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印度独立运动的发展与甘地主义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英国强行将印度拖入战争的深渊。在大战中，印度有 150 万人被征调到西欧和中近东战场上作战，其中有 10 万多人伤亡。大战还极大地加重了印度人民的经济负担。印度人民在大战期间被迫承担了高达 1 亿英镑的军费，名列英帝国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英

国还向印度征调了大批的物质和粮食，英国从印度运走 369 万吨各种物质和

装备，以及 500 万吨粮食。巨额的军费和向宗主国无偿提供的“贡赋”，使

印度的国债在战后几年里高达 78 亿多卢比。大量粮食的外运使本来就缺粮的

印度粮价大幅度上涨，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仅在 1918 年，就有 1200 万印度人被贫困、饥荒及流感夺去了生命，占当时印度人口的 5％。

一战给印度与宗主国英国的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一战前， 印度人民虽然憎恨英国殖民统治，但不少人对西方文明只有模糊的认识。一战中，欧洲列强为了争夺世界不惜相互残杀，导致一千余万人的死亡，使印度人民有机会看到帝国主义惟利是图，崇尚暴力的特性，从而对西方文明有较清醒和全面的认识，坚定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其次，在大战期间，由于英国放松了对印度的控制，印度的民族资本有了长足的进步，印度资产阶级对战后英国资本卷土重来心怀恐惧，增加了对独立的渴望。第三，大战时， 英国为了争取殖民地人民的支持，曾许诺在战后给印度人民以自治地位，加上大战已极大地削弱了英国，英国要像战前那样统治印度已经非常困难。

英国统治者对一战后印度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仍采用软硬两手来对付日益高涨的印度民族主义浪潮。一方面，英国人继续推行“宪政改革”。 1918 年 7 月，英国发表了有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驻印总督蔡姆斯福联合署名的“改革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立法机构方面，在总督下设立两院制立法机构，其成员一部分由选举产生，选民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另一部分由总督指定，总督对立法会议通过的任何决议拥有否决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实行双头制，即将各省政务分为两类，一类为“保留部门”，包括治安、司法、财政等重要事项仍保留在英国省督手中；另一类为“移交部门”，如卫生、教育部门移交印度人担任的厅长管理。这个方案标榜将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实际上是在保持总督大权不变的条件下，稍微扩大一些印度上层分子在立法咨询和地方政权的席位，以便笼络他们。同时，“宪政改革”有利英国人挑拨离间印度各宗教教派及种姓间的矛盾，英国人好坐收渔人之利。英国人这种通过有限的让步，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控制在自己设计的程序中的做法同印度民族主义者们原先所企盼的目标存在很大的差距，自然引起大多数印度人民的不满。另一方面，让印度人民更为愤怒的是，英国人不仅没有实现大战时让印

度自治的诺言，反而对印度实施更为强硬的措施。1919 年 3 月，殖民当局颁布由英国法官罗拉特提出的法案，规定战时制定的《国防条例》依然有效， 授予总督特别权力，殖民当局有权不经起诉就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有反英活动嫌疑的人，甚至可不经审讯即判刑或判服劳役，警察还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罗拉特法》的颁布，激起印度人民的抗议怒潮，各地举行集会、示威和罢工。

印度的民族主义力量在 1905～1908 年运动后经历了短暂的低潮后，在大

战期间已开始重新积聚力量，迎接新的高潮的到来。主要表现在：到 1916 年时，国大党实现了重新统一；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建立了合作关系；甘地开始承担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

在一战前，国大党内存在着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歧，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被开除出国大党。1908 年，提拉克被捕入狱；1914 年 6 月，提拉克被释放出狱。出狱后，提拉克宣布自己效忠英王，并呼吁印度人民在战争中支持英国；同时，表示要通过合作和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暴力斗争的方式来达到自治的目的。因而此时激进派的政治主张同温和派已基本一致，经过党内一些人士的斡旋，在 1916 年当国大党年会在勒克瑙开幕时，两派统一终于实现，激进派重新进入国大党，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区分也随之消失。

