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

“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

19 世纪 60 年代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同时民族危机也在越来越加深。1894 年甲午战争失败，在全国上下引起极大震动，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亡国之祸，于是以救亡图强为宗旨的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取代洋务运动而形成为相当广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就是改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界革命”的口号是在 1896 年至 1897 年间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首先提出的，并试作新诗。当时所谓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借用某些宗教教义牵强附会地表达变革的要求。这些诗往往是科学名词、宗教名词和外来语音译词杂糅，使人“无从臆解”。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三首之一：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其中“卖人子”一典出自《新约》：“喀私德”为英语 Caste 的译音，指印度封建社会把人分成几个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为英语 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会：“法田”、“性海”“庵摩罗果”，都是佛家语。这首诗旨在批判封建等级制，表达对议会制的向往；然而正如梁启超后来所批评的，“经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成了“七字之语录，而不甚肖诗矣”。虽然这类诗歌并不成功，但仍然体现了改良派对新文学的热情追求，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作为“诗界革命”一面旗帜的，是晚清时期继龚自珍后最杰出的诗人黄遵宪。他年轻时就有“改革诗体之志”。早在 1868 年他 21 岁时便提倡“我手写我口”（《杂感》）。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确立，他的诗歌理论也逐渐成熟、深化。1891 年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全面提出进步的诗歌主张，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则今之人亦何必于古人同？”即要求诗歌要为事而作，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要去模仿古人。而在艺术表现上，黄遵宪又主张继承和发展古代优秀传统，并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创造独特的、具有个性的风格：“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黄遵宪以自己的众多作品实践了自己的创作主张，成为“诗界革命”的主将。

戊戍政变后，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和理论家。他在日本办报刊，大量发表新派诗人的作品，还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诗界革命”的经验教训。由于他的评论和鼓吹，使“诗界革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梁启超在 1899 年写的《夏威夷游记》中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902 年又在《饮冰室诗话》中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以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这清楚地说明了所谓新派诗，就是要把西方的精神思想，使用新的语言，熔铸进古人风格之中。尽管它属于文学改良的范畴，但在中国晚清诗歌发展史

上有着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在推进“诗界革命”的同时，还发动了“文界革命”。虽然“文界革命”的口号是在 1899 年《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的，但 1896 年他主编《时务报》时便进行了散文改革。以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文界革命”，是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而产生的。它与居于封建文学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对立，一反“代圣贤立言”文统，提倡“应于时势，发胸中所欲言”。其内容为宣传维新派的主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学术文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科学成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在形式上则废弃旧文体，创造了饱含感情、平易畅达、半文半白、杂以俗语和外国语法的新文体。

裘廷梁在“文界革命”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维新变法前，就配合改良派进行文化思想的宣传，尤其致力于提倡白话文，是《无锡白话报》的主要创办者，还编印过《白话丛书》。1898 年他在《苏报》上发表著名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论文，第一个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对白话文运动产生了深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