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关于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通货膨胀问题，从理论界、政府到政策研究部门，从来就没有统一过，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第一次争论是在 1985—1986 年。1979 年以来提高了农副产品价格，随之增加了城镇居民的价格补贴，物价很少上升。1985 年我国的价格改革方针发生了市场导向的变化，由“以调为主”变为“以放为主”，取消了大部分副食价格补贴，城镇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到 6％左右，就出现了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主要制约不在物价，而在外汇储备， 因此争论的结果是“适度通货膨胀无害论”占了上风。1986 年的经济紧缩流产， 1987 年出现了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 1988 年中央关于“价格闯关”的决定又刺激了通货膨胀预期，诱发了全国性的抢购和挤兑，导致了上层领导人的更迭和经济政策的方向性改变， 1988 年物价指数为 18.9％， 1989 年为 19.8％，我国物价水平由一位数上升到两位数的层次。这种刺激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过敏反映”：对于通货膨胀的不满，发展到“反对腐败” 的社会动员，成为导致了 1989 年的政治风波的因素之一。在经过强力的社会整合之后，恢复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是导致了对“市场经济导向”的否定和经济的过度紧缩。

第二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关于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的政策效果问题。1989—1991 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舆论上，控制通货膨胀的倾

向占了绝对的优势；在政策实施上急于求成，全国消费品物价指数，由 1989 年的 19.8％下降到 1990 年的 7％，一年之内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造成了企业的亏损和市场的疲软； 1991 年物价指数降低到 3％左右， 1992 年为 6

％。连续的低物价水平，加上由于经济衰退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迫使各地政府加快了价格改革的速度，物价补贴基本取消，到 1992 年底，市场定价在实际上占了全部价格的 90％——由于我国缺乏物资储备来调节物价，所以“国家调节价”基本上等于市场定价。

所谓“非常奇特的现象”，还不是指价格改革在宏观紧缩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这条经验在国际上是惯例，只不过不符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思路——而是指：它是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政策导向下，“自动地”取得了成功。

1989—1991 年三年治理整顿，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中央是充分考虑到了改革开放的现状，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变” 的，但是，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总的口号下，强化了意识形态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在经济和改革方面则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计划经济作为经济主体，把市场经济作为调节方式，对比十三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其向计划经济回归的政策导向是十分明显的。

上述历史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价格改革” 的全国性动员下，使得改革流产甚至倒退，而在计划经济导向下被迫“甩财政包袱”，却使得价格改革几乎在“一夜之间自动成功”？

这说明，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我国经济、政治与社会出现了全面的深刻的变化：

——经济出现了供大于求，加剧了企业竞争，非价格竞争力开始赶上了价格竞争力，大企业、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开始在市场经济中具备了优势条件；

——中国改革的主要动力或者阻力，已经不是中央政府，而是新形成的各个利益集团；不是理想、理念，而是实际的利益追求甚至是摆脱财政和金融危机的措施；

——改革的轨迹和速度，也不再严格地遵循中央的计划和安排，更不可能符合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改革走样”，“歪嘴和尚念错经”，已经不再是反常的社会现象；

——“先失控后追认”，成为中国改革的特殊形式。中国社会已经初步脱离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中央集权模式，开始了多元化的社会分化过程；

——计划经济缺乏动力的弊病已经基本解决，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 在总的方向上是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是规范市场，整合社会。只要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自动就会进行。

以上变化，造成了 1992 年中国阶段性变化的社会基础，必须掌握上述新的特征，才能够深刻分析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及其争论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