就在 1916 年国大党两派重新统一时，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第一次实现了合作，在双方的年会上，同时通过了共同制定的行动纲领——勒克瑙协定。协定重申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自治，并确认在立法会议选举中双方达成的妥协原则，即国大党同意穆斯林单独选举制，在席位分配上，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省，其席位可以略低于人口比例；占人口少数的省，应得到略高于人口比例的席位。

在争取激进派重回国大党和争取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合作的过程中，甘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1869～1948 年），出生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中等种姓家庭，父亲曾在本地一个小土邦任过官职。甘地在 1888 年西渡英国学习法律，1891 年结业获律师资格回国。1893 年到南非，在那儿生活了 22 年，1915 年才回到印度。在南非，甘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从原来只追求个人出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转变为争取印度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者；从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转变为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在南非，除继续其律师工作外，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印度侨民反对白人殖民者的种族歧视政策的运动。他采用“非暴力抵抗” 的斗争策略，并获得一定的成功。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过各种媒介传到印度， 在印度人民中声望鹊起。1912 年，国大党元老、温和派领导人郭克雷在南非考察中发现了甘地，并向国大党推荐了甘地。1915 年，甘地放弃他在南非的较为优裕的生活，回到印度承担起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责任。

甘地回到印度后，除了将印度的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到印度民族主义大旗之下，以及将他在南非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运用于印度，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之外，甘地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他重视做争取工农的工作， 将工农吸引到民族解放运动中，从而扩大了运动的基础，将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甘地回国后，先是漫游全国，与各阶层交往，并深入民众， 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1917 年，当他得知比哈尔邦的三巴朗地区的农民反对殖民当局强迫他们种植靛青植物的消息后，他赶到三巴朗，组织农民向政府请愿，促使政府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 最后，比哈尔省政府不得不废除强迫农民种植靛青植物的法令。不久，当阿赫梅达巴德的纺织厂的工人同资方发生冲突时，甘地又赶到那里，组织工人罢工，甘地并以绝食相威胁，迫使资方对工人作出让步。由于甘地的倡导和亲自做表率，国大党开始面向工农，国大党同农民的关系因而也密切起来， 国大党的组织也随之在基层建立起来。

当英国当局颁布《罗拉特法》后，国大党根据甘地的提议，决定 1919

年 4 月 6 日举行总罢业。甘地号召在这一天全印人民实行斋戒和祷告，进行

和平抵制。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在斗争中，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其中，旁遮普地区的运动开展得最为轰轰烈烈，这里是印度的粮源和兵源所在地，一战时，英国从这里运走了大量粮食，在战场上牺牲的印度士兵也多来自该地区；这里还靠近俄国的中亚地区， 十月革命的消息在这里广为流传；此外，这里革命基础好，在一战前以及一战中，民族主义者们在这里已经做了大量宣传和动员工作。阿姆利则城是旁遮普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是锡克教的圣地，同时又是印度西北的重要铁路枢纽。《罗拉特法》颁布后，阿姆利则城的人民不断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

英国当局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1919 年 4 月 10 日，英国当局在阿姆利则城逮捕了两位民族运动的活动家。这引起了群众的抗议。城市居民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并一度控制了该城。英国殖民当局派遣戴尔将军率军开进阿姆利则，实行戒严。4 月 13 日，约两万群众在当地的一个广场举行抗议集会，戴尔指挥军队堵住广场的出口，未发出任何警告便下令开枪，仅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就有 379 人被打死，1200 人受伤，而当时的阿姆利则全城只有25 万人口。

“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英国当局一面封锁消息，一面继续实行镇压。在阿姆利则城的大街和广场上搭起台子，把印度爱国者绑在上面进行体罚； 在所谓英国女牧师受辱处设立“报应处”，强迫每一个印度人经过该处时， 都得爬过去；不许印度人聚会，违者格杀勿论；将大批爱国者逮捕入狱。

“阿姆利则惨案”的真相被披露后，印度各阶层人民义愤填膺，连那些原来对英国人抱幻想的人也失望了。在孟买、阿麦达巴德、加尔各答、联合省、比哈尔等地发生焚毁政府机关、邮局、警察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 颠覆列车，袭击警察和监狱的事件，愤怒的群众甚至同军队搏斗。

