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

19 世纪德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亨利希·海涅（1797—1856）出身在莱茵河畔德法边界杜塞尔多夫城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自幼深受流行于这一地区的法国启蒙思想和革命原理的薰陶。1813 年这一地区重新沦为普鲁士封建领土后，德国人民特别是犹太人的深重灾难，更增强了他的革命信念和决心。他曾先后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哈根大学学法律，但较多时间却去听史雷格尔的文学课和黑格尔的哲学课，且在大学时代即已进入诗歌创作的旺盛期。1830 年他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长期移居七月革命后的法国。在这里， 他受到了法国进步文艺界的热烈欢迎，跟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大仲马及波兰音乐家肖邦等广泛接触，还跟空想社会主义者交往密切。1843 年他跟马克思结识并结下深厚友谊后，思想和创作也随之进入最成熟阶段。可惜诗人的健康状况一直欠佳，1848 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又使他感到十分苦闷和失望，以致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完全在“床褥墓穴”里度过。

海涅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姿态登上文坛，一开始就在短文《论浪漫派》

（1820）中，把批判矛盾头指向德国消极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他大学时代的主要作品，如组诗《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后全收入 1827 年出版的《歌集》）和旅游散文扎记《哈尔茨山游记》、

《观念——勒·克朗特文集》、《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璐珈浴场》、

《英国断片》（后合称《旅行杂记》1826—1831），除以浓郁的诗情描绘哈尔茨山的壮丽风光和意大利的迷人景色外，也多在表现封建重压下的思想苦闷，抨击封建专制的统治罪恶和渴望在德国爆发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旅居法国后，随着诗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加强，他的创作也日益向现实主义转化，但仍保留较多浪漫主义艺术手法。这时期他的主要创作是痛斥德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为“死亡诗人”的著名论著《论浪漫派》（1833），展示德国古典哲学“作了政治变革前导”的专论《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怒斥法国大资产阶级篡夺七月革命果实的政论《论路德维希·别尔内》

（1840），讽刺资产阶级自由派诗人狂妄无知的长诗《阿塔·特洛尔》（1842）， 号召德国工人起来把对上帝、国王和祖国的“三重诅咒”全织进埋葬“老德意志的尸布”中去的著名政治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以及代表作、政治讽刺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等。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海涅在瘫痪不起的情况下，仍在《决死的哨兵》、《奴隶船》、

（1649—1793—？？？？》（1855）等诗作中继续号召革命。不过，在诗集

《罗曼采罗》（1850）等作品中，也表现了较重的忧郁苦闷情绪和担心无产阶级革命会毁灭人类文化的疑惧。

政治讽刺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 1843 年 10 月诗人回国探视生病母亲时的旅闻观感的诗体结晶。长诗以压抑生机的严冬和隶属梦幻境地的童话为标题，一开始便把讽刺揭露的矛头，寓意性地直指黑暗、停滞、腐朽的德国社会现状——当英法已进入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阶段时，德国还在奉行以天主教为精神支柱的分裂割据的中世纪专制封建政体。全诗共 27 章，按诗人的旅行足迹，逐章对普鲁士统治下德国的检查制度、封建政体、教会势力、军队作用、分裂局面，乃至统治者的心态，逐一进行无情批判和揭露。它把四分五裂的德国，比作臭不可闻的“三十六个粪坑”，指出治疗如此“重病沉疴”，决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而必须用革命手段。还把

象征德国封建制度的国徽上的鹰说成是一只“丑恶的凶鸟”，发誓要对准它“痛快的射击”，或“揪去”它的“羽毛”，“切断”它的“利爪”。对统治者用来美化封建专制的红胡子大帝的传说，则把它贬斥为“中世纪的妄想与现代的骗局”。虽然海涅当时还不能具体描绘出革命的“新的一代”的形象，但长诗的基本主题已显示出号召德国人民起来粉碎旧世界，创建新生活。

长诗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现实主义内容与浪漫主义形式的有机结合。从内容看，长诗完全是在对德国现状进行现实主义的具体揭露和讽刺。但在形式上，它又常运用浪漫主义的幻想和象征手法。而且，常常是在描写现状时突然上升到幻想境界，在描写幻想境界时又突然落脚到现实生活中来，形成了以现实为主体的幻想与现状的交织渗透。此外，长诗表现手法的多种多样，现实图象的五彩斑斓，以及民间传说、童话、故事的大量借用等，也都是德国文学中体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