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宏观金融稳定是市场导向改革的必要条件

   1. 驳“改革引起通货膨胀论”

为通货膨胀辩护的第三种观点，是说改革需要通货膨胀。

据有关专家计算，价格结构性改革，使物价每年上升 3 个百分点；缓解

改革摩擦，需要增发货币，又是 3 个百分点，每年 6 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 成为“改革成本”（楼继伟等 1994）。渐进改革需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经济发展，缓和社会摩擦，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物价上升，这也是为社会共识的。在 80 年代初期，物价管理部门估算，在保持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下，物价改

革成功将使物价总水平上升 70％。现在 15 年过去了，物价总水平上升了 200

％以上，价格结构反而重新扭曲。中国的物价上升幅度如果连续数年超过 10

％，甚至还要继续发展，就会使人对于这样的改革产生怀疑。 “改革成本说”只能适用于一次性的价格改革。在渐进改革下，农产品

提价，工业品不降价，价格总水平肯定提高，此时的价格提高，并不是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是指货币发行超过了流通的需要。价格结构性的调整，本身调高了物价，需要增发货币。经济货币化也是如此。这种货币增发， 并没有使货币量超过流通的需要，因此不是通货膨胀。只有那种追求高速增长，经银行透支而弥补财政赤字，或者搞信贷膨胀，才会导致通货膨胀。

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出现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只有一小部分是价格改革引起的，大部分是需求膨胀和垄断引起的，只不过在发行货币时分不清楚， 有人就以“改革需要”和“经济规律”为名，来为通货膨胀辩护。实际上，

中国价格改革早已经过了“价格调整促进物价总水平上升”的阶段，而进入“通货膨胀导致比价复归”的阶段。在农产品和基础产品向上调价，使价格结构趋于合理的时候，出现了连续的总需求膨胀，使得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以更炔的速度上升，重新拉开了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于是又需要再次提高农产品和基础产品价格。

通货膨胀不仅不能促进改革，反而破坏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1988 年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动乱，导致强力的社会整合，从而迫使改革的步伐放慢。1993 年底出现的粮价上涨，钢材期货价格飞涨，从 3000 元一吨上升到4000 元，零售物价上升 20％，迫使中央将稳定放在首位， 1994 年元旦社

论标题是“加快改革，加快发展”，到了 2 月初，中央就提出“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 20 字方针，在上半年实际上把稳定放在了第一位，除政治因素外，物价也是一个因素。下半年物价出人意外地连续高涨，迫使中央把经济工作的中心放在控制通货膨胀上，企业和银行改革都未取得重大进展。而且，物价上升越高，行政手段越多，这是一个规律。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会导致全面的经济管制，使得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逆转，这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

通货膨胀对于市场化导向改革的另一个不利之处，是破坏市场信号，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弗里德曼曾提出：“高通货膨胀导致高度变动的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高度不确定。”市场经济是以价格机制为调节供求关系的基础。一个混乱、不确定的价格体系是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

通货膨胀与经济的不确定性有直接的联系，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通货膨胀”，像有些人幻想的那样，把价格、工资、利率、汇率挂起钩来，实行法制化、公开化的通货膨胀，以补偿受害阶层，稳定居民心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只要出现，就一定是不稳定的，必然带来混乱的市场信号，政府的政策也不可能稳定。

1993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 3000 亿元的投机资本，与混乱的价格信号、混乱的管理和政策、混乱的心理预期相结合，大大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李拉亚使用活期存款占定期存款的比重这一数字的增长，来反映居民对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意识的增强。这一比例在 60 年代保持在 0.2， 1988

年为 0.3， 1993 年为 0. 26，在 1993 年 6 月份经济秩序混乱最为严重时，

增加到 0. 29，宏观调控以后，到 1993 年底仍维持在 0. 26。

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今天，通货膨胀率已经连续 3 年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极不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