群众的革命行动冲破了非暴力抵抗的范围，甘地自责自己犯了“一个像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错误”。4 月中旬，甘地匆忙要求中止运动。但当时民众的反英情绪仍在高涨，甘地和国大党人不得不顺应这种形势。1920 年 9 月， 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大党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国大党和穆斯林基拉法运动领导人阿里兄弟一道制定了“非暴力不合作计划”。1920 年 12 月，国大党那格普尔年会正式通过该计划。在此计划中， 甘地规定运动采取渐进的方式，分为三步：一、放弃英国授予的爵位、封号和名誉职位；二、罢课、离职、抵制法院和司法机关，并辅以“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和不买英国布；三、逐步走上抗税阶段。

同时，国大党进行改组，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泛建立地方支部，吸收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入党。国大党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1000 万党员和

15 万志愿者，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架构完善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国大党还通过甘地主持起草的新党章 。新党章 规定国大党的斗争目标为“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实现司瓦拉吉”。甘地对司瓦拉吉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即：如有可能，在英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有必要，就脱离英帝国而独立。新党章 第一次提到了独立的目标。

甘地和国大党领导的不合作运动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多达三分之二的选民抵制选举，许多职员和律师放弃自己的职位，学生罢课，工人罢工， 有的地方公开焚烧英国货。群众一旦动员起来，他们就不满足国大党所设立的运动范围，他们要解决自己切身的问题，要将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一场社

会革命。在 1921～1922 年间，印度各地先后发生了劳动群众与有产者间的阶级冲突，比较著名的有：孟买的工人罢工、旁遮普的阿卡里运动、马德拉斯的莫普拉起义，以及联合省的农民运动。孟买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阿卡里运动中，下层锡克教徒要求将锡克教财产归全体教徒所有，教团由选举产生，矛头对准锡克教上层人士。莫普拉起义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低级种姓反对印度教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联合省农民斗争矛头对准当地地主。这些冲突偏离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将矛头对准英国人的大方向，而且这些冲突中往往采用暴力方式，违背了甘地设立的“非暴力”界限。

为了平息印度人民的反英运动，1921 年 11 月，英王王储威尔士亲王到达印度“巡视”。遭到孟买和各地人民的抵制，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下旗志哀，举行总罢业。有的城市由抗议转变为与军警的流血冲突，仅在孟买，就有 59 人丧生。恼羞成怒的英国人大批地逮捕印度的爱国者，从 1921 年末到

1922 年初，有多达两万的印度人被关进监狱，其中包括了除甘地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印度著名民族主义领导人。

1922 年 2 月 1 日，甘地向当时的里丁总督提出最后通牒，如果英国当局不释放政治犯，不取消对报刊的审查制度，他将宣布开始不合作运动的最后阶段——抗税。

英国政府不愿让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扬言英国不可能也不准备给印度自治。为了保住印度，英国对爱尔兰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作出让步，腾出手来，将军队调往印度进行镇压。

在这决战关头，甘地不顾当时党内许多人的反对与不理解，决定暂时退却。他以曹里曹拉事件为由，宣布中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曹里曹拉是联合省的一个村镇，1922 年 2 月 4 日，为了抗议警察镇压他们的游行示威， 两千多农民包围了当地的警察所，愤怒的农民放火焚烧警察所，21 名警察在火中丧生。甘地认为这一事件表明运动已完全超出国大党控制的范围，如让运动继续下去，将导致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的发生。

1922 年 2 月 12 日，根据甘地的提议，国大党在巴多利召开会议，决定

停止不合作运动。1922 年 3 月 10 日，甘地被捕，被判处六年徒刑。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再次转入低潮。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第一次不合作运动的中止标志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时期。群众对国大党的热情骤然下降，国大党党员数在高潮时期曾达近千万人，1923 年时下降到不足五十万人。甘地身系狱中，国大党领导层在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所应采取的斗争方式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一派人坚持甘地的主张，即暂停政治斗争，全力以赴实施建设性纲领，包括推广手纺，促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消除不可接触制，禁酒，促进民族教育等，为以后发动新的不合作运动准备条件，这一派被称为不变派。另一派人则主张既然不合作运动停止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必须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他们特别强调没有必要再抵制立法会议，而应重新参加选举，争取国大党有更多人进入立法会议，否则，国大党就会自行脱离政治舞台，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这一派人被称为主变派。无论是不变派还是主变派在群众中都缺乏号召力。

