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洲大陆的封建专制制度 一、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法国

波旁王朝早期的法国 正当专制制度在英国从高峰跌落，陷入危机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时候，它在欧洲大陆却得到巩固与加强，而在法国发展得最充分。

亨利四世（1589—1610 年）登位后，采取措施加强国家的统一，巩固国王的权力。他压制高等法院的独立倾向，竭力控制省、市行政机构，开始把行政命令直接下达给由国王委任的各省监督官而不是省长。到 17 世纪初， 他已经平定了地方大领主的反叛，使法国专制制度基本定型。

亨利四世将财政问题交给苏利公爵处理。苏利是个有才能的理财家，他很快平衡了收支，甚至使国库略有盈余。他鼓励生产，发展农业，认为“耕地和牧场是生活的两大源泉”。他减轻农民的赋税，引进排干沼泽技术，扩大耕种面积。农学家奥利维尔·德·塞尔根据国王的命令写了《农书》一书， 广泛传播农业知识。亨利四世甚至宣称他要让法国农民“每个星期天锅里有一只鸡”，这使他受到农民的欢迎。他还奖励工商业，发展蚕桑，创办法国丝织业，鼓励开办各种工场，筑桥修路，发展贸易，建立海外贸易公司，使法国在 17 世纪初重新成为经济强国。

为加强专制统治和增加收入，亨利四世还实行卖官制，中等阶级人家因经商、放债、包税、投机等发了财，就用金钱买官。买官的人出身低微，社会地位不巩固，处处仰国王的鼻息行事，依靠国王的恩宠过日子。亨利四世还让当官的人每年缴纳官职税，其数额为官职售价的 1/60，任何人只要定期缴纳官职税，官职就可以世代相传。这样，就造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国王的官僚集团，有利于国王的统治，而且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但其长期的后果却是把发了财，因而证明是最有能力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排斥于经济领域之外，这是因为，在法国当官就可能成为贵族，而一旦成为贵族，就不能再进行任何经济活动了。尽管如此，卖官制度却有助于国王与城市中等阶级结成同盟， 而这正是专制王权的基础。

波旁王朝时期，派往各省的监督官逐渐由选自中等阶级出身的人担任， 而正是他们控制着地方行政权。御前会议主要由花钱买爵位的“穿袍贵族” 组成，而在世袭的“佩剑贵族”眼里，他们只是发横财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而已。由于专制王权促进了民族统一和自立，保护了民族工商业，建立了民族市场，在其初出现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此得到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拥护。

在波旁王朝统治下，中世纪土地分封制度已基本解体了。尽管贵族豪强仍保有自己的“扈从”，而这些人也都对主人效忠尽职，在主人召唤时甚至拿起武器反叛朝廷，但他们与主人之间已不是分封与被分封的关系了，因为

他们不从主人那里领受封地。维系等级制度的往往是亲族关系，一个大领主、大贵族的三亲六戚都可能是他的“臣下”，而这种宗族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七代。为大贵族服务的缙绅也都有自己的手下人，由此而构成一座类似于中世纪分封制度的等级金字塔，但构成金字塔基础的土地分封制事实上已不再存在。

贵族和缙绅为保持自己的身份，除收取地租外不从事其他任何经济活动，否则他们就失去免税的特权。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单靠土地的收益来维持生活，因此缙绅们时常出售土地，而收买土地的多是有钱的商人、官员或富裕农民。17 世纪初，大部分中小领地已落入资产阶级或富农之手，只有大地产还留在大贵族手中。领地上的劳役义务已名存实亡，在有些地方连劳役的主人是谁也搞不清楚。资产阶级收买土地后，象过去的封建领主一样向农民收取地租，而有限期地出租土地给农民这种土地经营形式也逐渐取代了纳赋永佃地（即可以世袭的纳赋土地，纳赋额往往几代人不变）。

