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概况

19 世纪 20 年代前后，随着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工人革命斗争的兴起，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登上文坛，并很快代替消极浪漫主义而成为欧洲文坛的主流。德国进步作家沙米索（1781—1838）在童话体小说《彼得·史雷米尔奇异的故事》（1814）中，率先通过一个人用影子换来财富但却丧失了人的要素的故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罪恶。接着，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海涅（1797—1856）在短文《论浪漫派》（1820）中，把德国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人物形象评斥为一些脱离实际的“苍白的尼姑和夸耀门阀的骑士”。其著名论著《论浪漫派》（1833）更把德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评斥为“危害祖国自由和幸福”的“死亡的诗人”。他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如诗集《歌集》（1827）和散文集《旅行杂记》（包括四部旅行札记，1826—1831） 的主要倾向，也多是表现在封建重压下的苦闷，抨击封建统治的罪恶和期望进行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著名作家雨果（1802—1885）的文艺论著《〈克伦威尔〉序言》（1827）继斯塔尔夫人（1766—1817）的《论文学》（1800）之后，提出了文艺应面对现实，美丑并融和对比鲜明等主张， 奠定了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他的浪漫主义悲剧《艾尔那尼》

（1830）和浪漫主义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的演出、发表，则标志着法国古典主义的结束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历史胜利。此外，民主诗人缪塞（1810

—1857）的浪漫主义诗歌《西班牙和意大利短歌集》（1830），也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情绪和民主思想。稍后的乔治·桑（1804—1876）的“社会问题小说”《安吉堡的磨工》（1845）和大仲马（1803—1870）的传奇小说《基度山伯爵》（1844），在非凡、离奇的浪漫主义情节中，也包含有揭露资本主义压迫和封建复辟的罪恶和现实内容。在英国，著名民主诗人拜伦和雪莱的创作，更把欧洲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推向了诗歌发展的顶峰。他们不仅在一系列诗歌评论，如拜伦（1788—1824）的长篇讽刺诗《英格兰诗人与苏格兰评论》（1809）、雪莱（1792—1822）的长篇论文《诗辩》（1821）中，批评“湖畔派”作家的脱离社会的神秘主义倾向，肯定诗人的社会作用和历史贡献；同时更在一系列诗歌著作，如拜伦的《东方故事诗》（1813—1816）、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1812—1817）和《唐璜》（1818—1832），雪莱的《麦布女王》（1813）、《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和《西风颂》

（1819）中，愤怒揭露封建统治和资本主义罪恶，热情歌颂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有的还始终充满胜利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乐观展望。此外，英年早逝的英国诗人济兹（1795—1821）的抒情叙事诗《圣阿格尼斯前夕》（1819），

虽带有一定的唯美主义色彩，但主体内容仍是对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著名历史小说家司各特（1771—1832）的著名小说《清教徒》

（1816）、《艾凡赫》（1820），虽在一定程度上留恋和美化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宗法制社会，但主导倾向仍是对凶恶的封建上层的无情揭露。在俄国， 1812 年的反拿破仑侵略战争和 1825 年的 12 月党人起义，大大地唤醒了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自由民主思想，因而具有强烈反封建农奴制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也在 1825 年前后蓬勃发展起来。12 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1795— 1826）在政治讽刺诗《致宠臣》（1820）中，把沙皇的亲信、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阿拉克切耶夫直称为“卑鄙、阴险的骗子”和“靠钻营而攫取显位的恶棍”。普希金（1799—1837）在一系列作品，特别是政治抒情诗《自由颂》

（1817）、《致大海》（1824）中，愤怒谴责专制暴政，强烈向往民主自由。莱蒙托夫（1814—1841）在浪漫主义长诗《恶魔》（1829—1841）中，借一个因反抗上帝而遭贬黜的天使形象，也鲜明表现了自己的坚守自由、永不妥协的孤独而痛苦的反叛精神。在东欧和南欧，这时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也取得了较大发展。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1793—1855）在叙事诗《先人祭》第三部（1830）中，以高昂的浪漫激情描写波兰人民反沙俄奴役的英勇斗争， 主人公康拉德甚至毅然走上了为解放祖国而献身的革命道路。意大利作家曼佐尼（1785—1873）在小说《约婚夫妇》（1821—1823）中，则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了封建暴政和异族统治的残暴。

总之，浪漫主义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不仅在全欧范围内掀起了文学表现方法的新运动，而且形象地表现了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情绪和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它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而兴起，到 19 世纪 30 年代又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衰落而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