要求，军队于 8 月 6 日开进了伦敦，平息了伦敦反独立派的骚乱。反动的长老派议员如胡尔斯、斯泰普尔顿等人纷纷逃散。

至此，议会（长老派）同军队（独立派）的斗争，就以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

独立派与平等派的斗争 军队开进伦敦，驱散了议会中反动的长老派议员之后，国家最高政权便转到独立派手中。这时摆在独立派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把长老派未完成的改造国家，建立新制度的任务担当起来。但在这个问题上，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和平等派领导下的士兵群众的观念却大不相同。独立派高级军官与平等派士兵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斗争。

独立派设计的关于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方案，反映在他们所拟订的“建议纲目”中，其基本内容是建立一个立宪君主制度：国王的地位仍保留，但应受到议会的限制。议会仍由两院组成，上院即贵族院仍保留，下院的议员由有财产资格的人选出，另外设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国务会议，负责行政事务。

独立派高级军官拿这个“建议纲目”在 1647 年 8 月底开始同国王谈判。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企图与国王和谈的行为，受到平等派的猛烈抨击。平等派领导的士兵们既然觉察到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不可信任，就自觉地要把改造国家的任务担当起来。10 月 15 日，他们着手拟订了一个关于改造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纲领文献“军队事业”，以与军官们拟订的“建议纲目”相对抗。“军队事业”的中心内容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是人民，要求实行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取消上议院，停止圈地，以前夺取的公社土地应归还农民，废除专卖权和什一税。

独立派高级军官与平等派鼓动员围绕着“建议纲目”和“军队事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国王和上议院是否仍旧保留，是否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等。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为了防止平等派的思想进一步在社会上传播，提议召开“全军会议”来讨论上述文件，企图用这种手段压制平等派的改造国家制度的方案。

平等派得到关于召开“全军会议”的消息后，为了准备在会上同高级军官进行辩论，就在 10 月下旬拟订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纲领文献“人民公约”。该“公约”要求立刻解散现在的议会，以后进行选举时，全国的选区要按照居民人口的多少重新加以分配。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属于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人民应享有信仰自由，任何权力也不能进行干涉。这里所谓的“任何权力”实际上包括下议院在内。这就是说，包括下议院在内的任何权力机关都不能干涉人民的信仰自由。这充分体现了平等的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源泉的思想。“人民公约”还规定不准强迫人民服兵役和从事战争。所有的人，不论其地位、官职、财产和出身的不同，都应服从统一的法律。

为了解决双方的分歧，1647 年 10 月 28 日起到 11 月 8 日，在伦敦城外的普特尼教堂召开了“全军会议”。在会上，以克伦威尔、艾尔顿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代表，围绕着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普特尼辩论”。从思想斗争的角度看，这次辩论是英国革命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

独立派高级军官的主要发言人有克伦威尔、艾尔顿等人；平等派的代表有雷因波洛、赛克斯比、魏尔德曼等人。克伦威尔在发言中反对对国家制度作太大的变动。他说，在考虑宪法草案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和气质是否准备接受它并与之一道前进”。而“人民公约”所宣布的那些原则，对英国来说变动太大，实现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平等派的代表雷因波洛反驳说，如果我们害怕困难的话，就不会起而反对国王，进行战斗了。“即使在你面前是死，而你的身后和左右都是大海，但如果你确信你的事业是正义的话，我想你必然会义无反顾地将这事业贯彻下去的”。上述的发言表明，独立派害怕局势进一步变动，要求革命停止下来，平等派则不满于当时的状况，要求把革命继续下去。

以后的会议在辩论到实质问题时，双方的分歧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选

举权和国家最高政权的形式。

关于选举权，平等派坚决主张生而为英国人的全体居民，都应该享有选举权。雷因波洛在发言中说：“最贫穷的人和最高贵的人都是在英国过活的，⋯⋯严格地说，最贫穷的人如果在这个政府统治下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话，他就没有服从政府的义务”。独立派反对普选权的原则，认为它将会造成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他们的代表李启上校说：英国没有财产的人和有财产的人数目是 5∶1，“如果主人和仆人都成为平等的选举人，那么，很清楚，那些在这个王国没有财产的人将会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去选举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将会制订出一种法律，将会使资产和地产平等”。对此，平等派的代表又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双方争执不下。

关于国家最高政权问题，平等派的雷因波洛、赛克斯比、魏尔德曼等人在发言中坚决反对国王和上院的统治。他们认为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应比国王和上院享有更大的权力。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等独立派高级军官则百般为国王和上院的权力辩护，艾尔顿说：“由国王和贵族统治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公正的政府。”

连续一个多星期的辩论，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是，当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在同平等派在谈判桌上争论的时候，他们另一方面却在布置圈套准备以武力打击对方。