缙绅阶级没落最甚的地区，也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而在经济落后地区，缙绅的势力仍然很大。但资产阶级在购买土地后，他自己也逐渐变成本地乡绅，可能有一天，他会最终放弃他赖以发家的工商业，而去买一个低级官职。新官员的儿子可能用家族的积蓄买一个可以成为贵族的官衔，如朝廷书记官或高等法院推事等等，不久，他就取得贵族封号。新贵族的儿子可能去参军，买下一个步兵连，从而与老贵族平起平坐，当起真正的贵族来。但这时，由于他不能再从事经济活动了，家族的衰落也从此开始。过真正的贵族生活开销巨大，耗尽了家族的财产，也许有一天它也象老贵族一样不得不出售土地，于是法国的贵族就以六七代为一个周期循环更替。1789 年存在的法国贵族世家中，有一大半发家于 17 世纪初。

为了防止家族的中落，有不少贵族服侍宫廷，得到王室青睐，取得大量赏赐。这种动机为路易十四靠奢靡的宫廷生活笼络贵族、从而建立最专横的专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17 世纪时，多数农民有人身自由，已不再是农奴。有些农民持有纳赋永佃地，向领主交纳贡赋，但同时又可以自由地处置永佃地，例如出租甚至出售；有些则承租按期限出租的土地，交纳货币地租。地租一般是对分制，租金占收成的一半或更多。此外，农民还要向国家交纳捐说，其中包括直接税

（财产税、人头税）和间接税（盐税、烟草税、葡萄酒税等），以及向教会交纳什一税。沉重的负担落在农民身上，他们不仅养活游手好闲的贵族、教士，而且还支撑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大厦。每逢灾年，大量小农破产，商人和官员则从中渔利，乘机收购地产。波旁王朝早期曾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但是这些农民起义由于难以克服的农民阶级狭隘分散的弱点，都一一被王朝镇压下去。

分散的手工工场在农村已相当普遍，在北部的纺织工业中更为发展。商人们把原料和工具分发给广大地区的农民，由他们在家中生产，交出成品，

领取工资。这种制度使资本主义雇用方式渗入到农村，农民为纳清贡赋、贴补家用，不得不从事家庭副业，接受商业资产者的剥削。但总的来说，这种情况在沿海及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比较流行，内地及经济落后地区则少见。

在城市，商人和政府官员控制一切。市政事务或者由国王任命的市长管理，或者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官行使职权。不过选举很不民主。例如在巴黎以北不远的博韦市，市政会由一个选举团选出，其中商人和官员握有 21 张选

票，工人只握有 10 票。因此，从 1600—1655 年，116 个当选的地方官中有

84 个是商人，历届市长除二人外都是商人出身。博韦主教握有该地的主要司法及警事权，主教庄园法官还确定工人的工资，将其压在最低水平上。城市工人生活十分困苦，每逢灾年更难度日。各城市工人曾发动过许多暴动，反抗雇主及地方官，但都被资产阶级自卫团镇压下去；不过当王国政府赋税太高、抽取过甚时，资产阶级又暗中鼓励工人造反。

人民的反抗时常威胁专制政府的统治，但在这个阶段，专制王权还能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对外利益，因此仍能够存在并继续发展。

1610 年亨利四世被刺后，贵族的分裂活动重新兴起，宗教战争也再度爆发。1610—1624 年，法国再次陷入内乱之中。1624 年，路易十三（1610— 1643 年）任命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 年）为首席大臣。黎塞留执行“国家利益至上”的政策，把国王和国家视为一体。他把加强绝对君主专制和把法国建成欧洲最强国视为两项基本国策，使用高压手段治理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贵族叛乱和宗教冲突再次敉平，工商业有所发展，专制王权得到巩固，法国恢复了在欧洲的重要地位。从 1642 年 12 月到 1643 年 5 月间，

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先后死去，王位留给了不到 5 岁的路易十四。

投石党运动 路易十四（1643—1715 年）登位之初，母后安娜摄政， 红衣主教马萨林任首席大臣。贵族们抓住这个时机发动新的叛乱，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为“投石党运动”（1648—1653 年），取名于当时巴黎街头儿童恶作剧的玩具——投石器。

