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改进，实现利用外资最优化

吸引外资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工作，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把引进外资当做目的，它只是发展经济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所以，随着我国外资立法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加强，以便为外资创造更好的法律环境和条件的同时，必须注意引进外资的质量和结构，注意解决引进与利用的关系问题。

——钱和钱不同，要选择外资对象

首先要选择好引进外资的渠道。从过去的实践看，我国利用外资的渠道基本上有三种，即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提供的贷款一般是带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还款期限长，利息低或无息，有的仅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等费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申请程序复杂，一般对项目的审批比较严格。外国政府贷款一

般对贷款申请和采购有较严格的限制。商业银行贷款在国际资金市场上是一种供应比较充沛，利用比较灵活的资金来源，但这种资金的利用成本较高，风险也较大。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是一种不形成债务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在防止利润的转移上有一定的困难，且在很多领域有一定的限制。根据这些外资的基本来源，我国可以选择的利用外资的方式很多，比如，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国际商业银行贷款、买方信贷。发行债券和股票以及建立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等，当然，对于这些资金来源渠道和利用外资的方式，必需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产业政策进行合理地选择。

在具体引进和利用外资上，要积极引导扩大从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的借款，和多利用买方信贷和混合贷款，促使这类官方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的比例的提高，提高这类贷款在我国利用外资中的比重。在利用商业银行贷款时，要尽量实现筹资市场、方式和币种的多元化，鼓励研究和运用国际上金融创新工具和技术来调整债务，降低成本，减少外汇和汇率风险。

其次要选择好引进外资的结构。首先是利率结构的选择，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问题。一般来说，当市场利率趋升时，应选用固定利率筹资，以减少浮动利率债务；反之，当市场利率趋降时，应选用浮动利率筹资，以防止固定利率造成的债务的增加。在具体作法上，应采取的措施是，对于期限较长的债务，应尽量利用固定利率；而期限较短的债务，则应适当利用浮动利率。其次是币种的选择，因为汇率变动也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币种的选择一要坚持国家整体债务币种结构多元化，合理分布各种货币的比重；二要坚持单项债务的货币选择要尽量与实际使用货币和项目收益货币行统一的原则；三是要“软币”与“硬币”的利用要搭配好，不要把暂时表现较软的货币的债务搞的比重过大。

再次是要选择好国家总体债务的年期，作到长、短、中年期的债务的结构要合理，借款与还款的时间要配称得当。

——不是越多越好，在外资引进数量上要进行宏观控制

在引进外资的量上要遵循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从总量上进行宏观调控，严加监督。一是要考虑到我国的偿债能力，全国要有一个统一的协调、平衡和管理，外资引进方面的地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必须予以制止和克服，以免引进外资的工作宏观失控。况且，在引进外资方面，并不是越多越好，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必须兼顾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我国对外资的消化能力。条件不具备的盲目引进，一是会影响我国进一步引进外资的国际信誉，另一方面也会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在这方面我国也是有可资借鉴的。总的来说，我国很多地方的交通、电力、劳动力、市场等还是很不发达的，即使外资引进了，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引进外资中一定要作好中外双方的投入评估工作。有的地方和部门在引进外资的工作中只顾眼前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小团体利益，有的甚至为了能引进外资而不借高估外资价值，低估我方资产的价值，结果导致我国国有资产的无形流失。所以在当前引进外资的形式日益多元化，尤其是非货币投资方式日益发展和扩大的情况下，必须对引进的外资的资产价值进行正确、公正、客观的估价。

为了更好地对引进外资的总量进行有效和符合国际惯例的管理与控制，鼓励外商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对与引进外资有关的经济体制进行必要

的改革，根据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我国的税收、价格、财政、金融、外汇等各项体制的改革，尽快建立起与国际管理相衔接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和投资体制。尽管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但这也是有效引进外资的一项重要措施。

——无为而治未必“无不为”，对外资引进要加强监督和管理总的说，一是对引进外资本身的管理，谨防在引进外资中上当受骗，或搞假引进；二是加强对引进外资利用的管理，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的社会经济效益。

