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乔治·桑、大仲马

雨果

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领袖维克多·雨果（1802—1885）生活在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激烈斗争的年代，又终生为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而斗争，故其生活道路与政治态度虽复杂多变，但却一直曲折向上；他自幼天资聪慧，勤勉好学，14 岁开始写诗，15 岁获法兰西学士院征文奖，18 岁获“诗歌硕士”学位，20 岁获国王年金。他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但母亲却是虔信宗教的保皇贵族，且他主要由母亲教养长大，故一开始他政治倾向保守，诗歌创作也属消极浪漫主义范畴。20 年代后期法国社会各进步阶层反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和查理十世的种种倒行逆施，使雨果受到很大教育，他毅然跟保皇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决裂，站到了进步阵营方面，热情欢迎 1830 年的法国革命，并成为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但七月王朝后期，当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统治者又多方对他进行拉拢时，他又跟七月王朝妥协——拥护君主立宪政体、进入法兰西学士院、领封为法兰西贵族，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1848 年革命和 1852 年的波拿巴政变又一次教育了雨果，使他看清了大资产阶级反人民的本质，粉碎了君主立宪幻想，当多数资产阶级民主派都站到反革命一边时，他却成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在反波拿巴政变的斗争中，他甚至参加了共和党组织的武装起义，以致起义失败后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直到 1870 年第二帝国倾覆后才回到阔别近 20 年的祖国。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雨果对 1871 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虽持谴责和反对态度，但当起义失败、反动派残酷镇压公社革命时，他又愤怒谴责反动派的暴行，把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所提供给社员避难，他自己也险些因此丧命。总之，他从保皇主义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再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而同情受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一生虽走了两个“之”字，但却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倾向革命的进步。因此，他逝世时法国人民为他举行国葬，他的遗体被送进专葬伟人的先贤祠，送葬者竟多达百万之众。

跟曲折向上的生活道路相比较，雨果的创作历程尤为漫长而丰富多采；他创作时间长达 60 余年，几乎主要的文学体裁他都涉及，都取得了显著成

就，而且都始终贯穿着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红线。他共写了 26 卷诗歌、20 卷小说、12 部剧本、21 卷哲理论著。以小说影响最大。

雨果以积极浪漫主义开创者和古典主义戏剧掘墓人的姿态登上法国文坛。他的文艺论著《〈克伦威尔〉序言》（1827）批判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提出了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及对事物进行理想化的对比、夸张和描写非凡环境中的非凡人物等创作原则，被认为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文艺宣言。40 年代前，他的主要作品有同情希腊人民反土耳其奴役的抒情诗集《东方集》（1829），呼吁废除死刑的短篇小说《死囚的末日》（1829），引起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决战的剧本《艾尔那尼》（1830），深刻揭露教会黑暗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探讨贫困和犯罪原因的中篇小说

《穷汉克洛德》（1834），揭露宫廷罪恶的剧本《吕依·布拉斯》（1838），以及同情人民疾苦、探索人类命运和肯定诗人使命的诗集《黄昏之歌》

（1835）、《心声集》（1837）、《光与影》（1840）等。这些作品，充分表现了雨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艺术上完全实践了他所倡

导的浪漫主义和艺术主张。其中，剧本《艾尔那尼》和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无论就欧洲文学发展或雨果创作历程而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艾尔那尼》描写 16 世纪一个贵族出身的绿林好汉艾尔那尼为报杀父之仇而反抗国王并为爱情而践约自杀的悲剧故事。剧本虽不乏对封建“美德”的赞美，但基本主题是反对封建暴政和追求自由生活，且时间长达数年，地点多次变换，悲喜剧因素一再揉合，使七月革命前夕看惯古典主义戏剧的观众感到欢欣鼓舞和耳目一新。因此，剧本在巴黎一连上演 45 天，场场爆满，而古

典主义戏剧从此便几乎销声匿迹。《巴黎圣母院》取材自 15 世纪的中世纪巴

黎，但社会寓意显然在 19 世纪初的法国。小说描写了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一贯以圣法寡欲自居，但他看到年轻貌美的吉卜赛女郎爱斯美拉尔达后，却产生了疯狂的占有欲，他先是派被自己收养的撞钟人喀西莫多去半路抢劫；不成，又趁她跟国王卫队长菲比思幽会时，持刀行刺，再后，当爱思美拉尔达仍拒不就范时，便串通法院诬她为杀人女巫，并判处她绞刑。当爱斯美拉尔达被喀西莫多在临刑时救进巴黎圣母院，流浪人群前来围攻、解救爱思美拉尔达时，他还趁机对她进行要挟、威胁、致被撞钟人喀西莫多识破本质，推下钟楼摔死。最后，流浪人群被国王派兵镇压，爱思美拉尔达被再次送上绞架，喀西莫多则躺在爱斯美拉尔达的尸体旁悄然灰化。小说的批判矛头虽广及法庭的荒谬和国王的残暴，但主要却指向以克洛德为代表的教会的虚伪和阴险。通过克洛德把对爱思美拉尔达的疯狂占有欲变为疯狂迫害及他担任圣职后灵魂逐步由善变恶的描写，小说不但把克洛德写成宗教伪善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它的受害者；教会不但是虚伪、阴险的渊薮，而且还是扼杀善良人性的摇篮。小说通篇展现为典型的浪漫主义的非凡环境（中世纪的巴黎和宗教狂欢场面等），非凡的人物（传奇性的克洛德、喀西莫多、爱思美拉尔达等），离奇的情节（克洛德对爱斯美拉尔达的追逐迫害，爱思美拉尔达的身世经历等）和夸张的对比手法（美则绝美、丑则极丑等），使小说一直笼罩在主观幻想的气氛中。此外，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小说所展现的一切以爱思美拉尔达为中心的多层轴心结构和内外对比手法，也显示了作者的罕见的精湛艺术匠心。

