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洲的社会变迁

亚洲被纳入全球性资本主义体系与东方传统社会的解体 西方凭借自己军事上的优势在征服了东方后，加快步伐将东方国家的经济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其手段就是将东方变成西方工业品的市场和西方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地。因此，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亚洲各国同西方的贸易

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土耳其的贸易总值在 1840 年为 5.6 亿英镑，1913 年增加到 83.6 亿英镑。伊朗的外贸在 1800～1914 年增加了 12 倍。伊拉克出口总值从 1864～1872 年的每年 14.7 万英镑上升到 1912～1913 年的每年 296 万英镑。印度的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在 1841 年时分别为 1 亿卢比和 1.4 亿卢

比，1913 年时增加到 19.1 亿卢比和 24.9 亿卢比。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对外贸易发展的速度增长很快，在 1868～1913 年期间，中国的进口额增加八倍，出口额增加了近六倍。输到欧洲的是印度的棉花、黄麻，中国的茶叶、绸缎、瓷器以及西亚国家的地毯、牲畜等；从欧洲输往亚洲的则主要是各种消费工业品。

这种经济格局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强使亚洲国家从事农业经济，充当挑水砍柴的依附性的仆人角色，而让欧洲发展工业，永远在世界经济中起支配性的作用。外贸的兴隆只是反映了亚洲各国国内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增长及同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而不是它们的经济发展。

另一后果是彻底摧毁了亚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的村社。亚洲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建立在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上，农民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事各种副业，男人们在田里耕作，妇女则在家里纺纱织布。农民们不但生产出农产品，而且生产出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产品。虽然社会上也存在商品交换，但交换的品种和交换的数量都极为有限。农民们一生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子中，同外界缺乏联系。西方的扩张带来的外贸增长虽然使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好处被部落酋长、城市精英、官僚和军官所组成的上层社会集团所独占，这些集团养成高消费的习气，喜爱外国货，从佃户榨取来的钱没有用于改进农业技术，更谈不上资助工业企业。此外，对内对外战争、军队现代化、朝廷的挥霍无度、频繁的出访在国内外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些使亚洲各国纷纷陷入财政困难，迫使土耳其、伊朗、中国政府在 19 世纪下半叶正式地卖官鬻爵， 谁出价最高，谁就得到官职。那些通过此道而做官的人，自然把租税提到高得不能再高的地步。最低层的农民被迫承受层层官吏的敲诈勒索。他们中许多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乡。有的进城当了工人，成为亚洲第一代的工业无产阶级。有的则流落在国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农民到俄国当苦力，印度农民到非洲，中国农民被当作猪仔卖到东南亚或非洲种植园。留在村子中的不得不多种经济作物，换取现金来交纳各式各样的租税和派款。一旦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亚洲的小农立即面临破产，成为受害者。传统的村社固然不是世外桃园，农民们忍受着地主的剥削和官府的欺诈，生活十分痛苦；但是，西方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剥削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与亚洲人民过去所遭受过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

界”①。

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成长 西方对亚洲的殖民统治除了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之外，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南亚地区，英国统治印度以前，印度社会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印度的棉纺手工业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商业和金融业也有一定的规模。英国人统治印度后，先是通过以低价收购印度手工业工人的产品，运到欧洲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当英国自身工业发展起来后，则通过歧视性的关税政策，让英国棉纺织品倾销印度，从而摧毁了印度的棉纺手工业。同时，英国统治印度也结束了印度原来的封建割据状态，扫清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因素，客观上为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 19 世纪中叶以

后，英国向印度输出资本。英国资本主要投资于铁路建设，1860 年印度有 1300公里的铁路，1896 年时增加到近 4 万公里。此外，英国资本还投在港口、电报、航运、公路、水利设施、煤矿等部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

①英国在印度所做的这些为印度本国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1851 年，位于印度西部的孟买出现了第一家印度资本所有的现代棉纺织厂，

到 1900 年时，全印已有纺织厂 193 家，拥有 495 支纱绽、4 万台织机，雇用

16 万多工人。此外，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印度资本已拥有自己的银行信贷机构、钢铁厂、水电站、水泥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企业，并出现像塔塔和比尔拉这样的大财团。

在殖民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具有如下一些突出的特点。首先，作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对英国资本有很强的依赖性。英国资本通过银行和经理行制度控制了印度的工商业，印资工厂在资金、技术、设备上均须仰仗和受制于英资。所有的铁路、港口、电报等基础设施都为殖民地政府或英国私人资本所拥有。在工厂和种植园的总投资中，英资占 70

％，印资才占 30％。所以印度资产阶级与生俱来便对英国殖民统治有较大的依附性和妥协性。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维护英国资本的利益，不惜损害印度资产阶级利益，经常实施歧视性的政策，印度资产阶级因而也对英国统治者心存不满。印度资本越发展，印度资产阶级与英国统治者的矛盾也就越激烈，越迫切希望从英国统治下解脱出来。

其次，从近代发展起来的印度大资产阶级许多来自印度的西部地区，这里原先就已是印度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生活着一些专门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种姓与社团。这里又是较迟被英国人征服的地区，原有的印度商业和金融利益受的打击较小。英国统治给这些人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1895 年时， 仅在孟买一地，就集中了印度 70 家的纺织厂。这样，印度大资产阶级就带有较强的地区性，因而同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产生矛盾。同时，印度资产阶级又由于出身商业种姓，在印度传统社会中地位较低，声誉也不好，这促使他们具有改造印度社会的动力，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传统的重负阻碍了他们直接地干预印度政治，他们不得不寻找自己的同盟者和代言人。

在西亚和东亚的半殖民地地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62 页。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629 页。

