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

19 世纪中叶俄国最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坚持贵族自由主义立场，但也深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

—1883）。他出生于贵族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性格乖戾，1833 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834 年转入彼得堡大学语文系，1838 年还曾去柏林大学修习哲学、历史和拉丁文。1841 年回国后，他先在内务部任职，后专门从事文学写作。

大学期间，他曾参加过进步的学生小组活动，思想倾向民主。柏林留学时，结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又加深了他变革社会的信念。1843 年跟别林斯基的结识和密切交往，更强化了他的反专制农奴制的倾向。不过，囿于贵族自由主义立场，他却始终“羡慕温和的君主立宪的和贵族的宪制”，“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①。在怎样改革俄国专制农奴制的问题上，始终反对别林斯基等人的革命暴力手段，主张温和渐进的社会改良。后来，更因此而跟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俄国专制农奴制的《现代人》杂志公开决裂。

屠格涅夫是一个对时代问题十分敏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尽管站在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立场，但仍能“很快就猜度出渗透到社会意识中的新要求和新思想”及“那些已经到来并开始隐约使社会不安的问题”②。早在由 25 篇特写组成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1847—1852）中，他就真切生动地描绘了农奴的悲惨处境、地主贵族的自私残暴和俄罗斯优美的大自然风光。在 50 年代所写的长篇小说《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中，他又紧跟俄国解放运动开始从贵族革命时期向平民知识份子革命时期转换的时代步伐，描写贵族“多余人”的历史衰亡。《罗亭》的主人公贵族青年罗亭和《贵族之家》的主人公贵族青年拉甫列茨基，尽管都怀抱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愿望，但因脱离人民，又全都显得软弱空想。在需要积极行动的时代，他们不仅在事业上一事无成，就是在个人恋爱问题上也显得畏缩无力。罗亭用关于自由、理想和斗争的热烈言词，打动了向往变革的贵族小姐娜塔丽亚。但当娜塔丽亚决心抛弃家庭跟他私奔时，他却借故推辞走开，成了个“言语的巨人，行为的矮子”。拉甫列茨基本对侨居国外多年且讹传已去世的放荡妻子华尔华拉十分厌弃，但当他跟严肃善良的外甥女丽莎·卡里舍娜相恋并准备结婚时，只因妻子突然归来，他便屈从于社会道德观念，放弃了自由幸福追求，让丽莎遁入修道院，自己也在寂寞痛苦中悄悄逝去，成了个徒有理想、毫无行动能力的可怜虫。到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前后，屠格涅夫还顺应时代的需要，在长篇小说《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中，描写了作为这时期俄国民主革命领导的平民知识份子“新人”。《前夜》写一个向往自由、民主的俄国贵族姑娘叶莲娜跟一个贫寒的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革命战士英沙洛夫恋爱，并跟他一起去保加利亚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26 页。

② 杜勃罗留波夫：《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 2 卷，新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63 页。

小说主人公英沙洛夫已不再是崇尚空谈或徒有理想的贵族“多余人”，而是既有“伟大目标”和“专心致志的思考”，又有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忘我献身精神的平民知识分子“新人”。但在如实描写这类俄国生活中的时代“新人” 时，他又硬把他归入外国人范畴，认为俄国不会出现也不需要英沙洛夫似的革命家。当英沙洛夫不幸中途病逝，有人劝叶莲娜返回俄国时，他还让叶莲娜补充说：“我回到俄国去作什么？俄国不需要我”。为此，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一文中指出，俄国现已处于革命的“前夜”，需要的已不是反抗异族压迫的战士，而是反对本国专制制度的革命家。而且“俄国的英沙诺夫”即将起来手持武器去反对俄国的土耳其政权——沙俄专制农奴制度。屠格涅夫不同意杜勃罗留波夫的分析，并毅然退出了《现代人》杂志。结果，引起了俄国进步文学阵营的大分裂。托·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等作家，也为此跟《现代人》断绝了关系。

尽管如此，屠格涅夫在两年后出版的代表作《父与子》中，仍描绘了“鲜明而生动的俄国英沙洛夫”——巴扎洛夫的典型形象。小说描写贵族青年阿尔卡狄，大学毕业后，带着他的朋友、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洛夫到父亲的田庄作客。在这儿，巴扎洛夫的民主主义观念跟沙尔卡狄的伯父、贵族自由主义者巴威尔的观念发生了尖锐冲突。两人从多次激烈交锋，发展到举行决斗。不久，巴扎洛夫回到自己的父母家中，在一次解剖尸体时感染病毒死去。巴扎洛夫如实体现了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新人”的基本特征——唯物民主思想、科学求实精神、扎实苦干作风和对社会现状的激烈否定。他跟巴威尔的争论，集中表现了平民知识份子与贵族自由主义者在改革农奴制的方法和途径上的分歧和矛盾。他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理论上对贵族阶级的胜利和超越，也鲜明展现了屠格涅夫给小说所构置的“民主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①的思想主题。总之，巴扎洛夫及其斗争，不但是新与旧、父与子的矛盾，同时也是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势力的激烈搏斗。此外，小说在情节简练，风格含蓄，写景精湛，说理透彻及紧贴现实等方面，也充分显示了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但在成功地展现上述一切的同时，屠格涅夫又从贵族自由主义的社会改良观念出发，把巴扎洛夫说成是一个只重视实用科学和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认为他还站在“未来”的门口，不但落落寡合、一事无成，而且注定要过早死亡。还写他自我矛盾地一方面否定爱情，另一方面又深深陷进贵族寡妇阿金左娃的情网；一方面接近人民，另一方面又对农民持否定态度。

小说在社会上曾引起很大争论。贵族自由主义者不满巴扎洛夫对贵族阶级的精神、道德和理论的胜利，革命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巴扎洛夫形象对平民知识份子“新人”多有歪曲。此后，屠格涅夫的政治立场更加右倾，长期追随意大利歌剧演员波丽娜·维亚尔多（已婚）侨居巴登和巴黎，跟先进人士完全断绝了联系，作品的积极意义也随之大幅削弱。长篇小说《烟》（1867）讥讽俄国政治侨民，宣传人生若梦若烟。《处女地》（1877）更歪曲俄国民粹派革命，公开主张用改良和“铁犁”去翻耕俄罗斯的“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