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

司汤达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司汤达（1783—1842）原名马利·亨利·贝

尔，生于律师世家，由信奉伏尔泰的外祖父教养长大，自幼酷爱数学和文学，对莎士比亚的诗剧和“百科全书”派著作更爱不释手。

他生活在法国由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大动荡时代。为投身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业，他早在 1800 年即参加拿破仑军队远征意大利，后又先后在德国布伦瑞克、军委会、巴黎法制局任王室领地总管和部门负责人，1812 年还曾跟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他崇拜拿破仑，认为拿破仑是一位扫荡欧洲封建复辟势力的英雄。1814 年拿破仑垮台后，为躲避复辟政府迫害，他曾一度侨居意大利，1821 年返回巴黎潜心从事写作。七月革命后，他仍郁郁不得志，在教皇管辖下的一个意大利海滨小城当领事，直至逝世。

他从 1814 年起，用各种不同笔名发表作品，1817 年后才用司汤达笔名，但生前文名不显，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后，才越来越引起文坛的重视。他起初写《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1814）、《意大利绘画史》（1817）、

《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1817）等借名人、名城事迹以表达对复辟王朝不满的音乐、绘画和社会风情著作。1822 年后，写《英国通讯集》（1822 年开始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巴黎时评，死后出版）、《论爱情》（1822）、

《罗西尼的生平》（1823）、《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罗马漫步》（1829）等评论、传记和美学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因针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提出艺术必须适应时代的潮流，表现时代的社会现实，被认为是 19 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第一篇美学宣言。

从 1827 年起，他除了断续抽空写《回忆拿破仑》（1836）、《一个旅游者的见闻录》（1838）、《拿破仑生平》（1829）及身后发表的《斯丹达尔日记》（1888）外，主要从事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要者有借一对贵族青年的爱情悲剧，揭露波旁王朝封建贵族反动嘴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1827）；借意大利一个巴马小公国贵族青年法布里斯的斗争和恋爱经历，批判“神圣同盟”反动统治和讴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帕尔玛修道院》（1839）；通过既不满现状又摆不脱阶级束缚的银行家儿子吕西安的生活经历，揭露七月王朝的金融统治和虚伪民主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1901）；歌颂烧炭党人高贵品质及其为祖国自由而英勇献身的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1829）以及代表作长篇小说《红与黑》（1831）等。

《红与黑》的副题是“1830 年纪事”。书名“红”指拿破仑帝国时期士兵的红军服，“黑”指复辟时期僧侣的黑袈裟。“红”与“黑”即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与封建反动势力的两种象征，也体现着小说主人公于莲所设想的两种生活道路。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法国波旁复辟王朝临近末日的最后几年。主人公于莲原是小城维立叶尔市的一个锯木厂老板的儿子，曾受卢梭的自由平等观念影响，又羡慕拿破仑时代青年人能凭自己的聪明才智青云直上。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复辟时代，他看到卢梭思想和拿破仑道路都已成过眼云烟，而神父们却可拿到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薪俸，又有炙手可热的权势。于是，他便收藏起拿破仑和卢梭的书籍，日夜攻读他十分讨厌的拉丁文和神学，并把莫

里哀笔下的伪君子答尔丢夫奉为自己的生活导师，决心要在复辟时代披荆斩棘，闯出一条个人飞黄腾达的路来。为摆脱家庭歧视和筹集“完成我的学业” 所必需的资金，他先是应邀到资产阶级新贵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这时，他还满怀维护平民尊严，敌视贵族欺压，憎恨社会污秽的反抗情绪，但跟善良受压的市长夫人的半是同情半是报复的暧昧关系被揭穿后，他便只得揣着业师西朗神父的介绍信转到人间地狱般的省城贝尚松神学院。在这里，他尽管一进门就被阴森冷峻的环境吓得晕倒在地，但仍很快用假虔诚和背得滚瓜烂熟的《圣经》知识，博得院长彼拉神父的信赖，当上了神学课辅导教师，并开始设想“在未来的神父中，我将是一个主教”。可是不久彼拉神父被教会内另一派排挤去职，他又只得经彼拉推荐到巴黎给大贵族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这时，他感到已攀登到权势的门口，因而一方面废寝忘食地为侯爵工作，甚至应命列席木尔召开的反革命秘密会议，并冒险到英国为他传递消息；一方面利用侯爵小姐玛特儿的幻想和虚荣心，挖空心思地去“征服” 她和巩固她的爱情。当他从侯爵那里取得贵族头衔、军官委任和大批钱财、领地，并盘算着成为侯爵女婿和“三十岁当上司令”时，贵族和教会诱逼德·瑞那夫人写来了他的“揭发信”，侯爵终把他一脚踢出门外。绝望之下，他跑回维立叶尔向德·瑞那夫人开了两枪，自己则投身监牢，坐待就戮。

小说通过主人公于莲的个人奋斗历程，广泛描绘了 1830 年七月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不仅揭露了贵族的腐朽反动和教会僧侣的卑鄙奸诈，同时也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深重、灾难和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呼声。从性质上看，它简直就是一部展现法国七月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的具有鲜明反复辟倾向的社会史诗。不过，主人公于莲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赞誉的那样“是丹东”，“是革命”①；他的个人奋斗本身也并非“是一个平民对富有者、特权者的阶级斗争”②；他的思想行为也不能一般地说是“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③。从他的阶级地位、社会影响及整个奋斗历程看，他只是一个既受压抑又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个人奋斗典型。他走的是一条从羡慕穿红色将军服到争穿黑色大袈裟，再成为贵族牺牲品的生活道路；经历的是一个从充满抗议情绪到投靠反动统治者，再到因绝望而愤慨和就戮的发展过程。他的认识意义在于，通过他的遭遇，我们不但看到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同时也看到了阶级壁垒的分明和森严。贵族资产阶级可以“赏识”平民的才干，也需要利用平民的才干，但决不容许平民跨进他们的阶级壁垒。而于连的结局则清楚地表明，在当时，个人奋斗道路根本是走不通的。

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是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在戏剧性场面中展现了细腻生动的心理分析。小说按主人公经历，挨次描写了唯利是图的维立叶尔，人间地狱般的贝尚松神学院和“阴谋与伪善中心”的巴黎这三个典型环境，并使于连在这三个环境中点染变化，溶铸成一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典型人物。它还安排了诸如于莲偷捏德·瑞那市长夫人手，于莲到喳列诺家赴宴，于莲赴玛特儿约会，于连在狱中拒绝救援⋯⋯等众多戏剧性场面，并使于莲的有关紧张、执着、鄙夷、绝望的心理状态，玛特儿的浪漫轻率性

① 多宾：《生活素材和艺术情节》，《译文》，1956 年第 8 期。

② 阿尔达莫诺夫：《司汤达》，新文艺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5 页。

③ 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63 页。

格和哇列诺的鄙俗自得神情，都从中得到生动刻画和充分展示。这一切，正切合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论断，也显示了巴尔扎克认为司汤达的“观念富有戏剧性”的艺术赞誉。因此，《红与黑》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手段方面，都堪称是法国乃至欧洲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