到 20 年代末，由于印度政治舞台上出现新的因素，民族主义解放运动再

次高涨。首先，在 20 年代末，印度出现了工农运动。在 20 世纪上半叶，印度工业在亚洲国家中名列前茅，因而有一支较大较强的工人阶级队伍。据

1921 年工业普查，受雇于十人以上的企业中的工人总数约为 260 万人，他们集中在一些大中城市，这些城市往往也是印度的政治中心。又由于现代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斗争性，印度工人阶级因而成为印度现代史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一战以前，孟买工人为抗议英国政府审判提拉克而举行的总罢工第一次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在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度的工人阶级进一步觉醒，他们成为国大党领导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的重要群众基础。其后，印度工人的组织性更加提高，到 1926 年，已有将近两百个工会，拥有三十余万会员，其中纺织工会发展较快。在此基础上，成立于 1920 年的全印工会的地位也逐渐加强，1926 年全印工会大会拥有 57 个工会，125，000 会员。印度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工会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反映在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战斗性的增强上。1927 年以前，工会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温和的改良主义分子手中，强调经济方面的要求，经常执行妥协的路线。1927 年后，由于一大批印度共产党人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左派人士加强在工人中的工作，使印度工人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1931 年后，印度有三个分属不同中央的工会组织：国大党控制的全印工会大会；右翼改良主义分子所主持的全国职工联合会；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职工大会。

同时，农民运动在农村兴起。印度的工业发展并没有根本改变印度的落后农业国地位，农民在总人口的比例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1891 年，印度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65％，40 年后，1931 年，上升到 75％。同时，英国统治印度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人口的急剧膨胀，1800 年时印度只有 7000 万人，1900 年增加到 2.8 亿，1940 年再上升到 4 亿多人。这意味着印度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大大缩小了。大批农民为生活所逼，要么借下高利贷，要么出卖自己的土地，最后的结局是成为一无所有的雇工和佃户，在 1921～1931 年的十年中，农业无产者的人数从占人口的五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有多达五分之四的农民是欠债的。饥寒交迫的农民不得不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1927 年发生在印度西部巴多利农民拒绝交纳田赋的群众运动最具代表性。国大党积极参与并组织了这场斗争，政府不得不取消将田赋平均提高 20

％至 25％的决定，释放被捕的农民，归还他们被没收的土地。这一运动提高了国大党在农民中的威信。1936 年，在国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全印度的农民组织——全印农民协会。

其次，在 20 年代末，印度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信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力量。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俄国十月革命促使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开始传播。到 1923 年，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拉合尔等地，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但在成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上，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英国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镇压年轻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1924 年初，殖民当局制造了所谓的坎普尔的共产主义者诉讼案，四名印度共产主义者被捕并被判四年监禁。在 1929 年 3 月 20 日，又有 33 名工人领袖和共产主义者被控“阴谋反对国王陛下”和“打算取消英王在印度的主权”，他们被关进密拉特市监狱。印度共产党在发展道路上步履艰难也同印度共产主义者们没能同印度社会带给他们的种姓、宗教、地方社团观念决裂，以及一些领导人的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有关。尽管如此，印度共产党人的活动在组织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加入民族解放运动，争取自身权益，以及加强印度左派力量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印度革命运动史上，工农党的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在 1926～1928 年间，在孟买省、孟加拉、旁遮普和联合省共建立了四个工农党。工农党的成员多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他们对当时革命低潮时期国大党内浓厚的妥协思想和无所作为不满，开始寻找其他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方式。他们认识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因此，建立了体现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群众性政治组织

