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了解宇宙间所有原子的头脑

这些几乎就可以算得上是对彗星返回这样缺乏创见的问题所做出的大胆的见解了吧。但是，我的论述的主要思想是强调预测的保险程度与预测人的状况有关。我所说的是，预测科学的可靠性似乎取决于科学团体的孤立性和科学团体对公众兴趣的了解程度之间的特别关系。第谷提高了宫廷天文学家地位的价值，他们在天文观测台中是安全的，但是，对于国家没有什么十

分重要的意义。牛顿和他的同行们不做任何扰乱人心的事，而是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天的重要意义上，将有关宇宙的知识用于政治和宗教。

与此相反，拉朗德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他用彗星会带给人类灾难性的后果的理论破坏了科学院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拉普拉斯和他的同事们竭力使科学团体更遵守原则，使学术专家们起到对社会的管理责任。拉普拉斯的宇宙学根据对可能性的计算否定了彗星与地球相撞的可能性，并且用他的宇宙学理论教育公众，让公众知道，彗星与地球相撞仅仅是偶然。拉普拉斯宣布，这种做法不是物理学的结果，而是数学物理学家新思想的体现。艾恩·哈金将这个 19 世纪的过程写成是“减少可能”的过程。我在这儿所说的是，这个减少机会的过程同样是产生当代专家思想的过程，事实上，普遍的科学预测和特别的彗星预测与“科学家”的新作用并行不悖。

让我们看一下 19 世纪最受赞扬的决定论的理论体系之一的描述。伟大

的德国生理学家艾米尔·杜·布瓦-雷蒙在 1872 年 8 月的一次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集会上说道：

“一个在一个特定的非常小的时间阶段内知晓宇宙间所有原子的位置、运动方向和速度的头脑，通过对世界公式的适当处理，能够告诉我们谁是戴铁面具的人⋯⋯正如天文学家能够预测在许多年后，一颗彗星从深远的太空再次出现在天穹的时间一样，这个头脑同样能根据自己的计算方式得知正十字从圣·索菲亚大清真寺中放射光芒，或英格兰燃尽最后一块煤的那一天。”

哈金的观点经常被错误地认为现代决定论观点的创始理论，即所有的事件都有一定的原因，因此，从原则上讲是可以预测的。与这种观点相反，我在此所要表明的是，当专家表明他们能够预测未来时，他们所说的预测方法，与这些专家所具有的他们表达观点的智力之间，有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的文化在技术乌托邦前途的狂妄的乐观主义和对技术专家愚昧的不信任之间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世界万物末日的热门话题，包括东方国家的宗教战争和英国经济的崩溃等适时发生的灾难，仍然没有脱离彗星预测的影响。经济学家经常说，一定政策会得出与政策目标接近的结果。这是预测，

而且是很有用的预测。当我们进行更长期的预测时，经济学就是评估政府选择的政策的十分有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