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单纯的货币数量论”

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在任何时候只要有通货膨胀，就一定是货币发行过多，因此控制货币发行和财政赤字，杜绝财政向银行透支，就是控制通货膨胀的直接措施。在西方国家可能就是其控制通货膨胀的全部内容。而在中国，控制货币发行却往往不能如愿，或者因导致其他问题而不敢控制，我们必须看到在控制货币背后的整个社会问题，才能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

在中国，中央银行是无法有效控制货币发行的。信贷计划经常被突破，地方政府在实际上可以迫使银行增发或挪用贷款，形成对中央银行的“倒逼机制”（钟朋荣等， 1992）。因此控制通货膨胀，首先要求中央银行掌握独立的货币发行权，要求专业银行商业化和进行企业体制的改革。

无法控制货币发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垄断价格的普遍存在，除政企不分造成行政垄断以外，私人垄断也已经到处出现，甚至开始控制某些城市的粮食供应，当然，国有企业的僵硬体制也是一种垄断。在垄断、欺诈和暴利到处存在的环境下，如果紧缩货币，经济的垄断部分会减少生产而抬高价格，谋求高额垄断利润，而经济的非垄断部分，就会因经济收缩而萎缩。因此，在我国宏观调控已经坚持两年，人民币比较紧缩的情况下，应该大规模地反对垄断和暴利，包括改革国有企业和实行政企分开。

第三个原因，就是难以遏制的投资膨胀。各个地方政府对“发展是硬任务”最感兴趣，谁的投资越高，谁就可以从每年数量有限的资金资源中，分得较大的一块，而将通货膨胀转移给其它的地区。需求膨胀与价格垄断，虽然在通货膨胀原因上是相反的，但是在中国，却反映了共同的本质：各个利益集团采取不正当的方式争抢资源，造成了社会整合危机。

计划经济最大的弊病是缺乏动力。经过 15 年的改革，已经得到了解决，这是因为中国出现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主要表现在：

经济成分的多元化与行为的市场化。

——从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在公有制内部，以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变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混合所有但是以公有经济成分（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掌握控股权的股份制企业，多种公有制形式并存；

——在国有制内部，以中央政府（通过各主管部）、省级、地级、县级分级管理，从以中央政府管理占主导地位，变为地方各级政府为主管理，多种管理形式并存；

——由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独家垄断，到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仅仅是经济主体的变化，而且是经济机制的变化，整个经济机制从计划审批向市场机制转变。目前中国价格的 90％已经由市场决定，对外经济关系主要由汇率一价格机制调节，指令性出口计划已经取消，基本的工资标准虽然由国家制订，但是居民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来源是奖金和第二职业收入，这是由市场所决定的；虽然在基础产品和服务收费、工资水平上与国际水平尚有差距，但是总的方向是由市场决定，逐渐与国际接轨。各种经济成分在运行上，逐步统一于市场而不是统一于计划。

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形成。目前中国的利益主体主要有五种：
第一，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制订长远规划、基础建设、环境保护、宏观调控，保护债权、产权和安全，立法以规范市场。在中国，中央政府还有制订产业政策，指导产业结构转换的功能。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下放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权力，中央财政比重降低，总体能力经济能力降低，在许多方面，使得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受到了损害。

第二，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分为省、地、县三级，在改革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直接介入经济，成为改革以来最大的受益者。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一方面繁荣了地方经济，一方面出瑰了严重的重复建设、投资膨胀、地方封锁，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中央产业政策的贯彻，各地方以投资膨胀为手段争抢资源，力争本地区的高速度、高收入，而把通货膨胀转移给其他地区。 1994 年实行了新的分税制度，旨在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三，经济主管部门。