在引进、利用外资的实践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引进外资中对外资缺乏必要的资信调查和了解，往往会上当受骗，外资或者资金不到位，或者发生外资抽逃资金的事件，或者在引进的机械设备中都是一些国外淘汰下来的陈旧设备，这些都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加强对外资资信情况的调查，了解所引进外资的真实面目，必须成为我国引进外资工作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必须配合起来。从宏观上，作好对各地区和部门所引进外资的审批和审查，也是对引进外资进行宏观管理和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还要加强对外资企业的财务监督，以防止企业搞假合资来骗取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或者一些真正的外资企业通过价格转移等手段偷税逃款。

为了有效地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发挥外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首先要搞好经济预测和规划，确定合理的引进和利用外资的规模、时机和投向，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其次要改善投资环境，一是加强交通、通讯、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的建设和改善，也就是硬环境的改善；二是要进行与引进和利用外资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改革。只有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才能更有力地引进外资，也才能更有效地利用引进的外资，使外资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利用外资不仅是用来弥补生产建设资金不足，更重要的是借助引进外资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改造和提升经济基础力度，增强对外竞争的能力。因此，在引进外资的利用上要兼顾国家的产业政策倾斜和项目的出口创汇能力。尽量投资于出口创汇行业、进口替代行业、技术先进企业和有利于改善创汇条件的更新改造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对引进和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要改过去地区倾斜政策为产业、行业倾斜政策，促进引进和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过去，我国主要采取的地区倾斜政策的作法，把引进外资的重点放在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区等。这种地区性倾斜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缺乏引进和利用外资的经验，还是比较合适的，确实在全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全国各地对引进外资的重视。但现在，我国利用外资的工作已基本成熟，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引进和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再实行过去的地区倾斜政策，只能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扩大它们之间收入的差距。因此，今后要变地区倾斜政策为产业倾斜、行业倾斜为主的引进和利用外资政策，使引进和利用外资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的调整和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结合起来，促进外资投资结构的优化。

在以产业和行业政策为重心的引进和利用外资上，重点应放在能够加强

我国的经济基础的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的开发和农业的改造上；能够扩大我国出口创汇和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项目上；能够节约能耗，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服务素质等的技术更新和改造上。

基础工业的开发和建设项目以及农业的改造，一般来说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且不能直接创汇，因此要尽量争取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无息或低息优惠贷款。以优化产品品种，提高产品出口能力为主的项目，以及冶金、机械、电子、化工、轻工和纺织等工业项目，可根据投资规模、经济效益、创汇能力、替代进口效果和设备进口来源，分别选用外国政府贷款、出口信贷，国际金融组织的较优惠贷款，或商业银行贷款（包括双边银行贷款、银团贷款和债券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及投资小、见效快、创汇能力强的项目，如旅游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项目，以及技术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应多利用商业银行贷款。

大型建设和基础改造项目要以多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优惠贷款为主，要力争国际上的官方信贷资金；投资周期短、创汇能力强的盛产性建设项目则可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商业性贷款，包括商业银行提供的商业贷款。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上引进和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金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我国在争取外国官方和国际金融组织优惠贷款方面的困难将不断增大，因此，商业性贷款在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中的比重将不断扩大，因此，在利用商业性贷款时，一定要把握住其对经济效益好的项目的投向，因为这类资金的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大。

——有规矩才会成方圆，要加强利用外资的立法工作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扩大与国际间的交往和经济技术合作，我国的外资立法工作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外资法律体系。1979 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利用外资的第一个“基本法”，以后又相继颁布和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和条例。1982 年国务院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 1983 年为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1986 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同年还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1988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经营企业法》。三法、两个条例和一个规定的颁布与实施，为促进外资投资环境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引进外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显然，这方面的立法工作还应进一步加强。 后记

国际金融，是国际经济发展最快的领域。大量金融工具为创新，使得国际金融在规模上迅速扩张，在内容上无限丰富，在作用上日益突出。无论在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移，运输旅游，贷款，租赁，期货，加工生产，产权转移，股票买卖等各个方面，无不与国际金融发生关系。国际金融，就好比国际经济的中枢神经系统。国际金融，也同样深入到中国的宏观管理和企业管理之中， 1994 年出现的国际通货膨胀通过资本项目的扩张，向中国国内转移；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的接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出现的汇率风险和价格转移，都与国际金融密切相关。

