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

19 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

—1850），是一个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作品中有着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生活在法国历史上最激烈动荡的年代，直接感受到了1789 到 1814 年的革命时代波涛，又亲身经历了王政复辟和七月王朝的两种统治，还耳闻目睹了 1832、1834 和 1848 年的历次工人运动。因此，他不仅能形象具体地理解封建阶级的挣扎、毁灭和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卑鄙、丑恶，同时也不能不多少看到工人阶级的苦难和斗争。此外，他那曲折沉浮的经历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对他深入认识和表现生活，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巨大帮助。

他出生在图尔市的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祖父是农民，父亲原也是农民，但能写会算，又善于钻营，后来竟先后当上了拿破仑军队的军粮处官员和图尔市市长，还跟银行家的女儿结婚，成了富裕的资产者。1818 年他随父亲来到巴黎，被安排进法科学校学法律，兼在一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但从小酷爱文学的巴尔扎克却总去巴黎大学听文学讲座，毕业后更违背父母要他当律师的意愿，选择了艰难困苦的搞文学创作的道路。1819 年 8 月，他在几乎跟父母闹翻的情况下，毅然搬进贫民区的公寓阁楼，开始了他那半饥半饱，一面拼命读书，一面拼命写作的艰苦奋斗生活。他起初写悲剧，接着又写志怪浪漫体小说，遭失败后，又从 1825 年起涉足商业，借钱搞出版事业或筹资去非洲开采已废弃的银矿，受尽欺诈愚弄，以致债台高筑，终生困窘。直到1829 年，他在大量阅读历史文献和亲自到实地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写出描写共和军镇压保皇党叛乱的长篇小说《朱安党》后，他才走上了辉煌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从 1829 到 1848 年，他以惊人的速度和毅力，接连不断地写出了

90 多部小说和大量随笔、论文、书信。他经常连续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还经常到被描写事件的发生地去进行调查访问，对写出的书稿也总是改了又改，有时付出的改版赔偿费竟比拿到的稿费还多。他还在自己简陋住所的墙壁上挂着一尊拿破仑小像，下面用硬纸片写上“彼以剑锋所未竟之事业，我将以笔锋竟之”的豪言壮语，立志成为驰名世界的拿破仑式的文学家。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损害了他的强壮体格，1850 年 8 月他终因心脏病发作而英年逝世。在几乎倾城出动的送葬集会上，著名作家雨果概括巴尔扎克的伟大一生说：“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从今以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熠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①

作为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生活在复杂动荡时代、又长期在社会上挣扎沉浮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社会政治观尽管充满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一方面崇奉启蒙、共和信念，钻研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又宣布“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那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②。一方面痛

① 雨果：《巴尔扎克葬词》，载《文艺理论译丛》第 2 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3 页。

②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载《文艺理论译丛》第 2 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 页。

恨金融资产阶级专政，揭露贵族阶级腐朽无能，深切同情劳动人民苦难；一方面又对中央集权和发展实业的君主立宪政体长期向往，对贵族阶级的历史衰亡始终同情，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缺乏正确理解。但其主导的思想立场，仍表现为从资产阶级自由派到贵族共和派，再到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曲折向上的发展趋势。他尽管没留下专门、系统的文学论著，但他在一些序、跋、前言、书信、书评中提出的文艺观，如以“再现自然”代替 19 世纪前统治欧洲文坛的“模仿自然”，主张文学典型应是偶然与必然或个性与共性的的辩证统一，作家应以分析社会和评判历史为自己的神圣职责等，却奠定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

巴尔扎克把自己 1829 年以后的作品总名为《人间喜剧》，立意要完成一

部描写 19 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他原计划写 140 多部小说，塑造四

五千个突出人物，现完成的长中短篇也已达 96 部，人物超过 2000 个。在这

里，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 1816 至 1848 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其中心图画，是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历史兴衰。其基本动力，是金钱的罪恶作用。其基本手段，是诈骗逼攻、巧取豪夺。在《古物陈列室》（1838）、《高老头》（1834）、《弃妇》