投石党运动起初并不是贵族们的分裂运动，而是资产者、城市贫民和农民联合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运动。马萨林是黎塞留的信徒，他忠实地执行黎塞留的政策，致力于发展王权和雄霸欧洲两大事业。为此，他横征暴敛， 开征新税，人头税在 10 年中提高了 25％，甚至运货进巴黎也要征收进城税。沉重的捐税引起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不满，而马萨林及其僚属则借此发财，中饱私囊。1648 年 5 月，马萨林恢复曾一度停征的“官职税”，引起花钱买官的资产者们严重反感。他们以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为代言人，开始公开反抗。高等法院作出决议，要求对一切新征税款及财政法令进行审查登记；撤销王国政府派驻各省的监督官；不说明理由不得逮捕任何人，且被捕者须在 24 小时内交由法庭审判；禁止包收人头税，惩办包税人，豁免欠缴税款等等。这些要求不仅反映了资产者的政治愿望和经济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巴黎高等法院向

来有登记或拒绝国王法令的权力，因此资产者团结在高等法院周围，向国王的专制提出挑战。当时正值英国革命如火如荼、议会胜利已成定局时，巴黎的反抗受英国鼓舞，法国的专制制度一度陷入危险的境地。

最高法院的行动得到各阶层支持，巴黎人民武装起来修筑街垒，迫使马萨林释放了被捕的法官。王室于 1648 年 8 月和 1649 年 1 月两度逃离巴黎， 武装的人民控制了首都。这时，大贵族看出这是削弱王权、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于是纷纷站出来反对国王，并领导本省的运动，贵族逐渐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2 月底，巴黎人民武装进逼高等法院，威胁到富有者的财产权。这使高等法院与政府妥协，3 月，资产者和马萨林签订了和约，人民被压制下去，王室回到巴黎。

但各省贵族的叛乱继续发展，大贵族以孔代亲王为首，在各地与王军作战。另一些贵族则站在政府一边。很显然，法国有可能回到亨利四世以前那种长期混战的局面中去。同时，西班牙军队也攻破了法国的边境，一度离巴黎只有几十里路。1652 年，孔代粉碎了王国军队，进入巴黎，但贵族与人民的分歧立刻就暴露了，一队队巴黎武装市民沿街而行，高喊“不要国王！不要王公！自由万岁！”人民要求的是彻底推翻封建制度，贵族的领导权开始动摇。这时，王军包围了巴黎；10 月，孔代弃城而逃，路易十四重返京城。为时五年的投石党运动终于失败。反叛的贵族首领孔代后来投靠西班牙，率领西班牙军入侵法国。战争一直进行到 1657 年，最后法国取得胜利。

投石党运动从资产者和人民反抗封建专制开始，后来发展成贵族的叛乱，并导致严重的外敌入侵。这个过程说明，推翻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在法国还不具备，专制制度在客观上仍起着维护国家统一和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当英国的资产者和贵族结成同盟推翻专制制度时，法国的专制制度却继续发展，终于达到它的最高阶段。

路易十四和“朕即国家” 路易十四的童年在动乱中度过，他深感绝对的权力是多么重要。1661 年马萨林去世，他在遗嘱中传授黎塞留的教诲： 国王要大权独揽。路易亲政以后，决心实践绝对君权制的理论，在他执政的54 年中（1661—1715 年），他把国王的权力发展到顶峰。

路易十四为王权至上制造理论根据。他曾说：“为了百姓本身的利益， 国君应当使他们无条件服从。只有当全部权力完全集中在唯一的国君手里时，臣民的幸福和安谧才有保障⋯⋯臣民没有权利，只有义务。”也就是说， 人民只有服从，才能得到“幸福”。主教博絮埃也竭力为专制王权作辩护， 他说：“一切权力都是上帝的”，国王充当“上帝的臣子和他在世上的代理人。”因此，国王无需对人民负责，而只要对上帝负责。这就是“君权神授” 的理论。为了强调王权至上，路易十四曾说过：“朕即国家”。此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国王即国家，二是反国王即反国家。由此，国王便达到了神格化的高度，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为彻底制服贵族，路易十四一方面实行高压，取消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

