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和莱蒙托夫

  1. 普希金

跟拜伦、雪莱一样,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和米哈依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

—1841)也都出身贵族家庭,都就读于贵族学校(普希金上皇村中学,莱蒙托夫上近卫军军官学校和莫斯科大学),而且都因写作反专制农奴制和讴歌自由民主的革命作品而被当局流放(普希金因写《自由颂》等诗 1820—1824

年间被流放到南俄,莱蒙托夫因《诗人之死》等诗 1840—1841 年间被流放到高加索山区)。后来,他俩甚至还都死于沙皇政府的阴谋迫害(在沙皇政府的幕后安排或默许下,普希金跟法国流亡者丹特士、莱蒙托夫跟军官玛尔廷斯基决斗时都死于对方提前开枪)。

但由于普希金主要生活在俄国民族意识高涨的年代,又深受纯朴乐观的俄国民间文学的影响,故其创作风格虽不如雪莱昂扬奔放,但也无雪莱的抽象空想,而是在一贯的批判揭发中,始终追求真善美的存在和相信自由幸福的未来。而莱蒙托夫则因主要生活在俄国历史上最反动黑暗的 19 世纪 30 年代,又幼年丧母,在充满偏见和敌视的外祖母身边长大,故其创作风格不但跟拜伦一样在激烈否定社会黑暗的同时充满孤独痛苦情绪,有时,这种情绪甚至比拜伦更深、更重。

普希金不仅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在 1812 年反拿破仑侵略战争胜利后,俄国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形势下步入文坛。其作品一开始便贯穿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意识与反动落后的专制农奴制的尖锐矛盾,充溢着强烈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号召。早在《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 等学生时代的诗作中,他就以高度的浪漫主义激情,宣布“我要向全世界歌颂自由,使王位上的恶人胆战心惊”,并明确表示拥戴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理想和决心,号召“匍匐着的奴隶们,鼓起勇气、起义!”在南俄流放期间, 他因跟十二月党人联系更密切,诗作也更深刻和更具革命的社会内容,并形成了他诗作的浪漫主义鼎盛阶段。短诗《短剑》(1821)号召反对农奴制和杀死暴君;《囚徒》(1822)表现作者渴望得到自由解放的心情。叙事长诗

《高加索的俘虏》(1822)借一个贵族青年成为高加索山民的俘虏及被一个誓死爱她的吉尔吉斯少女救出的浪漫故事,表现对贵族社会虚伪腐朽生活的厌倦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强盗兄弟》(1829)歌颂农民的自发反抗,显示反专制农奴制的革命即将到来;《巴赫切萨拉伊的喷泉》(1824)揭露东方沙皇——鞑靼可汗的野蛮残暴、荒淫腐化及其给人民特别是妇女带来的深重灾难。抒情诗《致大海》(1824)借歌咏大海的辽阔和伟力,来表现诗人自己渴望自由和参加斗争的意愿。代表作长诗《茨冈》(1824)更集中展现了这时期诗人的思想观念和艺术主张。它描写一个贵族青年阿乐哥,因厌倦贵族社会的浮华虚伪和不见容于政府,来到流浪的茨冈人群中生活。开头, 他对这纯朴自由的生活感到很满足,还跟茨冈女郎真妃儿结了婚。但后来, 当他发现妻子另有情郎时,便愤怒地杀死了她的情郎。而自己却遭到了茨冈人群的鄙夷和唾弃。长诗采用浪漫主义作家常用的“回到自然”和道德对比的手法,既把浮华虚伪的城市和贵族社会拿来跟纯朴自由的大自然和茨冈生活对比,又把阿乐哥的“只要自由属于个人”的贵族利己主义拿来跟茨冈人

的尊重别人(包括妻子)感情自由的“美德”相对比。这便使长诗对贵族社会的揭露,从一般的虚伪浮华深入到了贵族利己主义的劣根性;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从表面的无拘无束深入到了对待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茨冈人的这种尊重别人(包括妻子)感情自由的习俗并非美德, 而且作者对这种生活也并未完全理想化——指出他们只是“不幸的自然的儿子”,但长诗能把腐朽专制的贵族社会跟纯朴自由的游荡民族对比性地联结起来,无疑使长诗的悲剧主题增添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思想光辉。长诗情节曲折离奇,人物性格热烈奔放,描写手法跌宕多姿。它以轻松愉快的气氛开始, 以悲剧紧张的气氛结束,结构紧凝,对比鲜明,主题突出,并把读者引向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怎样才能找到它的深沉的思考。这一切,也鲜明地表现了长诗艺术上的高度成就。

1824 年 8 月普希金在宪警押送下转至其父母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幽禁,1826 年被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赦免回莫斯科。这时期,他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大大加强,从 1825 年起,便进入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阶段。重要作品有肯定人民是决定历史命运主角的现实主义历史剧《鲍利斯·戈都诺夫》

(1825);肯定革命者历史伟绩和坚信光明幸福未来的政治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1827);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开俄国文学“小人物”题材先河的小说集《别尔金小说集》(1830);歌颂彼得大帝的叙事长诗《青铜骑士》(1833)和《波尔塔瓦》(1828);表现地主专横和农民反叛的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1835);歌颂农民起义英雄布加乔夫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7)以及若干内容深刻、题材广泛、形式优美的小悲剧、童话诗和抒情诗。其中,意义最大的是现实主义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

(1823—1831)和诗人一生创作的自我总结《纪念碑》(1836)。

《叶甫根尼·奥涅金》描写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厌倦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生活,但又找不到正确充实的生活道路。他力图有所作为,甚至曾在自己的庄园里搞自由主义改革,但贵族教育又使他毫无实际工作能力和毅力, 事事都是半途而废。他为继承叔父遗产来到乡下,获得了诚挚纯真的地主小姐达吉亚娜的爱情,但却玩世不恭地予以拒弃,还无聊地戏弄朋友连斯基的恋人奥尔迦,致在决斗中身不由衷地把连斯基打死。经过一段痛苦飘泊回到彼得堡后,出于贵族利己主义和虚荣心,他又热烈地去追求已成老将军夫人的社交界贵妇达吉亚娜,被婉言拒绝后,又只得毫无目的地到处痛苦流浪。小说用现实主义笔法勾画了各类城乡贵族和地主的形象,广泛地反映了从首都到外省的社会生活,而且塑造了 19 世纪初叶俄国社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既不站在政府一边,又不站在人民一边“(赫尔岑语)的俄国贵族“多余人”奥涅金形象,表现了十二月党人革命被镇压后部分贵族青年既不满现状有所追求,又深受阶级局限而难以自拔的时代真实。因此,别林斯基盛誉小说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它的发表,则被学界视作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

《纪念碑》是诗人逝世前一年写的墓志铭诗。它说“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唤起人民善良的感情,在残酷的世纪歌颂过自由,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的人们祈求过怜悯同情”。这的确应看作是诗人一生创作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