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这一时期，在传统文学的诗坛上出现了学习宋诗的潮流，形成所谓的宋诗运动，散文方面则出现了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清初就有宋诗派崛起，但至 19 世纪中期何绍基、曾国藩等人出来，声势才煊赫起来。何绍基（1799—1873）是宋诗派的主要理论家。他是个恪守传统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封建末世的社会风气和诗风、学风很不满， 另一方面奉儒家诗教为正统，认为写诗要“温柔敦厚”，“要扶持纲常，涵抱名理”，决不越雷池一步，于“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 皆所不喜，亦不敢也”。在创作上，他反对唐诗派的拟古陋习，主张“自为生气”，同时又强调以才学入诗，以考据入诗，以议论入诗。他的诗取法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但大都描写山水景物或为书画题跋和官场应酬之作，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和进步的思想倾向，而对形式、技巧很讲究。有些山水诗清新可读，表现出名士的豁达胸怀。如《逆风》：

寒雨连江又逆风，舟人怪我屡开篷。老夫不为青山色，何事欹斜白浪中？

但他的学问诗、应酬诗，没有什么诗味。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逐渐成为清王朝握有权势的大臣，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他诗学黄庭坚，虽然对诗歌理论的贡献，远不能和何绍基相比，但由于官高位尊，趋附者甚众。他曾在《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一诗中说：“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别人也说：“湘乡出而诗皆宗涪公。”（陈衍：《石遗室诗话》）可见他对宋诗运动的影响之大。

曾国藩在维护封建正统文学方面所作的另一件事，就是力促桐城派古文的中兴。他曾在《圣哲画像记》中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表现出对姚鼐的崇敬、谦恭的姿态，借以笼络江苏、安徽一带文人，来对付太平天国革命。他还把桐城派古文衰竭的原因归于洪、杨之乱。他的重振桐城派事业显然与政治上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曾国藩并不是墨守桐城派的成规，而是有新的发展。他在桐城派所规范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又加上“经济之学”，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求阙斋日记类钞》），也要求“经世致用”。虽然他不是象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那样用文学来呼吁个性解放，而是企图用古文来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然而，这却使桐城派古文从过去狭窄的个人小天地解脱出来，去表现重大的题材和复杂的思想。

曾国藩在写作上主张对前人的经验广收博取。姚鼐编选有《古文辞类纂》一直是桐城派作文的范本；曾国藩又另选一本《经史百家杂钞》，补上《古文辞类纂》所不选的六经、诸子、史传及辞赋，拓宽了作文的路子。他重视文学本身的某些规律，提倡“道与文兼至交尽”，反对崇道贬文。他还总结和发展了关于“气”、“阳刚阴柔”等等学说。——这些对改造桐城派古文， 使之获得“中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曾国藩的文章大都收入《曾文正公文集》里。其中不少是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和表彰被太平军击毙的清军将士的。但情感真挚，气势瑰伟，叙事生动， 文笔简洁。就文章而论，为晚清甚至整个清代的大手笔。

曾国藩广揽人才，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1840—1902）等是他幕僚中师法曾氏之文、成就最高的四人，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他们的文章主要表现洋务思想，但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表现反帝爱国主题方面都有了较大进展；还写了异国风光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如黎庶昌的《卜来敦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都是过去桐城派作家所未曾涉及过的题材。文章的篇幅一般较长，宏丽绚烂，且语言有音韵美，还出现新名词。这也是与过去的桐城派古文不同的地方。曾门四弟子在文坛的成绩，显示了桐城派中兴的完成。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被曾国藩等人改造过的桐城

文——湘乡文也失去了活力。吴汝纶晚年便致力于重向方苞、姚鼐的桐城派古文复归，尚醇厚，诎闳肆，重视剪裁、雅洁，反对说道说经。虽然在吴氏弟子的响应下，复归得以实现，但是至清末，桐城派古文再也无法和新文体、新文学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