中央政府的各个经济主管部门，原来只是计划经济下的一个执行部门，在实行全行业承包以后，许多部门如铁道部、石油部等等，都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承办了大量的公司，新增的利润留成部分，其所有权不属于中央政府，而属于中央政府的“某个部门”，中央计划管理的国家垄断资本正在变为部门垄断资本。部门利益在中国经济中也起着相当的作用，比如在抵抗外资购买产权，寻求本部门的关税和非关税的国家保护方面，在“寻租”和垄断经营方面，都是能够影响中央决策的力量，比如对外经济贸易部为了出口的利益，年年鼓动人民币贬值，许多经济主管部门成立“行业协会”，垄断部门经济的利益，制订垄断价格等等，助长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第四，企业。

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法人。这里特别要分析国有企业利益的独立化问题。

十年承包制的实行，使得国有企业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培养了一个

新兴的经营者阶层。但是企业承包制没有解决“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而且没有超出部门主管的管理。目前以股份制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和产权转让在实际上的展开，背景是经济结构转换所要求的企业兼并，因此改革将超出“增量改革”的阶段，向“存量改革”深入，这就会打破部门主管的限制，使部门垄断资本向混合型的资本形态过渡。所有者的界限将更加模糊不清，真正的变化是经营者之间的互相控制和兼并。

企业改革的结果，实质上将使国有企业大部分转化为为市场和利润而生产，从而丧失“国有”的性质。真正的“国有企业”将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非竞争性的基础设施领域，二是国家经营用于调控市场，比如中央银行对于外汇、国库券市场的调控所进行的公开市场买卖，国营房地产公司、粮食公司对于市场供求和价格的调节，目标并不是利润，而是调控市场。对于国有企业的错误理解，导致国有企业调控市场的能力丧失，甚至为了利润而实行市场垄断。

第五，个人。

居民个人作为经济主体对于经济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我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 40％以上，储蓄连年增长，这是保证高积累的关键。

1994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2286 元，比 1993 年实际增长 6.8％。农

民人均现金收入 840 元，增长 10％，存款新增 5000 亿，达到 20000 亿元人民币。居民存款的稳定与否对于经济稳定的关系极大。而决定存款稳定的是居民心理预期，背后是人民币的信誉问题。1994—1995 年中央政府将着力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同时人民币结束了连续 15 年贬值的历史，受为“稳中有升”，对于建立人民币的信誉，消除通货膨胀预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居民个人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还表现为消费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的选择和对于市场的监督等方面。

北京市 1994 年 3 月底，居民金融资产变化情况如下：

银行储蓄 12805 亿元，占 73％，比 1991 年同期增长 240％；手存现金 1272 亿元，占 7.2％，比 1991 年同期增长 110％；有价证券 3474 亿元，占 19.8％，比 1991 年同期增长 610％； 1 年之内，平均增长 260％①。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下列的影响：

——克服了计划经济下缺乏经济动力的弊病，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改革在 1992 年前后发生了动力上的变化，由中央推动为主变为利益主体谋求利益推动为主，许多变化是自动发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及其行为趋于个体化，通过联营、价格转移和股份制，把国有财产实际上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许多国有企业的业务骨干，到私人公司或者实际上为私人公司服务，把技术和商业渠道变为自己个人的财富，因此中国的改革具有了自动发展的趋势；

——在经济迅速繁荣的同时，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分化：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贫富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失控，农业收入的相对低下，农村基层组织的失效，导致了巨大的民工浪潮，据估计在 6000 万左右，其中

① 王健华：《北京家庭居民金融资产 94 实录》，《首都经济》，1994 年第 5 期。

2000 万是跨省市流动的。农民的流动，既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又带来了社会治安的混乱；

——利益主体行为缺乏规范，产生了腐败、垄断、欺诈、暴利、破坏资源等社会问题，社会控制能力降低，各个利益主体对于利益的追求，缺乏明确的规范，因而采取了种种不正当的方式，除了“寻租”，向政府寻求特殊的保护和优惠之外，涨价以牟取暴利也是其中之一。中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其根源就是各个利益主体争抢资源的结果。

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质，就是各个利益主体缺乏有效的、公开的、法制化的利益整合机制，而采取投资膨胀和价格垄断的办法，在中国争抢资源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