敕令的指摘权，拒绝召开王国三级会议，对敢于反叛的外省贵族无情镇压； 另一方面，他在离巴黎 15 公里的凡尔赛建造新的宫殿，其余碧辉煌、庄严宏大为欧洲之冠。他把各地大贵族都宣召进宫，让他们侍奉王室。公爵、侯爵等纷纷充当王室的御衣官、车马官等等，仅国王的伯母一人，就经常有 200 名贵族跟随左右。谁经常在国王前后露面，谁就能得到巨额赏赐，飞黄腾达； 谁不常在宫中出现，国王就会以“我不认识他”为托辞，使他从此丧失晋升的机会。每天，他都在宫中安排各种祝宴庆会，让无聊的贵族在声色犬马中消磨时日，同时也耗尽他们的钱财。入夜，几千支蜡烛把凡尔赛宫中的镜厅照得雪亮，使人仿佛置身于仙境。这种怀柔政策比战场上的征服更加有效， 千百年来不肯驯服的贵族在路易十四的软刀子下俯首贴耳。

路易十四亲理朝政。他每天按时在书房里办公，听取汇报，批发公文， 象办公室的职员那样克尽职守，热心于他所谓的“国王的职业”。他的亲信大臣都是中等阶级出身而新近获得贵族封号的人，因此在各方面都对国王的恩宠感激涕零，甘愿充当专制王权的驯服工具。路易十四将高级幕僚组织在几个御前会议里，而以“最高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关。在“最高会议”上， 大臣可以各抒己见，但作出决定的是国王自己。他自己亲任政府首脑而不任命首相，由此而直接控制了中央的最高行政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路易十四向各省派驻“司法、警察和财政监督官”。当时，法国存在着 40 个省、135 个大主教、主教管区和若干个所谓的“国家省”（即自治区）。各行政区划都有不同的行政体制，地方分离倾向相当严重。针对这个情况，路易十四实行了地方行政的改革。一方面保留各行政区原有的机构如省长、省三级议会等，但另一方面抽去其实权，将“监督官” 置于地方长官之上，使其总揽当地财、政、警、军一切大权。这样，路易十四就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集权制国家体制，将所有权力牢牢地控制在国王一个人手里。

路易十四维护其政权的主要工具是军队。他亲政后，着力整顿军备，扩充兵源，引进新式武器和先进技术，将陆军从亲政之初的 72000 人扩充到 18

世纪初的约 40 万人，他还创建了强大的海军，将各种船舰总数由 30 艘增加到近千艘（包括商船与军舰）。路易十四对军队建制及指挥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中央对各省军队取得直接调度权，从而在发生对外战争或国内叛乱时能迅速动用军队。后来路易十四在迫害胡格诺教徒和镇压农民起义及卡米扎尔①起义时都动用了军队，军队成为专制统治的有力支柱。

路易十四还靠警察手段维持统治。全国各地布满密探，专门窥探不满人士的活动。被当局视为敌对分子的人不经审判就被关进牢狱，而一进监牢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获得自由。国王还使用“密扎”迫害异己分子，这是一种盖有国王印章及签字的空白信件，持有“密扎”的达官贵人可以任意填上反

① 意即“短衫党”，这次起义是胡格诺教徒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历时三年（1701—1704 年）。

对者的名字，将其投入监狱。有时，权贵利用“密扎”以报私仇，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巴士底狱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场所，它成为法国专制制度的象征。

思想控制也是专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到“思想统一”，路易十四要求全国臣民一律信奉天主教。起先，他还能容忍不同信仰的存在；后来， 他派遣军队进驻胡格诺教徒的家舍，怂恿其胡作非为，给胡格诺教徒造成极大骚扰，从而迫使一部分人改信天主教。1685 年，路易十四认为时机成熟， 就宣布废除南特敕令，公开进行宗教迫害，致使 20 万胡格诺教徒背井离乡， 流亡国外；没有流亡的则被投入监狱，或是罚做苦工，到大桡船上当划橹手。胡格诺教徒中大部分是有经营才能的中等阶级或手艺精湛的工匠，他们的流亡使法国丧失大量技术人才，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影响法国的经济发展。路易十四时期实行严格的思想禁锢，任何人发表不同的意见都会受到迫害，正直的知识分子只敢在轻松的小诗中借题讽喻。印刷所只准印《圣经》或官方文件。在专制制度下，思想自由是没有的。

