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莱尔

法国诗人查理·波特莱尔（1821—1867）是既有艺术理论又有艺术实践的欧洲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生于巴黎，幼年即父死母改嫁，由具有专制作风的继父欧皮克将军养大，从小便憎恶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观念，追索抒情诗般的梦幻境界。他青年时期即才华出众，跟作家、艺术家交往甚密，但又一直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过着波希米亚人式的浪荡生活。早年热心政治， 曾参加过 1848 年二月革命的街垒战，但对革命的意义并不理解，1851 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便完全脱离政治，声言“从此不介入人类的任何论争”。他从 50 年代开始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花》（1857）、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1869）、论著《人为的天堂》（1860）、美学论集《美学管窥》、

《浪漫派艺术》（1868），以及爱伦·坡作品翻译五卷。他因出版《恶之花》和泰奥菲尔·戈蒂耶的专论而蜚声文坛，但健康状态却每况愈下，生活状况也日益穷困潦倒，常破衣滥衫彷徨于巴黎街头，借鸦片和大麻以麻醉自己， 终于在 1866 年昏倒失语，翌年病逝。

波特莱尔生活在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发展的时代，他厌恶传统，不满现状，但又浪荡不羁，找不到正确出路，始终处于苦闷、彷徨、落拓、绝望的境地。因而他只能用忧郁、悲愤、甚至是病态的眼光，去观察、认识和反映现实。他自称是“悲哀的炼金术士”，其写作任务在“发掘恶中之美”①。其作品，实际也都是悲愤的记录，社会丑恶的记录或个人生活失败的记录，被认为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之花”或“丑恶之花”。他的代表作《恶之花》在当时虽招致了保守评论界的众多贬抑，但进步评论界却始终给它以高度肯定——朗松称作者为“强有力的艺术家”，雨果说这些诗篇是“高空中闪耀的星星”，高尔基说波特莱尔“生活在邪恶中却热爱着善良”。

《恶之花》共分六部。第一部《忧郁与理想》描写诗人想从美的追求和爱的陶醉中消除精神上的忧郁和痛苦，结果归于失败。第二部分《巴黎风光》写诗人转向社会现实，但欺凌、孤苦、麻木、淫乱、黑暗、罪恶的“巴黎风光”，却使他更加忧郁和痛苦。他再转而在第三部《酒》中去寻求慰藉。然而这醉酒世界不过是短暂的“梦的乐园”和“幻境”。于是，他便在第四部

《恶之花》中，再转而到罪恶中去体验生活。他审视过种种卑劣情欲、罪恶诱惑、变态性爱、放纵淫欲⋯⋯，对生活更进而感到绝望。在第五部《叛逆》中，他曾向上帝呼吁给他以“力量和勇气”，但上帝竟也无动于衷。于是他诅咒上帝不公，颂扬撒旦扶弱锄强，并表示愿与这个反叛的天使一道怜悯穷苦，秉公处事。最后，疲惫不堪的诗人只得在第六部《死亡》中向“死亡” 寻求解脱——遁入另一世界去继续探索理想世界。

诗集给人们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城市赤裸裸的丑恶图像，同时也展示了一个生活在这一城市中的诗人的热爱着善良的灵魂。它是一部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进行深层揭露的作品，又是一部因找不到出路而只得带着虚妄和颓伤情调转向盲目抗议、沉醉和死亡的“不断探求”的心灵记录。诗人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出发，认为“一切美好、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作恶为非，原是不费力、极自然、而又不能自己的；只有善却始终是人为的产

① 转引自本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开明书店 1928 年版，第 292 页。

物”①。从而否定以善为内容的诗，要求发掘“恶中之美”，写作以恶为内容， 并从中引出道德教训的诗。这样，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层揭发、绝望反抗和对劳苦大众表示由衷同情的同时，不仅能一反资产阶级传统美学观点歌唱丑恶事物，甚至不厌其烦地去描写一具腐烂恶臭的“兽尸”，或把爱情追逐形容为“蛆虫围住一具尸体”；且能从潦倒、沉沦、不幸者身上，发掘出常被人们遗忘了的道德“美”（见《赠赭发女丐》、《七老人》、《亚伯与该隐》、《告撒旦文》⋯⋯诸篇）。不过，由于作者崇信世间万物多存在着内在的呼应关系，惯于把客观世界看成是内心主观世界的隐喻和象征，致使作品常集中去描写主观的客观“对应物”，显得唯心、神秘而晦涩。

总之，波特莱尔给西方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指导思想、表现手法和题材范围方面，他的诗歌都成了法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分界石。他不仅是欧洲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而且是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鼻祖之一。

①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