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诏统籌全局摺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 1 月 29 日）具奏

康有为

奏为应诏陈言，乞统筹全局以救危立国，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顷者德人割据胶州，俄人窥伺旅大，诸国环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 年）和议成后，臣累上书，极陈时危，力请变法，格未得达。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未及三年，遂有兹变。臣万里浮海，再诣阙廷，荷蒙皇上不弃蒭荛，特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传询，问以大计，复命具摺上陈，并宣取臣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进呈御觉。此蓋历朝未有之异数，而大圣人采及葑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际时艰，敢不竭尽其馀，以备采择。

臣闻方今大地守舊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

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後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覩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诚审知其病之根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

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巳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暍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叢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敝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於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衆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

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怅怅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交加，安有不沈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旧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措置之宜，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

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

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一统迥

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①，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书，墨蹟尚存，而易於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於日本之维新矣。

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置之条理得也。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封策所以徵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其誓文在决万机於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民国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今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於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贡士，咸上书於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於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开制度局於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於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於此。

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於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今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黾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处於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逹，不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於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定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

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於手足，但供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势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近者新政，多下总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商务？况员多年老，或兼数差，共议新政，取决俄顷，欲其详美，势必不能。若御史为耳目之官，刑曹当司法之寄，百官皆备，而独无左右谋议之人，专任论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实关军国之安危。而言者妄称施行，主者不知别择，无专司为之讨论，无宪法为之著明，浪付有司，听其抑扬，恶之者驳诘而不行，决之者倉卒而不尽，依违者狐疑而莫定，从之者条书而不详。是犹范人之形，有头目手足口舌身体，而独无心思，必至冥行蹢埴，颠倒狂瞀而后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岂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与改革，势实难行，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

一曰法律局。外人来者，自治其民，不与我平等之权利，实为非常之国

耻。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故也。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於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

^{① 颐和园，误，当作南海。下同。}

新法，皆我所夙无、而事势所宜，可補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採定各律，以定率从。

二曰度支局。我国地比欧洲，人数倍之，然患贫实甚，所入乃下等於智利希腊小国，无理财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纸币、银行、印税、证券、讼纸、信纸、烟酒税、矿产、山林、公债，皆致万万，多我所无，宜开新局专任之。

三曰学校局。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若海、陆、医、律、师范各学，编译西书，分定课级，非礼部所能办，宜立局而责成焉。

四曰农局。举国之农田、山林、水产、畜牧，料量其土宜，请求其进步改良焉。

五曰工局。司举国之制造机器美术，特许其新制而鼓厉之，其船舶、市场、新造之桥梁、堤岸、道路成属焉。

六曰商局。举国之商务、商学、商会、商情、商货、商律，专任请求激厉之。

七曰铁路局。举国之应修铁路，绘图、定例权限咸属焉。

八曰邮政局。举国皆行邮政以通信，命各省府县乡，咸立分局，并电线属焉。

九曰矿务局。举国之矿产、矿税、矿学属焉。

十曰游会局。凡举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历、游学各会，司其政律而鼓舞之。

十一曰陆军局。选编国民为兵，而司其教练。十二曰海军局。治铁舰练军之事。

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然国政之立，皆以为民，民政不举，等於具文而已。

夫地方之治，皆起於民。而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重任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馀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達於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一省事权，皆在督抚，然必久累资劳，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请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兴学堂、农商之诏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责，亦可见矣。日本以知县上隶於国，汉制百郡以太守达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汉制，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用南书房及学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为之。准其专摺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用出使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则开缺另候简用，即以道缺给之。先拨厘税，俾其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举行。三月而备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成效。如此则内外并举，臂指灵通，宪章草定，奉行有準，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厚俸禄以养廉耻，变通科举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

犹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且我民穷国匮，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源通流，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籌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各省分设银行，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后郡县徧立各种学堂，沿海皆设武备学

院，大购铁舰五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新有图，虽不敢望自强，亦庶几可以自保。

臣愚夙夜憂国，统筹大局，思之至详。其能举而行之，惟皇上之明；其不能举而行之，惟诸臣之罪。时阽国危，谨竭愚诚，伏乞皇上圣鉴。谨呈。

——戊戌奏稿，補錄，葉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