克伦威尔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在 11 月 8 日的会议上攻击“人民公约” 中关于普选权的主张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因而提议“全军会议”休会。军官和鼓动员都回到自己的团队去。一周以后，军队领导人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下令军队分三部分分别进行检阅，企图借机镇压士兵中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平等派也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他们也想趁机发动士兵起义，强行通过“人民公约”。于是双方的斗争就由会场转向了战场。

军事检阅前夕，独立派高级军官以总司令费尔法克斯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一方面表示愿意接受鼓动员以前提出的一些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又以加强军事纪律相威胁。而平等派的领导人，虽然也向各团队的士兵呼吁，要他们团结起来，共同与“贵人”（高级军官）们作斗争，但并未作切实有效的工作。

11 月 15 日军事检阅首先在魏尔地方的灌木林原野进行。检阅时，除了

奉命前来的 4 个骑兵团和 3 个步兵团之外，平等派所领导的另外两个团也不顾命令而径自前来。但由于平等派事先未作必要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行动计划，所以当克伦威尔拔剑策马，将为首者逮捕时，士兵未能起而反抗。结果对肇事者进行军法审判，并判处其中 3 人死刑，用掷骰子的办法，挑出士兵阿诺尔德，当场在队前由行刑班枪决。平等派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几天之后，克伦威尔在议会中以表功的姿态报告灌木林原野事件的经过，并向议会保证说，军队极为平静和驯服。对此，议会向克伦威尔表示感谢。

平等派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斗争中忽略了一个至关重

要的问题，即组织力量和领导权问题。平等派奔走呼号，高唱原则，但对现实的权力等物质力量却没有高度重视，而独立派高级军官克伦威尔等人，虽然在争论原则问题时，也表示出公允和商量的姿态，但对领导权却牢牢抓住，寸步不让。当他们一步一步布置圈套，准备就绪之后，就运用领导的权威，把缺乏组织的平等派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

独立派与平等派的重新联合 正当独立派与平等派互相激烈斗争的时候，封建王党却暗中加强活动，伺机卷土重来。从 1647 年 10 月起，处在监管状态下的国王查理一世秘密地同苏格兰的封建主勾结，企图借助苏格兰人的力量，恢复他的统治地位。11 月 11 日夜里，查理一世从监管他的汉普顿宫逃到了怀特岛。在这里，他继续同苏格兰的使者秘密来往。

此时，平等派虽在灌木林原野遭到镇压，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斗争的决心。当他们听到国王逃跑的消息时，他们对一再与国王勾结的克伦威尔更加痛恨。他们在 1647 年冬和 1648 年初加强了活动，发表言论，出版小册子。由于平等派的积极宣传活动，他们的影响迅速增长，而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威信却逐渐下降。

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高级军官本来一直想同查理一世谈判，希望国王在接受他们的条件下复位。然而，当时查理一世认为苏格兰封建主和长老派对他提出的条件更适合于他的要求，所以一直不愿接受克伦威尔的条件。对这一点，克伦威尔也逐渐认识清楚了。特别是 11 月 21 日克伦威尔截获了国王给王后的一封密信——“马鞍书信”，查理一世在信中明白表示，他宁愿得到苏格兰人的支持，也绝不会接受克伦威尔的条件。这时克伦威尔才不得不打消同国王进一步谈判的计划。他后来对此说道：“当发现我们不大可能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时，我们立刻决定要使他毁灭。”

克伦威尔之所以不愿同国王继续来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这种行为在士兵群众和广大的中、下层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不得不考虑这样下去可能导致的危险。11 月底，当国王的使者见克莱到军队找克伦威尔谈判时，克伦威尔避而不见。

在上述的情况下，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政治态度在 11 月下旬的几天之内就发生了突然的转变。原来一再为国王辩护，抨击平等派关于废除王权的主张，现在却一变为拒绝同国王谈判，进而同意审判国王，与平等派采取同一立场了。在 12 月 24 日在温莎的祈祷会上，克伦威尔、艾尔顿等“以非常激动和悲伤的心情祈祷着”。最后决定：“国王应该作为有罪的人加以处决。”独立派高级军官，不得不回过头来与平等派重新联合。在 1647 年 12

月 21 日的军队会议上，克伦威尔将以前参加灌木林原野事件的平等派军官

全部释放。到 1648 年 4 月 29 日在温莎举行军官会议时，平等派的军官以及以前的一些平等派鼓动员都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决定把查理一世作为血腥的罪犯、使国家受痛苦的罪魁祸首而加以审判。

从 1647 年底到 1648 年初，国内局势日趋紧张，第二次内战已不可避免。

1647 年 12 月 26 日，查理一世同苏格兰的使者在怀特岛订立的秘密协约规定，苏格兰人派军队前来帮助查理一世恢复王位，解散现存的英国议会和军队，而查理一世则答应在英国全国推行苏格兰人所信奉的长老派宗教。这个协约用铅裹了起来，埋在地下，但到 1648 年初，消息渐渐传出，国内有些地区的王党分子蠢蠢欲动，内战的阴影已笼罩在英国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