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有可能与地球相撞

我们已经描绘了使牛顿的彗星学成为令人尊敬的科学的过程。牛顿学说的积极支持者是法国学术物理界的老前辈彼埃尔·西蒙·拉普拉斯（1749～ 1827）。拉普拉斯认为，研究宇宙运行理论的最重要目的是能够对未来进行

预测。他认为，专家肩负有明确的对彗星进行监护观察的责任。牛顿的天文学使专家学者具有的自信与庸俗的错误形成了反差，那些有迷信思想的人对他们了解控制所有自然事件的因果链产生了阻碍作用。以下是他的理论根据：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一种智力知晓使自然生机勃勃的所有力量，构成生物生存的必要环境的所有力量，如果这种智力大到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就能将宇宙中所有的最巨大的物体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规律用同一种公式进行表述：对于这种智力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知的，就像过去一样，未来也能够呈现在面前。这种智力知道如何使天文学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人的头脑为这种智力描绘出了一个不甚清晰的轮廓⋯⋯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所有的努力都不断地使人的头脑向这个我们所想象的智力靠近，但是，人的头脑将会无限地从智力中脱离出来。这种趋势是人类所特有的，这种趋势使人类优越于动物，这种优势使各个民族杰出卓越，使各个世纪成就倍出，使人类获得了真实的荣誉。”

这段决定论的古典公式摘自拉普拉斯 18 世纪 90 年代在巴黎受到赞扬的演讲，这个公式一直是对科学过分自负的野心长期评论传统的对象。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地阅读这段话并将这段话放到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理解。拉普拉斯为他的听众提供了一篇论述了具有充足理由的原则的文章。所有的事件都有可以在理智上进行说明的原因。但是，他又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个原则中所蕴涵的真理的意义。这种理性是精英所独有的特权，未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理解他的理论。

知识渊博的精英的论断为预测和自信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描述一下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专家预测的情况。在 18 世纪晚期精英们的事业中，对人的信仰的研究和对自然的研究并行不悖。彼得·伯克认为，就是在这个时期，“迷信”这个词开始改变其意义。它从值得争论的危险谬误转变为值得讥讽的愚蠢的大众的信仰，或者，最多是民俗学一类的东西。彗星占星术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生了变化，它成为精英们进行详尽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敌视的对头。大众文化中值得保留的东西被精英们简单地贬得一钱不值。精英们的这种做法同样应用在看待“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的问题上。巴黎科学院将这种说法奚落为大众的错误，直到 1794 年科学院公布了调查

报告后事情才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有大约 300 名农民目击者在一个宣誓书上签名，坚持认为这种陨石确实存在。物理学家贝托隆对此事评论道：“这种在公众中引起轰动的大事件不仅使我们的物理学家，而且使我们所有有理智的人感到遗憾。”陨石事件表明，社会状况支配了人们对不同预测和不同

认识的判断。这一点在 18 世纪后期的法国就显得特别突出，那时，人们有

着具有政治意义的恐惧和感到恐怖的心理，特别是在 1789 年夏天的大恐怖

和 1792 年 9 月的大屠杀时期更是如此。专家的工作就是明确地将精英们的恐惧和大众的错觉区分开来，前者可以说是非理智，而后者是幻想的产物，并将它们与真正的事实相比较。

对彗星的兴趣可以导致你了解拉普拉斯的梦想及其政治意义。天文学家经常告诉他们的听众，学问渊博、训练有素的天体观测者看事物的方法与普通人不同。观测和计算使天文学具有了最高原则。为保持这种状态，天文学必须对公众的恐惧进行挑战，同时还要利用公众的这种心理。天文学家热罗姆·拉朗德的出版于 1773 年的《对可能与地球相撞的彗星的思考》引起了

广大公众的兴趣与恐惧。拉朗德那时一直是对 1759 年哈雷彗星返回的计算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他的观点一直受到人们的极大重视。

