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测
古代晚期的基督教作家通过上述的方式或其他方式试图坚持在被安排好的时间和地点的前提下,在物质世界中安排人的作用的观点。我现在还想讨论一下他们控制预测的企图。
人们习惯采用各种方式对未来进行预测。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占星术。从对占星术的不断的抨击和肯定占星术的观点来看,占星术认为天体纯粹是物质的,这种对行星的认识在当时流传得十分广泛。占星术士面临着基督教圣徒的挑战,抨击占星术士成了圣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据说在对占星术士的论争中,号称“年轻人”的基督教苦行者圣塞谬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是 6 世纪晚期重要的圣徒,对预测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他还能预测出未来的皇帝)。他的预测作为他理论正确的证据摆在占星术士及其圣徒面前,他的证据经常激励他建立自己有重要影响的理论体系。
对占星术的谴责所引发的激烈反应确确实实表明了,人们对占星术的依恋对基督教的统治地位形成了真正的威胁。直率的占星术的预测和未来的变化适时发生的观点遭到基督教著作的不断谴责。类似用掷骰子进行预测、变魔术预测和占卜者的各种预测方法遭到教会的一致谴责。但是,在实际上, 这些预测方法随处可见。曾有一个关于号称“蠢人”的塞谬尔用计谋反败为胜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塞谬尔装作一个愚蠢的人同一个占卜者,同时也是一个护身符制造商的女人交上了朋友,然后他答应给她做一个护身符以防止她被邪恶的眼睛所伤害,当她接受了这个护身符时发现他给她的护身符上有用古叙利亚语写的一句后:“愿上帝使你的巫术永远失效。”
那时还存在依靠预言家的情况。这些预言家是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的主要抨击对象。他在 4 世纪的早期,异教徒的预言神祠仍然具有巨大的威胁性的时候写了抨击的文章。最近的研究生动地说明了在帝国时期巨大的预言神祠所起的作用。当时教会的重要任务是告诫人们,经常去预言神祠是错误的。当时优西比乌斯写道,基督教街一直到最近都是迫害的对象,异教学说仍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在优西比乌斯的急切的呼吁中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观点:一旦迫害停止,异教的圣徒们就不会提什么抗议。对于异教预言家, 那些预言神祠中的预言之神,他问道,这些预言家在皇帝的人到神祠随意拿
走他们的雕像时,为什么不大声抗议?在优西比乌斯看来,作为可靠的预言来源的“真实的预言”只能是《圣经》本身。
在这个年代,根据他们流传下来的圣迹记录,预测人们疾病的神祠逐渐取代了异教预言的地位,继承了许多祭礼的实践活动。比如朝圣和与神相会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一种宗教仪式,睡在一张皮上或地上,以便在梦中与神相会——译注)。圣徒们在梦幻中说出上帝的旨意。就像他们的祖先异教圣徒们一样,而对梦的解释也像以前的梦的解释一样,一般需要特殊的解释方法。主管占卜神祠的异教神甫将上帝的旨意翻译成世俗之人可以听懂的信息。编写圣迹记录的人将圣徒传达的上帝的旨意记录下来,然后将记录编写成我们已经听到过的告诫性的故事。
甚至到了 7 世纪时,基督徒们仍然认为有必要集中各种观点反对异教占卜。基督徒们自问,如果异教徒、信奉左道邪说的人和什么都不信的人也具有预测能力,也会收到人人熟悉的一个解释“上帝有他自己的目的”作为回答,对于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释呢?他们认为,这样的人不是认为他们具有什么样身份才有预测的能力,应该更确切地说,当上帝认为某个结果适合于他,上帝就会通过任何人,甚至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将他的旨意转达出来。
基督徒也可能会随意打开《圣经》,为一个特别的问题寻找到一个答案。尽管教会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但是这种做法却明显地在广泛地应用着。在7 世纪时期,这种方法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从记录上帝旨意的手册中获得对做某个事情获得同意的重要方式。请求圣人为自己提供有关未来的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在教会看来也是更能接受的做法。在古代晚期的圣徒传记和其他有关记载中我们可以随时看到这样的圣迹记录。比如,记载说,圣本笃曾预言在公元 546 年罗马帝国将衰亡并被从卡希诺山下来的东哥特国王托提拉所吞并。讲述这个故事的保罗·圣格列高利大主教也是能够讲述大量其他能够洞察人的思想和预测未来的圣人的各种历史记录的人。那个时期对于死亡的预测也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但是,除了靠求教预言者和掷骰子等各种方法进行预测外,人们还存在一种忐忑不安的担忧,怕所接到的信息会来自魔鬼。一个妇女在君士坦丁堡的金门对人群宣布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造成了混乱。人们混乱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而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个女人已被魔鬼缠身。鉴于错误的预测和胡编乱造的命运的预测盛行, 691 年召开的理事会对所有的骗子——巫术师、算命者、讲述家谱者和护身符制作者进行了谴责,并对“那些假装被魔鬼控制的人”和“将动物毛发说成是具有保护生命的魔法进行出售的人”进行了抨击。
如果我们阅读当代文献,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那时的人们普遍地存在获得具有测算准确和预知准确的信息,只要准确,人们并不在乎这些信息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的。教会竭力使人们相信教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开始不再像遵循训诲一样相信预言家的话了,而是到教堂来。确实如
此,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习惯做法的文字记载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对全体基督徒影响恶劣行为的抱怨说明了基督教组织的严重松懈,基督徒们随意咧着大嘴打哈欠、聊天和普遍缺乏对他人的尊重。教会试图通过确定教会才具有的权威性的预测方法和启示来纠正这种倾向。在普世教理事会中教会连续发表了最重要的和最高的指示。
但是,问题是这些重要的指示仅仅涉及了普通人想知道的问题的很小一部分,只是我们所知道的 7 世纪全部问题中关于许多世俗问题的一部分。人们仍然还可以找神父进行咨询(传统的作用),但是这种咨询还需要通过正当的渠道进行检查和筛选,错误的引语会得到及时的指正。为促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教会制订出经过审定的《引语集》。这样,所有的人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问题都必须参阅《引语集》。这种引用权威语言的做法成为从提出非正式的和普遍的问题,和对所有普通的问题进行答复,到理事会高层辩论时,阐述神学观点时必不可少的条件。
上帝的意志还有其他意义,上帝通过公认的神迹使所有的人都知道其意志。上帝的旨意体现于基督教教义、福音和圣餐到《旧约全书》的神迹中—
—瓦斯草、方舟、法碑、羊毛上露水、吗哪(基督教《圣经》中所说古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译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基督教徒经常提到的上帝向人类表述神意的途径。这些神迹是否确实是上帝的旨意的问题受到了希腊主义者、犹太人和(后来的)撒拉逊人以及基督教内部人士的质疑。但是,各个基督教团体都认同同一个设想,即,知识确实以上帝的启示为基础,是上帝神旨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