——工农党。

但是，对 30 年代及其后印度政治影响最大的还是国大党党内左派力量的崛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苏巴斯·昌德拉·鲍斯是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尼赫鲁（1889～1964 年）出生在一个西化家庭，他的父亲 M.尼赫鲁是印度的名律师，又是国大党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尼赫鲁自幼受西式教育，后又在英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他以参加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其政治生涯，很快得到甘地及其他国大党领导人的赏识。尼赫鲁在英国学习期间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1927 年访问欧洲，代表国大党出席布鲁塞尔殖民地人民大会。同年，他访问了社会主义苏联，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了他良好的印象。回国后，他在印度大力鼓吹社会主义。鲍斯（1897～1945 年）出生在孟加拉的一个地主家庭，先后在加尔各答和英国剑桥受教育，并通过了文官资格考试。1921 年 6 月回国，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文官前途，投身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1927 年 11 月，当选为国大党孟加拉省委员会主席。同年底， 和尼赫鲁一起被任命为国大党秘书长。尼赫鲁和鲍斯在政治观点上最大的一致体现在他们不满老一辈国大党人的做法，不满足于有限的自治目标，他们要求取得完全的独立。1928 年 11 月，在他们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印独立同盟。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工农党的成立，国大党左派力量的形成，这些 20

年代末出现的新因素为 30 年代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再次高涨提供了条件，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促使了革命运动时机成熟。1929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袭击了印度的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种植单一性经济作物的地区。危机期间，印度农业产值从 103.4 亿卢比下降到 47.3 亿卢比。黄麻、棉花、大米的价格下降二分之一以上。农民的收入减少一半以上，而赋税却有增无减。大批农民负债、破产，成为农村无产者。在工业部门，由于危机的打击，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1931 年印度失业人数达一千七百多万。在业工人的工资大为降低。经济危机加剧了印度社会的各种矛盾， 尤其是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英国资本家极力把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印度人民身上，凭借帝国优惠制，殖民当局帮助英国滞销商品强占印度市场，并人为地保持高价，导致进出口商品也就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急剧扩大。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进一步打击了印度工商业者、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加深了广大印度人民的苦难，促使印度各阶层人民投身民族主义运动。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 1930 年甘地发动的“食盐进军”为标志正式开始。实际上在此之前，英印关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27 年，英王任命了以约翰·西蒙为首的调查团来印度调查孟太古—蔡姆斯福方案实施情况。在调查团七名成员中，竟没有一个是印度人，这激起了全体印度人的愤怒。国大党一致决定对西蒙调查团实行抵制。西蒙调查团 1928 年 2 月 3 日抵达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共产党人、全印工会大会等都宣布抵制。广大群众以及商会、工厂主协会都积极参加，全印各地掀起了抗议浪潮。这种形势

推动了甘地和国大党领导层在 1928 年国大党年会作出决定如英国当局一年内不给予印度自治，就开展新的更强有力的不合作运动争取实现独立的目标。

英国政府在接到国大党的最后通牒后，拖了一年时间，在 1929 年 10 月

31 日，由印度总督发出文告说将在伦敦召开有各土邦代表及各党派参加的圆

桌会议，以便在会上为印度制定宪法。国大党接到文告不到 24 小时便在德里召开会议，讨论总督的建议。会后，党内各派领导人发表了《德里宣言》， 要求圆桌会议必须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并提出国大党只有在实现如下条件下才能参加圆桌会议：必须采取和解的政策，以营造一种平静的气氛；必须大赦政治犯；国大党的代表要在会中占多数等。

《德里宣言》主要是根据党内右翼派别的意见提出的一项温和的要求， 同左派的主张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就是这样一种温和的要求也被英国政府拒绝了。同时，殖民当局通过了公共安全法，准备大肆镇压印度爱国者。

1929 年 12 月当国大党年会在拉合尔举行时，它别无选择，只有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甘地推荐尼赫鲁为大会主席，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大会还决定授权工作委员会发动以争取独立为目标的新的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并决定国大党退出中央和省立法会议。工作委员会授权甘地全权领导不合作运动，由他规定运动的方式和开始时间。新选出的全印委员会还把 1930 年 1 月 26 日定为“独立日”。

