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和李宝嘉等谴责小说家

“小说界革命”和晚清谴责小说的繁荣

“小说界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已从亲身考察和外国小说界的经验中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用，提出要运用小说来宣传维新变法。他曾对梁启超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 年严复、夏曾佑还在天津的《国闻报》上发表长篇论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说观。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由梁启超在 1902 年正式提出的。当时，中国经历了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夭折，特别是义和团被镇压和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因此社会的上上下下都呼吁改革，要求维新。小说作为批判现实、启迪民智的有力手段，进一步受到改良派作家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梁启超于 1902 年 11 月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对此，他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界革命”使中国小说理论和创作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和创

作的影响，进入近代化时期。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①改变了轻视小说的封建的传统观念，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价值，要求小说在维新变法中发挥作用，使小说真正受到重视。

②打破了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观念，强调“小说为文学最上乘”者，使小说的文学地位得到确立，从而有助于文学更加广阔而深刻地反映越来越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

③引进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以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源流、作家作品、民族风格等进行研究，开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相结合、融会和发展的新时期。

④促进了西方资产阶级小说的译介，扭转了中国小说发展历史上长期的封闭状态，使之同世界近代小说开始联成一体。

“小说界革命”中出现的理论还缺乏严密的体系，哲学基础是唯心的，存在不少偏颇之处，如有些人把小说说成可以左右人生、创造社会的万能之物；有些人重洋轻中，全盘肯定西方资产阶级小说，而把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就一概抹煞，等等。但是，其贡献是很大的，它使中国小说理论加强了科学性，对晚清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使中国小说进入了世界近代小说发展的总进程。

在与酝酿和推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小说创作也从低谷中走了出来， 1900 年之后骤然繁荣起来，无论量和质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

从量上看，职业小说家队伍逐渐形成，小说创作数量急剧增加。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中国明清两代共产生 1146 部小说，而 1901

年至 1911 年即有 529 部，占这五百四十多年的总量的 46％。

从质上看，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与古代小说没有质的区别的旧小说，被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小说影响的、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的新小说所替代。虽然这时也有不少迎合世俗的旧小说，但作为主流的，则是抨击时政、揭露黑暗、宣传维新的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是清末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它有如下一些特点：

①借小说发表政见，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政治内容比较丰富，大都是鞭挞官场的腐败，揭露列强的侵略，嘲讽道德的沦丧，纠弹时弊等等，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缺乏深刻的认识。

②多属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主要是暴露和谴责现实，但缺乏先进的政治理想，提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在有些小说中虽然从正面人物身上也闪现出理想的火花，但很朦胧。

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讽刺文学的某些传统，使用极度夸张和漫画化的手法，笔墨不乏动人之处，但大都缺乏深度和力度。

④大都沿用古典小说的章回体，采取著断若续、故事联缀的长篇结构，有些小说也借鉴了西方小说的一些技法。

总的说来，谴责小说缺乏思想高度，艺术上还比较粗糙，没有塑造出优秀的艺术典型形象，但是在当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后来白话小说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

谴责小说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为最著名，合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