40 年代雨果因政治上与七月王朝妥协，思想趋于保守、消沉、充满神秘

主义的剧本《卫戌宫》（1843）上演失败后，将近十年不再提笔。但 1848

年革命和 1852 年的波拿巴政变后，他的创作又出现了新的高潮，不但深度、广度都是大为加强，艺术方法也明显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转换。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痛斥“犹大”或“暴君”拿破仑三世及其党羽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1853），描写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著名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描写渔民跟大自然顽强搏斗及其高尚品质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揭露英国贵族阴险残暴的长篇小说《笑面人》（1869），谴责德国侵略暴行的诗集《凶年集》（1872），以及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国军队镇压反革命叛乱的长篇小说《九三年》等。这些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揭露比前期更广、更深，但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也表露得更为鲜明。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悲惨世界》和《九三年》。

创作时间前后长达 20 年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丰富多采的创作中的代表作。小说的贯穿情节是苦役犯冉阿让、女工芳汀及其女儿珂赛特的悲惨遭遇。贫农出身的零工冉阿让只因偷了一块面包去养活姐姐的挨饥的孩子，便被抓起来服苦役 19 年。后来他化名马德兰，劳动致富，全心救助贫

困人民，还到法庭解救被错认的囚犯，但仍被判苦役终身。芳汀因被浪荡公子诱骗生下一个女儿，便被社会剥夺了做工的权利。为养活女儿，她受尽凌辱，被迫卖身，在极度思念女儿中生病死去。而她的女儿珂赛特名为在德纳第家寄养，实为德纳第敲诈勒索芳汀的把柄和挨打受累的贱奴，年仅 6 岁便承担起种种力不胜任的杂务，后幸得冉阿让舍身救助才得逃脱虎口。小说广泛反映了从拿破仑专政到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道德的不公，震撼人心地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但同时也鲜明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的有力和空想。作者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出发去认识和揭露社会的种种黑暗不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画卷；另方面又把人道主义的仁爱和感化当作解决社会黑暗的药方，写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立地成佛，写警长沙威在冉阿让的感化下良心发现，投河自尽；还写同情革命的贵族青年马里于斯在冉阿让的感化下幡然忏悔。似乎只要施行以德报怨，仁爱待人，任何人都可弃恶从善，任何社会黑暗便可随之消融。这一切，既表现了雨果人道主义的深刻和有力，也表现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软弱和空想。不过，在描写共和党人起义时，雨果从革命是走向光明“所必须缴纳的通行证”的认识出发，对起义者的英勇献身精神，仍进行了热情歌颂。

小说的主要情节，如冉阿让的遭遇、芳汀的命运、德纳第的狡赖、滑铁卢和巴黎街垒的战斗⋯⋯等，都是十分切近现实的现实主义场景，而小说的许多场面和人物性格，如冉阿让抱着珂赛特越墙避捕碰到的人恰是受过他恩惠的割风爷爷，冉阿让从街垒上救出了马里于斯在地下水道中碰到的人又恰是坏蛋德纳第，以及冉阿让能独力托起满载的马车，能从战舰高桅跳海逃脱，能徒手攀登悬崖峭壁⋯⋯等，又都鲜明地具有离奇巧合和非凡性格的浪漫主义特征。此外，监狱、牧场、下水道等非凡环境的着意描写，象征和对比手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小说始终笼罩在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氛中。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雨果人道主义的尖锐矛盾的最突出体现。小说揭示了反革命首领朗特纳克侯爵的引狼入室、烧杀掳掠、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和刽子手本质，歌颂了共和军司令郭文和政务委员西穆尔登的智勇双全、矢忠革命、坚守原则的人民英雄特征。但当革命军节节胜利，最后把朗特纳克匪帮包围在一座古堡里，朗特纳克也伺机从地道里逃脱时，小说却描写朗特纳克被一个母亲的呼救声所感动，为从大火中救出被他从革命军中抢来作人质的三个小孩而返回被捕。出于对朗特纳克的这种人道主义行为的敬重，郭文竟半夜私自把他放走。西穆尔登为维护革命纪律不得不下令枪毙郭文，但同样出于对郭文的人道主义行为的敬重，在行刑的枪声打响时，他也开枪自杀。这样，雨果主观上尽管意在宣扬“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对革命行动的贬抑，而且出现了革命者主动放走反革命元凶和自我处死革命首领的荒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