路易十四通过这些手段牢牢地控制了政权，他被人阿谀地奉承为“太阳王”。

科尔伯的重商主义和“太阳王”的殒落 路易十四统治之初，把经济问题交给科尔伯（1619—1683 年）处理，为此专门给他设立一个新的官职—

—财政总监。在路易十四的亲信大臣中，只有科尔伯是商人出身，他的父亲是兰斯的一个呢绒商，他从小就学做生意，对商业问题特别感兴趣。在他的倡导下，法国执行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认为：一个国家金银越多，国家就越富，国力就越强，因此必须努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促使外国金银流向本国。为此目的，科尔伯实行了保护关税，对外国工业品和进港船只课以重税，以阻碍商品进口；同时，又努力发展本国工商业，鼓励出口。在这方面他制定了双重方针。一是发展商业，在国内疏通运河，改进道路，清除地方关卡，建立统一的市场；在国外拓展外贸，成立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贸易垄断公司，努力扩展殖民地，取得了美洲的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圭亚那、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非洲的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印度的本地治里等，作为母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以此增加法国的财富。二是发展工业，奖励生产，以减少对外国消费品的依赖，从而达到限制金银外流的目的。科尔伯协助开办了 45 家手工工场，使大型集中的手工工场达到 113 家。这些“皇家工场”得到优惠待遇，不仅有国家贷款，而且取得专利权。它们生产质地优良的工艺品，如地毯、锦缎、丝绒、水晶玻璃等等，可以在欧洲市场上畅销无阻，为法国换回了大量金银。科尔伯为这些工场硬性规定了产品规格，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商品质量。法国工业以生产奢侈品为主，其目的就是打开欧洲的宫廷市场并阻止本国贵族购买外国消费品。

但重商主义也有严重缺点。当重商主义政策在法国初见成效后，其他国家也起而仿效，于是引起严重的商业竞争和殖民地争夺，导致 18 世纪一系

列商业战争。政府对商品规格的限定阻碍了技术创新并最终不利于生产发展，而国家为某种目的对某些部门实行的优惠政策也破坏了各经济部门间的自然平衡。尽管如此，重商主义在当时仍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1675 年科尔伯使国家预算达到收支平衡，法国又恢复了苏利任财政大臣时的繁荣。但科尔伯死后，他的重商主义成果多数都付诸东流。手工工场大部分倒闭了，无法维持；殖民地贸易时断时续，收益不大；财政赤字上升，国库逐年亏空。

路易十四统治后期被专制的权力冲昏了头脑，他一改亲政初期励精图治、克勤克俭的作风，转而执行炫耀国威的侵略政策。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有利的国际形势，法国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这时，路易十四认为“太阳王”的威力已经“无远弗届”，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从 1688 到 1715 年，他把法国拖入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中，长期与整个欧洲为敌。其结果是花光了科尔伯多年攒下的积蓄，弄得民不聊生，国库空虚。1693—1694 年，当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正在进行时，法国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饿死人口不计其数；1709—1710 年正值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进行之时，一次更大的饥荒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路易十四的侵略战争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光荣，只是满足了路易十四好大喜功的欲望而已。一个人的专制最终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1715 年路易十四死时，国债高达 25 亿里弗，①相当于国库 16 年的总收入。法国大约有 1/10 居民沦为乞丐，以乞讨为生。

路易十五与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 专制制度把法国推向灾难的边缘，到路易十五（1715—1774 年）时，专制制度自身也陷入全面的危机。

