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哥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是 19 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生于贫穷的军医家庭，童年在偏远小城谦巴度过，自幼酷爱历史、地理和文学。1829 年他以官费生资格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但 1832 年即因写作有强烈反农奴制倾向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被学校开除。这之后，他便投身文学界，为《望远镜》等许多报刊撰稿，并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主持《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文学批评栏及《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团结进步力量，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他也不断遭到沙皇政府的监视迫害，以致终身贫病，年仅 37 岁便不幸病逝。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曾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30 年代他受谢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影响，曾从“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黑格尔命题出发，错误地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的体现，专制制度既是现实的，便也是合理的。40 年代以后，在逐渐兴起的俄国农民解放运动和德国唯物哲学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很快转而认定思维只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专制农奴制是世上现有制度中最反动落后的存在，而且不可能通过和平改良道路来改造它，只有民主革命运动才能导向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不过，在人类历史的看法上他还没彻底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故有时仍认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启蒙教育，在分析社会现象和文艺问题时也往往具有抽象的人性论观点。

别林斯基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以文艺批评活动来反对沙皇农奴制度。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尽管也曾一度片面强调艺术的客观性和无目的性，但很快便转变成具有深厚历史感和鲜明针对性的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在《艺术的观念》（1841）、《诗的分类和分科》（1841）、《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及若干文学批评论文中，他不仅肯定了艺术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断言：“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永远高于艺术”， “剥夺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就是“使艺术失掉它的活力和思想”；同时也阐述了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般规律和特征：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著名论断，断言文学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认为“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要求人物塑造“既表现一整个特殊范畴的人，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生动的有机结合”和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内在统一。在《文学的幻想》（1834）、《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等早期文学评论论文中，他不仅系统考察了俄国文学从 18

世纪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到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民族独创性”的形成、发展过程；而且据果戈理等作家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在“合乎时代精神需要”和“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在其主要著作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共 11 章）、《乞乞柯夫的经历或死魂灵》（1842）、《答〈莫斯科人〉》（1847）、《1846 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和《1847 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中，他更在对普希金、果戈理及新起的“自然派”作家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及其作品的精辟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成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肯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承先启后地位，论述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并从理论上论证和捍卫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面向现实”、“描写普通人” 及批判农奴制罪恶等正确方向，有力地批驳和否定了俄国斯拉夫派、贵族自由派对果戈理及“自然派”的攻击和污蔑。这一切，使俄国进步文学，在黑暗反动的三、四十年代，竟能通过“鞑靼式的审查制度”，出现空前繁荣的战斗局面。1846 年，当果戈理发表了错误的《给友人书简选》时，他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中，更在怀着“沉重的内心痛苦”严肃地批判果戈理的错误的同时，明确指出俄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维护或改良现存体制，而是废除农奴制度和在人民中唤醒“人类尊严感”。这封信提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推翻沙皇专制农奴制的战斗纲领，被当局视为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檄文，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成员单在集会上宣读这封信，便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

别林斯基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份子的先驱”（列宁语）。他的文学批评论文，不但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且极富广泛的概括力、深刻的洞察力和生动的表达能力。读他的作品，常象在阅读一部形象的文艺论著，既能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又能获得美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