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和雪莱的主要作品比较

现谨就他俩出国前后的主要作品来试作分析比较：

出国前，拜伦的主要作品是抒情叙事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1812）、故事诗集《东方故事诗》（1813—1816）。《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是 1809 到 1811 年诗人获得贵族院世袭议员席位后，带着愤懑心情到西班牙和希腊游历的见闻，为叙述方便，拟放到后面跟出国后创作的第三、四章一道分析。《东方叙事诗》是拜伦的一系列以东方故事为题材的组诗，包括《异教徒》（1813）、《阿比托斯的新娘》（1813）、

《海盗》（1814）、《莱拉》（1814）、《巴里西耶》（1816）和《柯林斯的围攻》（1816）等六篇，其情节均为个人复仇与反抗，背景全在大海、荒原或土耳其王宫，主人公则是些对社会满怀仇怨，誓死抗争，但又总是单枪匹马，高傲孤独，以致终归以悲剧告终的叛逆者。例如《海盗》的主人公海盗首领康拉德愤世嫉俗而又孤僻高傲，坚定无畏而又阴沉严酷。他率部攻打土耳其王宫，只一个人扮成回教僧进入王府，顷刻间便把那儿变成“血的岸滩与一片火海”，使众多敌人“在他一个人面前缩成一团”。当他已胜利在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28 页。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14 页。

握时，只因要拯救被囚禁在王宫的妇女，才使敌人得以重新聚集力量，致使他最后被俘。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始终威武不屈。后来他还从王府逃脱，参加了西班牙的人民起义。康拉德是典型的“拜伦式英雄”——高傲、孤独的叛逆者。通过他的形象，作者表现了对罪恶社会的深刻憎恨和坚定反抗，但也表现了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孤独和忧郁。

出国前，雪莱的主要作品是长诗《麦布女王》（1813）和《伊斯兰的起义》（1818）。前者写仙后麦布女王带熟睡的少女伊昂珊梦游过去、现在、未来三界，看到过去是君主、僧侣、政客专横统治的废墟，现在是贫富悬殊、残酷掠夺的交易市场，而未来则是冰河解冻、到处充满和平和智慧的美好世界。后者借一个幻想的东方黄金城伊斯兰人民起来反抗封建暴政的悲剧故事，歌颂主人公莱昂及其情人茜丝娜临刑前仍引吭高歌“压迫者最终必然崩溃”，“人类的幸福会紧跟着我们的死亡”的革命乐观精神。作品对封建暴政和金钱罪恶的揭露，对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描写，尽管都带有梦幻和假想的性质，但却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的光明、乐观信念。

出国后，拜伦因积极投身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思想境界大为提高，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时期他创作了号召工人进行武装斗争的《路德派之歌》（1816），全面否定社会现状的诗剧《曼弗莱德》（1816—1817）和《该隐》（1821），揭露“神圣同盟”反动面目的政治讽刺诗《青铜时代》

（1822—1823），广泛展现欧洲各国社会现状的诗体小说《唐璜》（1818— 1823，未完成），号召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长诗《但丁的预言》（1821），预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动向的历史剧《马利诺·法丽埃罗》（1820），抨击乔治三世和“湖畔派”诗人骚塞的政治讽刺诗《审判的幻景》（1822），还完成了抒情叙事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三、四章（1816—1817）。这些作品，进一步强化了拜伦支持民族、民主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革命立场，深化了他对反动统治阶级和社会罪恶的强烈憎恨，而且大大拓宽了作品的描写范围，加强了作品的现实因素，使拜论在“神圣同盟”严酷统治的时期，成为欧洲最杰出的反专制、争自由的时代歌手。但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拜伦的孤独、忧郁情绪仍时有流露。有的作品如《曼弗莱德》、《该隐》，更对知识、理性、群众和人生全持否定态度，表现为极端的悲观厌世。这种不等量的矛盾状况，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

长篇抒情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1812、1816—1817）是诗人前后两次出国游历的见闻和观感的诗体记录。第一章主要写西班牙人民在拿破仑铁蹄下的苦难、反抗和对自由解放的渴望。第二章主要写希腊人民的光荣历史和在土耳其奴役下的悲惨生活。第三章主要是对拿破仑历史功过的思考和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先驱者卢梭、伏尔泰的追忆。第四章主要是通过对意大利光荣历史的歌颂，来对照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现实苦难，并激励人民为自由解放和民族统一而继续斗争。长诗有两个抒情主人公。一是长诗主人公哈罗尔德，一是诗人自己。前者是个忧郁、孤独的飘泊者，对什么都感到冷漠、厌倦，“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只是孤独地“翻山又越岭”，对眼前所见的一切全都无动于衷。跟前者截然不同，后者则是一个感情炽烈、纵横评点的评论家和鼓动家。他憎恨西班牙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西班牙的蹂躏和奴役，赞颂西班牙人民英勇的过去和不屈的现在，对参加反侵略战争