具有权威性的院士拉朗德对于马上就要发生彗星与地球相撞的预言迅速地传遍了巴黎和法国各省。恰好那时诺曼底发生了死胎事故，巴黎圣母院举行大主教主持的弥撒，拉朗德以破坏和平的罪名而被逮捕。他对此评论道：“这些公众的喧闹达到令人恐惧的地步，我认为，我需要对公众进行解释，以使他们消除恐惧。”科学院平息了这场混乱，科学院声明说：“拉朗德的研究报告仅仅是一种假想，但是这种假想是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种可能性仅为 1：64000，因此，这并不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天文学的原则的过错。”天文学，正如人们所说，“产生了更糟糕的效果，这个效果与他所说的是一致的。”他造成的“惶恐”突出反映了恒定的天体运行所具有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使“天文学革命”一词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政治讯息没有被忽略。大众刊物和科学院主办的《研究报告》也讥讽自己的读者过于轻信的做法：“我们女朋友的头发都立起来了，我们简直无法使她们消除可怕的幻想。”一位有影响的院士写道，研究报告造成的效应反映出对公众解释“可能”一词的意思中有问题：“应该用公众的语言所蕴涵的意义使用不可能一词，我们能够坚定地说，彗星与地球相撞是不可能的，这些星体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害怕的。”院士们继续说，“最恐惧的人最早消除恐惧，因为他们是最早忘记彗星存在的人；由于彗星是大自然的礼物，因此，最差的想象力同时也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想象力。”1774 年 8 月，拉朗德的关于可能性的详尽分析研究报告提交给了包括拉普拉斯在内的科学院委员会。委员会对惊恐的百姓十分同情：“无知而胆小的平民百姓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自然现象，使自己以轻松的心情看待这件事，除非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举出事例，否则，这种孤立的突发事件十分容易引起人们的惊慌。”

拉朗德的研究报告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不是因为他的关于彗星学和天体运行规律之间的分析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漫不经心地将他的报告公之于众所造成的后果，他无意中滥用了国家学术机构对天体监测能力的权

威性。1814 年，拉普拉斯在他的《论可能性的哲学短文》一书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渊博的智慧”的学说。在书中，他写道：

“头脑具有自身的幻想力，就像视觉一样；触觉纠正视觉的错误，同样，思考和计算可以纠正幻想的错误⋯⋯从占星学家、占卜术士和预言家的各种说法中，从对某些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的梦、数字和天数或其他事情所作出的预测中产生了许多偏见，这些偏见仍在四处扩散。”

因为“幻想的错误是危险的，只有真理才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在天文学的重要性、可能性的战略、天体运行规律和公众幸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拉普拉斯数学时代的科学家团体虽然组织不很严密，但是基本是成型的。许多我们现在的现代科学研究机构似乎都是在 19 世纪早期出现的。在科学团体中出现了科学信息公开化的现象科学团体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权力。

伴随着这些科学团体形式的出现，同时也出现了科学乌托邦主义。在这种思潮中，拉普拉斯的梦想在现代的词汇“社会物理学”的支持下而得到了进一步实现的可能。这个词是工业学院的学生亨利·圣西门提出的。在他的社会学理论中直接使用了拉普拉斯的物理学原理描述智力、物理学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1802 年，圣西门在描述他的戏剧般的乌托邦思想的时候，解释了拉普拉斯的梦想：“假定你已经获得了物质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如何分配的知识，你就等于设计了一个宇宙的计划⋯⋯”他用这个模式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牛顿学说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牛顿学说的卫士”控制着文化，牛顿的陵墓被作为最高学术委员会和科学机构来使用。“我将牛顿放在我的一边来指导启蒙教育和指挥地球上的居民。”

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物理学和集中制的政治的混合体是拉普拉斯文化的特点。拉普拉斯所讲的“巨大的智慧”就是从科学知识中创造出理想的典型形式。这就是约翰·赫斯尔在他的谈论彗星和彗星无价值的讲话时使用的那种知识，这种科学仍然在为未来学提供理想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