1716 年，政府收入只有 7000 万里弗，而支出却高达 23000 万里弗，还

有 25 亿里弗的国债，国库显然面临破产。

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政府始终摆脱不了这种财政危机。当时，国家的收入全靠第三等级纳税，税务的主要负担落在农民头上。农民在封建地主的敲骨吸髓的压榨下已经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而享有特权的第一、第二等级却顽固地维护特权，不肯分担国家赋税，这就形成越是贫穷纳税负担越重， 越是富裕越不纳税的不合理局面。加之，政府在非战争年代的开支中，有 1/3 是支付给特权阶层的闲职薪金，例如为国王掌管尿壶的官员年薪也有 2 万里

弗。这就更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整个 18 世纪，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人多次试图改革税制，取消特权，削减闲职，但在特权阶层的顽强抵抗下一一失败。政府也曾数度想整顿吏治，清除贪污，节俭开支，增加收入，但做起来又总是虎头蛇尾，毫无效果。例如 1716 年一次就逮捕贪官污吏、投

机商人等 1500 人，按法院判决应罚款共 2 亿里弗，结果多数人都获得赦免，

政府只收到 1500 万里弗。实际上，专制制度的存在基础就是特权阶层，要想叫专制政府自己触犯特权，无异于与虎谋皮。

① 法国古代货币单位，相当于一古斤（380—550 克不等）银的价格。

贵族在路易十四时期养成穷奢极欲之风，挥金如土，致使本来就十分拮据的贵族之家更加入不敷出。18 世纪下半叶，他们着手恢复早已被人忘记的封建捐税和劳役，企图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出现所谓的“封建反动”。法国贵族从来不象英国乡绅那样致力于土地经营和农业改进，因此农业组织形式和技术水平长期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此外，政府还逐年增加税收，1715 年至 1789 年政府征收的直接税（土地税、人头税等）增加了 67

％，而间接税在 18 世纪增加了两倍。这些都加剧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

对外战争的失败更加重了专制制度的危机，在 18 世纪欧洲各国争夺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中，法国始终处于劣势，路易十四时雄霸欧洲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七年战争中，法国几乎失尽了在海外的一切殖民地，专制政府再也不能以法兰西民族的代表自居了。

在所有这些危机之上，又加上统治集团本身的腐朽无能。路易十五是一个耽于享乐的昏庸之主，据说他曾说过：“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他喜欢打猎，生活荒唐，对国事却毫无兴趣。他追逐情妇，给她们加上贵妇封号。其中的两个——蓬帕杜尔侯爵夫人和杜巴里伯爵夫人曾对他施加过巨大的影响，在权势最大时甚至可以左右朝政、影响官员的委派和政策的制定。在国王的影响之下，整个统治阶级也都荒淫腐朽。贵族和贵妇都有自己的情妇和情夫，下流书刊在上流社会流行。奥尔尼公爵夫人曾经说：“这些年轻人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他们把不敬神和堕落行为视为高贵的美德。” 所有这些都说明，专制制度的肌体已经腐烂透顶，统治阶级已没有能力继续统治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思想逐渐产生和传播，为专制制度的灭亡敲响了丧钟。这就是 18 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早产生在知识分子中间。当时，巴黎和外省都出现许多思想团体，即所谓“学院”。这些学院组织聚会，倡导讨论，还颁发各种学院奖，表彰有建树的新思想。贵族夫人和有钱的资产阶级妇女主持各种“沙龙”，在这里，甚至贵族和达官贵人都自由地批判现实，而不怕有警察在暗中监视。对“旧制度”的抨击已成为风气，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象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这样一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①。

专制政府对启蒙思想进行无情的压制。许多思想家的著作遭到禁止，他们的书只能在国外印刷，在国内偷偷地流传。有时，高等法院下令焚烧思想家的著作，比如伏尔泰的书就曾遭到这样的命运。但先进思想的传播是阻挡不住的，它不仅受到人民欢迎，而且被有远见的政府官员所保护。负责书刊检查的出版局长马尔泽尔布就曾保护过百科全书，使其免遭焚毁厄运，终于在 1772 年完成。

① 详见本节五，西欧的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