由于国际金融的发展极快，作为国内的研究者，我们能够跟踪介绍金融创新的发展，已属不易；作为青年朋友们，无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的，是大

学生还是自学者，对于国际金融这门课程，总是感到“头疼”。的确，金融是抽象掉了具体使用价值的价值形态，国际金融又涉及多种货币，一会儿美元兑换日元，一会儿日元兑换美元，就把人搞糊涂了。理解金融问题，的确比理解一般具体的经济活动，需要更多的抽象思维能力。要能够通俗他讲解清楚，更不容易。我本人曾经在大学、公司、政府多次讲解国际金融，开始时也是讲不清楚，有时自以为懂了，一讲又糊涂了。为此，一位少不免事的领导者甚至要把我赶下台。这倒督促我从抽象到具体，反复钻研，终于在各种课堂上赢得了学生们的欢迎，在各种报刊上得到了发表论文的认可。我本人，也从国际金融的学习中，获得了知识，特别是锻炼了思维和表达的能力。相信我主编的这本书，在内容上可能。是浅显的，是比较通俗的，特别适于青年朋友们的胃口。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章到第九章，介绍国际金融体系和汇率，后几章写金融创新，除了通俗以外，秸含实际也是一个优点。这不仅是因为几位合作者都是在中国银行系统工作的年轻人，有具体工作的经验和许多具体的研究成果，也是由于我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不仅是讲课经验，而且是在深圳中国银行搞外汇，在天津开发区搞外资，在国家物价局搞涉外价格，在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搞经济形势分析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的预测，十数年以来在对外开放第一线，边工作边研究，积累了大量经验和资料。现在能够以小册子的形式与青年朋友们见面，我想其中的许多亲身感受，能够打动青年朋友们，正像我的许多学生一样，我们通过写书、读书，可以结成很好的朋友。

当本书出版之日，我特别感谢对外经贸大学一批老教授们，比如王林生副校长，秦宣仁主编，朱国兴教授等，还有青年副教授夏友富，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无深交，有些人只是一面之交，我到经贸大学工作只有短短八个月就离开了。但是这些前辈们却再三鼓励和督促我，使我能够在工作繁忙、体弱多病的逆境中，以最大的努力写出这本小册子。在整个写作中，我的脑海中仿佛总浮现着这些不相熟，甚至不相识的学术界前辈的形象，他们那种害怕学术界“后继无人”的焦虑心情，那种尽一切努力帮助中青年学者尽快成长的精神，广而言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九死不悔”、“安贫乐道”的传统，无时不感动着我，督促着我，”使我能够排遣掉金钱的诱惑，世俗偏见的嫉妒和排挤，疾病的折磨，努力跟上学术前辈们的要求和希望。这种要求不是行政命令，不是金钱收买，不是朋友相托，也不仅仅是竞争的外在压力，这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感召力，一种内在的道德压力，一种对于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使我对照自己，常常自惭形秽，无法停脑，无法停笔。我是领受着学术前辈们的关怀和激励，来写这本书和其他文章的。

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专业知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有创造的冲动，有思想，有激情，有忧国忧民的气质。只有知识没有后者，最多算做一个专家，我看连学者也够不上。在经商下海潮里，那些本来就不适合搞研究的人，和那些又精明又灵活，干什么都行的人，下海经商去了，这是一件好事。中国人多，不怕没有人搞学问，而且搞学问这样高尚的事情，也不需要那些坐不住冷板凳，滥竽充数的人。十分令人欣慰的是， 1994 年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知识升值的曙光。在知识与金钱的较量中，我相信，知识最终不会吃败仗。

以下简述本书写的分工：

一至四，杨帆，五，中国进出口银行邹小燕，六至八，北京西城区党校

苑林亚，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王建华，十，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田传战，十一至十二，阵邦勋（其中田传战亦参加了十二）。

如果青年朋友们能够从抽象的国际金融术语中，领受到我们的一点思想和激情，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1995 2．1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