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

霍桑（1804—1864）是美国后期浪漫主义最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作品多以新英格兰的历史或现实为背景，执著于对人性的深层探索，擅长心理刻画，带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在艺术上别具一格。

霍桑出生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塞勒姆镇一个没落的清教徒世家。其祖上曾为当地政要，直接参与过清教徒迫害异端的活动。四岁时，以航海为业的父亲病逝，后一直由母亲抚养成人。家庭与周围社会环境中所弥漫的宗教气息，对霍桑一生的思想与创作，产生着复杂影响。1821 年，霍桑进入博多因学院读书，与诗人朗费罗、政治家皮尔斯等人同学。大学毕业后，霍桑

回到故乡蛰居，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前期，他主要写作短篇小说，结集出版的有《陈旧的故事》（1837）及其续集（1842）、《古宅青苔》（1843）、

《雪影》（1851）等。1842 年霍桑结婚，并迁居到康考德，结识了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作家。这里是当时美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这前后，他两度在海关任职，并加入过超验主义者创办的布鲁克农场。进入 50 年代以后，霍桑达到了自己创作生涯的高峰。长篇小说《红字》（1850）的问世，一举奠定了霍桑在美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出任过驻英国利物浦领事，并曾短期侨居意大利，然而一直笔耕不辍，陆续创作的长篇小说还有《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福谷传奇》（1852）、《玉石雕像》（1860）等。

霍桑作为一位敏感的作家，接受了超验主义的学说，但又无法彻底摆脱清教主义传统的束缚，内心世界中交织着各种矛盾。一方面，他肯定人的正当情感要求，对加尔文教窒息人性的偏狭教义深为不满；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加尔文教的“原罪”观念，致力于从抽象善恶冲突的角度解释人性和人类社会，热衷于挖掘隐匿于表面现象背后的神秘意义。一方面，他憎恶黑暗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他则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抱有敌意，对废奴运动也持保守的怀疑态度。

霍桑的艺术才华在其前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展示。《教长的面纱》写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却在脸上蒙了一块黑纱，象征人人内心深处皆有隐恶需要遮盖掩饰，也象征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小伙子布朗》写一个单纯的年轻人受到诱惑而偷偷到密林中赴魔鬼的约会，结果发现他所熟悉的人们原来都在与魔鬼交往，以此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和虚伪。《拉伯西尼医生的女儿》写一位医生医术精湛但冷酷无情，竟以自己的女儿做实验品， 暗示科技发展助长了人性中“恶”的膨胀。《人面石像》则借一尊耸立在山崖上的酷似人脸的巨大石像，隐约寄寓了作者超越世俗功利的至善至美的理想。

长篇小说《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品。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但却具有激动人心的震撼力量。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是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青年女子海丝特·白兰因违反了加尔文教所严禁的通奸戒律，受到严厉处罚，被迫怀抱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站到刑台上示众，并在胸前永久佩带标志耻辱的红色“A”字。她独自承受着来自宗教和世俗的强大压力，却始终不肯透露她所爱的人的身份。在以后的岁月中，她饱尝了羞辱与孤独的滋味，但并没有屈服， 更没有堕落。她勇敢捍卫自己的尊严与权利，并随时随地帮助他人，逐渐重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海丝特·白兰相爱的丁梅斯代尔牧师另有一番境遇。他虽然躲过了现实的惩处，却无法逃避精神的惩处。表面上，他仍然是圣洁的精神导师，为拯救人们罪孽的灵魂而呕心沥血；内心里，他则是一个背负无形红字的罪人，无时无刻不受到信仰与良心的双重煎熬。沉重的赎罪意识不仅折磨着他敏感而又懦弱的心灵，而且摧残了他的身体，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为求得“瞬间的安宁”，他竟然半梦幻半清醒地登上了海丝特·白兰曾经示众的刑台。就在海丝特·白兰受辱的同时，她失踪多年的丈夫忽然重新现身，并隐瞒真实身份，以罗杰·齐灵渥斯医生的名义定居下来。罗杰·齐灵渥斯在报复心理的支配下，完全丧失人性，变成了仇恨的化身。他窥测到了丁梅斯代尔牧师的秘密，便将其控制在自己手心， 貌似关心牧师的健康，实则蹂躏牧师的灵魂。他再三阻止牧师公开坦白自己的“罪过”，乃是出于延长其精神痛苦的肮脏目的。七年过去了，海丝特·白