（1832）、《农民》（1844）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贵族阶级已成了只具陈列价值的古物、徒有虚名的弃妇、或被人围追的“海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逼攻下，或屈膝投降（德斯格里昂侯爵），或一再被弃（鲍赛昂子爵夫人），或全线溃退（蒙戈奈伯爵）。而资产阶级却趾高气扬（古瓦西埃），出尽风头（但斐纳姐妹）和节节胜利（里谷等人）。在《高利贷者》（1830）、《欧也妮·葛朗台》（1833）、《纽沁根银行》（1837）、《皮罗多盛衰记》（1837）等作品中，我们还看到刻意盘剥的高利贷者自称是“人类命运的主宰”（高布赛克），投机钻营的暴发户的一切言行都成了地方上的金科玉律（葛朗台老头），乘人之危的金融寡头俨然是国家无冕帝王（格来兄弟），坑蒙诈骗的银行左右着社会的经济命脉（纽沁根）。而在这群魔乱舞、虎豹登堂的社会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贵族的衰亡，还是资产阶级的崛起；也无论是社会风气的转变，还是世态人心的向背，决定性的因素都在于金钱，整个社会都充满着金钱至上的毒雾和金钱统治的罪恶。不但名誉靠金钱、婚姻靠金钱、地位靠金钱，就连自由职业和精神产品也都成了金钱收售的商品（《幻灭》1835—1843）。为了钱，律师、庭长耍尽卑鄙手段（《邦斯舅舅》1847）；邻里同窗竞相告密暗杀（《高老头》）；妻子否认或诬陷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禁治产》1836）；丈夫折磨死自己的妻子（《欧也妮·葛朗台》）；父亲断送掉女儿的终身（《欧也妮·葛朗台》）；女儿竟活活逼死自己的父亲（《高老头》）⋯⋯。“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的太远了”（作家借小说人物但维尔律师之口，对金钱统治罪恶的概括）。此外，《人间喜剧》还用不少篇幅描写中小资产阶级的遭遇，知识青年的个人奋斗和人民大众的形象。它们共同组成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艺术上，也充分体现了巴尔扎克所擅长或独具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细节真实描写、人物串篇再现、内外纵横对比、简洁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

《人间喜剧》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以家庭框架为主线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小说以巴黎塞纳河两岸的下层拉丁区和上层圣日尔曼区为活动舞台，以面粉商高里奥被女儿遗弃和大学生拉斯蒂涅被社会腐化为主要情节，着力

描写了资产阶级对贵族的冲击及其兴衰，集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金钱的腐蚀毒害作用。

高里奥是个趁饥荒牟取暴利的退休面粉商，他的两个女儿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荡妇。她们出嫁时，各从父亲那里得到 80 万法朗的陪嫁，因而一个当上了雷斯多伯爵夫人，一个当上了银行家纽沁根太太。开头她们对高里奥还颇有奉承，但随着高里奥钱财的日益减少，她们对他的态度也日趋冷淡，后来竟拒绝父亲上门。可当她们钱不凑手时，又竞先到伏盖公寓来榨取父亲仅余的钱财，连结婚纪念物和终身年金也不放过。父亲被逼得中了风，临死前渴望见见女儿，女儿们不但不来，反盛妆艳服地去参加鲍赛昂子爵夫人家的舞会。这一切，连同伏盖太太“按照交纳膳食费的数目对客人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银行家泰伊番为保全财产竟不认自己的亲生女儿，老姑娘米旭诺为三千法朗赏金便出卖寓客，以及雷斯多和纽沁根对妻子嫁资的巧取豪夺等等，共同组成了一个以金钱为中心的豺狼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从闭塞、纯朴的外省庄园来此上学的败落贵族青年拉斯蒂涅，本想“清清白白地用功”，但耳闻目睹的种种事物，很快便使他的“内地人的观念”发生了动摇。他逼家里人挤出最后的一点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进出日尔曼区上流社会，在远房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忠告”，同寓房客、罪犯兼野心家伏脱冷的“引导”，及高里奥遭遇的“教育”下，“欲火炎炎地”开始了他那资产阶级野心家的罪恶历程。而蒲高涅王室的最后一个后裔、“贵族社会的领袖”鲍赛昂子爵夫人，仅因资产阶级小姐洛希斐特有 20 万法郎利息的陪嫁，便被情夫阿瞿达侯爵遗弃，不得不人前强恃尊严，人后泪痕满面地告别巴黎。这便进一步生动地表现了贵族阶级在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金钱逼攻下的“被腐化”和“逐渐灭亡”的过程。以致连作家自己也万分感慨地说：“不管人家把上流社会说得怎么坏，你相信就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银珠宝下的丑恶。”不过，囿于巴尔扎克社会政治观的资产阶级局限，他在揭露金钱罪恶时，又从歌颂抽象人性出发，描写高里奥爱女儿远远超过爱金钱；在描写贵族的历史衰亡时，又把鲍赛昂子爵夫人的退隐，渲染成是“以英勇的精神忍受痛苦”的英雄悲剧。

小说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详尽逼真的典型环境描绘和典型人物塑造。藏污纳垢、尔虞我诈的伏盖公寓与珠光宝气、腐朽糜烂的鲍赛昂府第这两个典型环境，正是巴黎上下层社会的逼真缩影。伏盖公寓造就和隐伏着伏脱冷，圣日耳曼区培养和铸造着鲍赛昂子爵夫人，而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府这上下两个熔炉，又正好合铸成了拉思蒂涅这个良心泯灭，欲火炎炎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个人野心家。此外，巴尔扎克所独具的“串篇人物”手法，在这里也有着开创性的表现：拉斯蒂涅在这里还只是个大学生，但在《纽沁根银行》中他已变成大搞投机掠夺的纽沁根的得力助手，在《幻灭》中他已成了时髦的社会领袖，在《贝姨》（1846—1848）中他更当上了部长。又如伏脱冷在这里还只是个逃犯，但在《幻灭》中他已变为财势耀人的埃雷那神甫，而在《交际花盛衰记》（1838—1847）中，他竟又当上了巴黎警察厅的保安警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