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和凯末尔的改革

在民族独立战争胜利后，凯末尔革命进入民主改革和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时期。在凯末尔执政期间（1923～1938 年），土耳其政府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广泛开展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政治方面，首先面临着国家体制的改革，以建立共和制国家。土耳其是一个封建神权的专制国家。皇权（素丹）和教权（哈里发）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阻碍社会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 围绕未来政权形式，土耳其议会内外争论异常尖锐。凯末尔在进行政治改革时，采取灵活的逐步前进的策略。1922 年 11 月，通过大国民议会作出决议， 首先废除了素丹制。素丹穆罕默德六世因惧怕法庭的审判逃亡国外。土耳其素丹制随着末代素丹的出逃而不复存在。1923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建立共和国的决定，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为首届总统，伊斯梅特任第一届政府总理。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安卡拉。至此，历时 600 年之久的奥斯曼王朝寿终正寝。

接着，凯末尔将改革的目标对准封建神权的主要标志——哈里发制。素丹被废除后，国内反对势力聚集在新任哈里发伊本杜勒·麦吉德的周围，国内外伊斯兰教界，尤其是邻国的伊斯兰教徒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保留哈里发的地位。托钵僧的头目谢伊赫·赛义德甚至煽动库尔德人叛乱。凯末尔党内一些人分裂出去，组成“进步共和党”，反对废除哈里发制。然而， 凯末尔以大无畏的精神，排除种种干扰，终于推动大国民议会于 1924 年 3 月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的决议，并将最后一代哈里发驱逐出境。4 月，土耳其颁布了宪法。1928 年从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 完成了政教分离的改革，土耳其成为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国家。

在法制方面，土耳其政府取消了伊斯兰宗教审判制度，确立了国民议会的立法权。1926 年颁布了民法、刑法、商法、海上法。在民法中废除了限制妇女权利的一夫多妻制。

在经济方面，凯末尔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改革和建设。1923 年在伊兹密尔召开“经济大会”，制定了《经济公约》，发表了《九项原则宣言》，提出了复兴国家经济，重建金融机构和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思想。大会通过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是：促进小生产向大型轻、重工业企业的过渡； 迅速发展国内有原料供应的部门，特别是纺织和食品等部门；实行关税自主； 创办国家银行，以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等等。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干预，实施进口替代，并采用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凯末尔借鉴苏联工业化的经验，聘请苏联专家，制订发展民族经济的计划。1934 年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放在轻工业部门。

土耳其政府采取了限制外国资本的政策，它用赎买的方式将一些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企业，如铁路和公用事业部门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第一批国营企业。从 1929 年后，实施了关税保护政策。1930 年成立中央银行，剥夺了奥斯曼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力。

在农村，为恢复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1925 年废除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法，宣布土地归耕种者所有，并废除了封建的什一税。1927 年和 1929 年， 颁布了向无地农民和移民分配土地的法令，开始对国有土地进行分配。同时，

逐步建立农业银行和农业信贷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贷款，以发展生产。

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土耳其共和国工农业的发展。1927～1939 年，土耳其的注册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近五倍（1927 年为 5800 万里拉，1939 年为 33，100 万里拉）。其中，大工业企业增长 15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苏、日外，土耳其工业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1924～1939 年土耳其修筑铁路近 4000 公里。由于农业的改革，可耕地面积由 1927 年的 436 万

余公顷增加到 1940 年的约 1266 万公顷。粮食产量 1930 年已自给自足，且有少量供出口。1930～1938 年，每年粮食平均出口 6.5 万吨，农业平均增长率达 5.1％。

在文化教育方面，凯末尔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发展民族文化和现代教育的方针。1924 年颁布了教育世俗化、现代化法令，将教育统一在国家控制之下，以摆脱神权的束缚。土耳其政府停办了旧宗教院校，取消了大学神学系，整顿了外国人和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普及五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发展工、农、矿、师范及成人夜校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改建和扩建了高等学校。凯末尔提倡文字改革，于 1928 年废除了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旧文字，改为拉丁字母。凯末尔亲自教人民读写新文字，获得“首席教师”的称号。为推动土耳其语言的民族化，清除外来语，1932 年成立了土耳其语言协会。为了发展民族的历史科学，在凯末尔提议下，1931 年成立了土耳其历史学会。

教育改革促进了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字改革有利于文盲的减少。世俗化的文化改革使文学、音乐、艺术获得迅速发展，人民的文娱生活活跃起来。

在社会生活方面，凯末尔也进行了破除封建、宗教旧习俗，实行现代新风尚的改革。土耳其政府封闭了修道院，取缔了托钵僧，禁止用荒诞的咒语治病；废除了旧的历法，采用公历；将每周假日由星期五改为星期日；在服装方面推行西服和便服，并废除了妇女戴面纱、头巾的旧习俗。1934 年 6 月， 议会通过采用姓氏的决定，取消了象征封建等级的旧称号与旧头衔。凯末尔带头放弃了“帕夏”头衔，接受了议会授予他的姓氏——“阿塔图尔克”， 即土耳其之父。

在对外关系方面土耳其共和国实行和平中立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凯末尔继续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1925 年与苏联签订《土苏友好中立条约》； 改善与加强同邻国（阿富汗、伊朗等国）的关系。1930 年与希腊签订友好条约，1933 年签订边界保证条约。凯末尔政府促进了两个区域性和平条约的缔结。第一个是与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等国签订的《巴尔干条约》；第二个是与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四国组成的《萨达巴特条约》集团。

土耳其还改善了与西方国家法、意、英等国的关系。1936 年 7 月 20 日， 在瑞士的蒙特洛，土耳其与英、法、苏、希等有关国家通过了新的海峡制度公约，即《蒙特洛公约》，将海峡管理权从“国际委员会”手中收回。公约规定，土耳其共和国可以在海峡两岸设防，并进行管理。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夕，凯末尔创立了土耳其人民党（1923 年 9 月）， 不久改组为人民共和党。它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执政党。1931 年，这个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把凯末尔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归纳为六项原则，即：

1. 共和主义；

2. 民族主义；

3. 平民主义；

4. 国家主义；

5. 世俗主义；

6. 改革主义。

这六项原则即构成“凯末尔主义”的主要内容。代表大会把六个箭头的标志，定为人民共和党的党徽。凯末尔主义是在革命与改革中逐步形成的， 是土耳其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总结，也是土耳其建国的指导思想。六项原则于 1937 年列入土耳其宪法。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一次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凯末尔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捍卫独立，取得了政权；在共和国建立后，又实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打击了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与文化朝现代化方向发展。这个革命不仅取得了远远超过 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战果，在现代民族民主革命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世纪 20～30 年代，亚非国家一些民族民主运动都受到它的影响。凯末尔的革命和改革是进步的，但作为不发达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阶级局限性与不彻底性，例如对工农运动的限制与对土耳其共产党的镇压。

凯末尔革命的胜利，土耳其的崛起，鼓舞了正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人民，孙中山先生多次赞扬土耳其革命。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著文高度评价土耳其革命，赞誉它“不独挽回了土耳其和近东几千万回教民族的命运，而且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最好的模范和印象”，并热切希望“东亚病夫”的中华民族成为“东亚巨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