的女游击队员奥古斯丁娜热情地给予高度赞扬。他对希腊人民的苦难处境深表哀痛，激励他们丢掉对英、法等资产阶级政府的幻想，起来斗争，以追回失去的自由。他认为滑铁卢战争后“神圣同盟”。对拿破仑的胜利，只是“打败了狮子，又向豺狼朝礼”，主张各国人民决不应“奴才地向皇朝屈膝”；确信启蒙学者卢梭和伏尔泰的思想，必将把“整个世界投入熊熊的火焰，直到所有的王国化为灰烬”。他还无限缅怀意大利的古代光荣，衷心赞美意大利的美丽风光，并坚信奥地利的殖民统治一定会被推翻，自由的旗帜一定会迎风飘扬，战斗的号角一定会持续响亮。总之，跟作者本人生活经历颇为相似的主人公哈罗尔德，表现了拜伦思想中始终存在的忧郁、孤独的消极面。而作为作者主体思想感情体现者的后者，则表现了作者的高昂的政治热情，热切的自由解放思想，对现实苦难的深刻关注和对被压迫民族历史的浑厚回顾。同时，长诗在艺术上也是典型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哈罗尔德在作品中只起联系情节的作用，作品的中心内容全由诗人自己的主观抒情所决定。它听任诗人的奔放感情，东西南北，上下古今，纵横评点，激烈褒贬，充分显示了浪漫主义的主观随意性。此外，长诗多次写到勒芝湖的波光倒影，阿尔卑斯山的断崖峭壁，希腊古国的历史风貌，并把它们拿来跟丑恶、渺小、鄙俗的社会现实相映照，也充分表现了浪漫主义对大自然的偏爱和以情喻人、象征、对比等艺术手法。

跟拜伦一样，雪莱出国后，思想境界也有所提高，创作热情也十分高涨。这时期，他写出了著名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揭露贵族荒淫暴虐和教皇虚伪毒辣的诗剧《契钦》（1819），控诉英国反动当局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政治诗《暴政的假面游行》（1819），号召英国人民武装起义的短诗《给英国人民之歌》（1819），以及借歌颂自然景物来赞美前扑后继的革命运动和抒发高昂激奋的革命热情的抒情诗《西风颂》（1819）、《云雀》（1820）。从描写的深度和广度看，雪莱这时期的创作，尽管比拜伦要稍逊一筹，但它们在愤怒揭发统治罪恶和大胆展现革命主题时，却丝毫没有孤独、忧郁的内涵，而是比出国前更坚定地充满胜利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展望。有的作品（如《西风颂》）也比拜伦具有更高的艺术凝聚力。试以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为例：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取材自经作者加工修改后的古希腊神话，神王朱必特（宙斯）在泰坦神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夺取了王位，但却违背“给人类自由”的诺言，仇恨人类，荒淫残暴，使人类陷于痛苦和灾难之中。为了拯救人类，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来智慧之火，又把生活和生产技能教给人类。为此，朱必特派威力神和暴力神把普罗米修斯抓起来锁在高加索山上长期遭受酷刑。但普罗米修斯知道一个秘密：朱必特和女神忒提斯的儿子冥王将把朱必特推下宝座。因此，朱必特派神使麦邱利（赫尔美斯）去劝诱他，让他说出这个秘密。据说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其所写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之二《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现已失传）中，曾写普罗米修斯接受了劝诱，但雪莱认为这是“懦弱的结局”，主张普罗米修斯应坚拒劝诱，坚贞不屈。这样，我们便在诗剧中看到普罗米修斯被长期锁在高加索山上，直到朱必特被迫退位后，才被力量神赫克里斯救下来。接着，诗剧便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人类一律平等”和到处都充满“爱”的光明远景。诗剧第四幕，更全是充满美和美德的宇宙新生的颂歌。很明显，诗剧的基本主题是表现“神圣同盟” 统治时期封建复辟势力与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的生死搏斗；其结局更是表现资

产阶级革命派跟人民大众同心协力，坚持斗争，终于挣脱枷锁，迎来了人人平等、相亲相爱、自由自在的美好生活。这在封建复辟势力猖獗的欧洲 19

世纪 20 年代，其教育作用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不过，雪莱毕竟只是天才的预言家而非坚定的实践者。他虽然预言革命一定要爆发，但却指不出革命的具体形态，连冥王都只是一团形状不定的“黑影”；他尽管描绘了人类社会的光明远景，但具体内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爱在瞭望，它看到哪里，哪里便是天堂”等却都显得空想和抽象。

诗剧通篇采用象征手法。朱必特象征以怨报德、凶残奸诈的封建复辟暴君和人类的压迫者。他周围的那些“吃人鬼怪”象征靠用人民的呻吟和鲜血来豢养的统治帮凶。普罗米修斯象征热爱人类、坚贞不屈的人类捍卫者和革命家。他的妻子阿细亚象征和谐美丽的大自然。他周围的那些精灵和大地母亲则象征革命派和人民大众。这些神怪精灵在天上地下自由变幻，超时间空间地往来驰骋，不仅完全抛弃了古典主义的理性束缚和艺术规戒，同时也直接融汇了作者的主观感情。此外，诗剧的热烈语言，夸张描写，以及对大自然的反复赞叹等，也都鲜明体现了诗剧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