兰发现丁梅斯代尔牧师身心均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便向牧师揭穿了罗杰·齐灵渥斯的本来面目，并大胆地提出了要牧师与她共同乘船出走去开拓新生活的计划。然而，他们的计划遭到了罗杰·齐灵渥斯的破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梅斯代尔牧师终于战胜自身的怯懦，挺身走上刑台，当众承认了与海丝特·白兰的关系，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解脱。

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何在？为寻求答案，霍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对加尔文教的苛刻信条和偏执狂热痛心疾首，于是，在小说中生动地暴露了加尔文教势力对海丝特·白兰的现实迫害以及加尔文教教义对丁梅斯代尔牧师的精神摧残。然而，他又囿于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终究不肯正式确认海丝特·白兰与丁梅斯代尔爱情的合法性，因此，这一对男女主人公固然为他所钟爱，却总也摆脱不掉犯罪的晦暗色调与负罪的沉重感觉的笼罩。为了跳出矛盾的漩涡，他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人类本性，力图通过对人类本性中善恶冲突的直接审视，获取最终的解答。这不免流于空泛，但与小说的神秘气息和象征精神正相吻合。

《红字》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能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霍桑笔下的海丝特·白兰，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更是宗教偏见的受害者，然而她却能勇敢地挺起胸膛，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她无所畏惧地追求真正的爱情，无视教会的峻法严刑；她甘愿自己蒙受全部屈辱，以保护所爱的人；她珍视自己教育女儿的权利，努力维护其纯真的自然本性不受污染；她冷静地面对被社会摒弃的孤立处境，靠真诚的善行美德， 在世人心目中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形象；特别是当她所爱的人将不堪承受心灵重负时，她竟能以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勇气，鼓舞其重新振作，激励其选择新的生活道路。她虽然有“罪”，但是她那崇高的爱情、自由的心灵和坚强的意志，却是那些自以为有资格处罚她的人们所根本无法企及的。霍桑在塑造丁梅斯代尔牧师这一形象时，侧重剖露了其心理矛盾的全部复杂性。牧师具有宗教气质，但又渴望人性的自由舒展，这种双重人格便几乎注定了要让他饱尝精神痛苦。他得到了爱情，却又不能光明正大地享有；他本是“罪人”， 却又要冒充圣者；他想要坦白自己的“罪过”，却又迟迟冲不破精神的与现实的羁绊。这一切都刻画得细腻而又真实，至于罗杰·齐灵渥斯，他阴暗的复仇心理与残酷的报复手段，也获得了成功的表现。

对心理描写的特殊注重和象征手段的娴熟运用，是《红字》艺术上相得益彰的两个特色。在小说中，霍桑把主要力量投放到了对人物心理的揭示上。他所最关心的不是外在行为，而是内心隐秘。他力图跨越人物心理的表层而达到最幽深的角落，把握住人物无法排解的内心矛盾，挖掘出人物精神世界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他还巧妙地借助渲染周围环境的神秘气氛来烘托、映衬人物的情绪和心态，使心理描写更具表现力量。由此可见，霍桑把自己的小说称为“心理罗曼司”，并非虚言。霍桑通过《红字》的创作实践，也推动了文学上象征方法的发展。那开篇的监狱和结尾的墓地，那恐怖的刑台， 那晦暗的森林，都是某种观念的象征；特别是那作为主线贯通全篇的耀眼的红字，更富于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它象征耻辱，也象征超凡脱俗；象征命运的磨难，也象征人性的辉煌⋯⋯“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 A 字”，这强烈的色彩反差，耐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