点。最先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工业企业不是由原先存在于民间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逐渐发展起来，也不是由外国资本直接创办，而是由政府出面主持创办的。在土耳其，在 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政府制定并实行一个野心勃勃的大规模工业化计划。在首都君士坦丁堡西郊划定一个工业园区，在园内建立了一系列的钢铁厂、机械厂、纺织厂、造船厂等一百五十余家工业企业， 想将欧洲国家的工业照搬到土耳其来。政府官僚办工业的积极性，一方面是出于救亡图存，挽救帝国的衰亡；另一方面同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歧视商人及商业活动有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希腊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他们被统治阶层视为异类，政府不愿让这种关系到自己生存的新兴事业落入他人手中。中国紧随土耳其之后，在 19 世纪 60 年代， 清政府开始举办洋务运动，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无论是土耳其的“工业园区”计划，还是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没能获得成功。没过多久，“工业园区”内的企业便纷纷破产，留下了一大堆废铜烂铁和巨额的债务，不仅没能使土耳其强盛起来，反而加快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国的洋务运动遭遇到的是完全相同的命运。

土耳其“工业园区”计划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后，两国的封建统治者都不得不放松对本国资本的限制。比较典型的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采取一些诸如“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政策，中国商办厂矿资本 1908

年比 1900 年增加了四倍。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本国民族资本发展中的困境。它不仅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遏制，帝国主义设置重重障碍，不让亚洲的民族资本成长起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且，无论在土耳其还是在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遇到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挠。处境艰难的亚洲大资产阶级因而往往不得不同时投靠外国资本和依附官僚势力，他们中许多人也往往是官僚、买办、企业家三位一体。

总之，在 20 世纪初，无论是在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还是像土耳其和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尽管困难重重，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既有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矛盾的一面；同时又有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妥协和依附于它们的一面。亚洲资产阶级这种性格对 20 世纪上半叶亚洲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西式教育的推行与现代知识分子 20 世纪初亚洲各国出现的一个突出的新气象是西式教育得到广泛的推行。亚洲各国有悠久的重视教育的传统， 但在教学内容上偏重宗教伦理道德，轻视自然科学。虽然亚洲曾对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并曾在许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统治阶级只将教育作为教化臣民，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当作本；而将科学技术当作奇技淫巧，当作末。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地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背诵

《古兰经》和学习阿拉伯语的正字法；在南亚地区，教育由高级种姓婆罗门垄断，印度教教义和梵文是主要的教学内容；在中国，推行儒家文化教育， 学子们走的是读经—科举—仕进的人生道路。

从 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亚洲各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西式教育开始在亚洲逐渐推广开来。在印度，作为小国寡民的英国要统治拥有几亿人口的次大陆，深感需要一大批印度本地人来帮助它。英国统治者吸收印度人到各级行政部门任职，招募印度人到军队当兵，利用印度人当买办经商。这些印度人必须掌握英语，通晓西方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如同马考莱

所说的“必须努力造就一个阶级，他们可以成为我们和受我们统治的千百万人之间的桥梁。这个阶级的人，在血缘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情趣、观点、品行和才智上则是英国人的”。一个西式教育体系从而在印度建立起来。1885～1900 年间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 1.1 万增加到 2.3 万，中学生从

42.9 万增加到 63.3 万。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终于从不断挨打的经历中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将推行现代西方教育作为救亡图存改革的重要内容。在 1859 年，成立了米尔基耶学院，作为文官训练中心，后来演变为土耳其第一所文科大学，成为知识界的中心和传播新思想的大本营。在19 世纪结束前一二十年里，土耳其增加了近二十所高等及专科学校。中国推行西式教育起步晚，但进展快。在 1898 年的戊戌变法中，提出了变科举、兴学堂，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式大学——京师大学堂。变法失败后，清朝统治者仍继续推行西式现代教育，并于 1905 年 9 月 2 日，正式宣布废止科举考试。从此，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1902 年时，全国有学堂 4222 所，在学学生 9.2 万人，六年之后，1908 年，学堂增加到 52，343 所，学生数有 156 万之多。

除了在本国大力推行西式现代教育之外，亚洲各国还向海外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在 20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到国外留学，印度人到英国，西亚学生选择巴黎和柏林，中国学生到美国、欧洲以及自己的近邻日本。1902 年只有 608 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六年之后，1908 年，就增加到 30，000 人。

西式教育的推行给亚洲社会的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西化的知识阶层。其中，以印度最为典型。伴随着西式教育的推广，以及印刷机的普通使用、英文报纸的出版发行，打破了原先印度各地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而相互隔绝状态，在印度人中产生出一个熟悉外国语言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倾向自由和理性的新阶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统治者们推行新式教育的目的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但结果往往相反。西式教育不仅加强了印度知识分子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而且改变了他们过去不关心世事的传统。他们从西方学习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逐渐激发民族自我意识，激发建立自治政府的要求，成为 20 世纪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坚力量。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早就注意到要防止学生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他们开办的绝大部分是工科院校，对出版发行进行严格的审查，但学生们一旦掌握了法语或英语， 官方的控制就难以奏效。学校订有外文期刊，所购买的图书内容不可能全是自然科学，学校往往聘请一批外国教师任教，通过这些渠道，加上奥斯曼帝国紧靠欧洲，各种新思想在学生中广泛地传播。在中国，情况极为相似，清政府的教育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科学的目的在于保护儒家文明和维护封建统治，但结果适得其反。虽然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富家子弟，他们受到新思想和新价值观念的熏陶，充分意识到祖国遭受西方剥削和凌辱的程度，在感情上乃至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政府极为失望地发现在新式学堂里“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原想培养为封建统治的栋梁之材的青年学生，成为中国社会中犯上作乱的分子，他们领导和组织了一次次的抗议和革命运动打击了封建统治并为推翻清王朝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