1930 年 1 月 26 日，孟买和全国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独立日”活动。1

月 31 日，甘地向总督欧文提出 11 点要求，主要内容有：降低地税 50％，废除食盐专卖和取消盐税，削减军费至少一半，减少英国官员薪金 50％，实行保护关税，释放政治犯等。尽管这些要求连争取自治领的地位都没有提及， 仍遭到当局无理拒绝。3 月 12 日，甘地亲率他的 78 名弟子，开始向印度西

海岸边的一个名叫丹地的村子进发去制盐。这段路全长 240 公里，甘地一行

走了 24 天。主要目的在一路上宣传动员群众，以抗盐税作为全面抗税斗争的开始。

“食盐进军”点燃了全国抗英运动的烈火，示威游行、罢工和农民抗税斗争风起云涌。运动很快在一些地方冲破了甘地所限定的非暴力框框，开始转化为武装斗争。其中，发生在孟加拉省的吉大港、西北边省的白沙瓦，以及孟买省的绍拉普尔的武装起义最为激烈，影响最大。吉大港是濒临孟加拉湾的一个港口城市，英军在此设有一个大军火库。1930 年 4 月，这里的秘密革命组织“吉大港印度共和军”发动武装起义来配合全国的群众性反英运动。4 月 18 日夜里，吉大港共和军攻占了军火库，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同时，另一部分人在城里切断电信联络，破坏铁路交通，以阻止外来援军进入，并且占领了警察营房，实际上控制了该城。英国派出大部队前往镇压。终因寡不敌众，吉大港起义最后失败。吉大港武装起义发生后不久，在 4 月和 5 月， 位于印度西北边陲靠近阿富汗的白沙瓦和印度纺织工业城绍拉普尔也发生了武装起义。最初这两地的人民只是响应国大党的号召，举行和平的示威游行活动，由于英国当局派出军队镇压，逮捕当地领导人，激起民愤，人民被迫自发地拿起武器同殖民军战斗。他们占领殖民政府机关，构筑街垒，曾一度控制城市好几天。在白沙瓦，一些英印军队还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拒绝向群众开枪。起义极大地打击了英国统治者，为了对付白沙瓦起义，英国不得不将全印三分之二的兵力集结到那里。

但是，起义没能得到国大党的有力支持，甘地甚至批评拒绝向群众开枪的军人。起义因而没能得到全国的响应和支援，在强大的敌人镇压下，这种孤立无援的起义只能失败。

在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英国统治者采用两面手法来对付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一方面，殖民当局在全国颁布特别法令，实行戒严，禁止集会、游行，宣布国大党等组织为非法，逮捕了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将十几万参加不合作运动的群众关进监狱。另一方面，对印度人民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离间国大党同印度其他政治集团的关系，孤立国大党，并最后将国大党逼到英国人设置的谈判桌旁，在英国人拟订的协定上签字画押。1930 年 11 月，英国在伦敦召开第一次圆桌会议，参加者有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锡克教和贱民领导人，社会各界名流，以及土邦王公代表。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抵制了这次会议。但是，甘地和国大党未能将对圆桌会议的抵制态度坚持到底。1931 年时，由于英国当局的严厉镇压，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国大党又没能组织起有力的抵抗，一度轰轰烈烈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逐渐转入低潮。1 月 25 日，总督下令释放甘地及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所有成员。2 月 17 日甘地与总督欧文在德里谈判。3 月 5 日，签定《甘地—欧文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英国承认国大党合法，国大党则停止不合作运动，并派代表参加圆桌会议。同年 9 月，甘地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会议上，国大党提出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的要求，被英国政府拒绝。不仅如此，由于英国人的挑拨和利用，国大党同印度其他政治集团在有关议会席位分配上产生尖锐的矛盾，对日后印度的政治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国大党在第二次伦敦圆桌会议上所遭受的屈辱与挫折使党内激进派十分不满。而殖民当局则利用第二次圆桌会议召开的机会，作好了进一步镇压的准备。在圆桌会议结束后不久，1932 年 1 月，殖民当局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法令，进行大搜捕；国大党再次被宣布为非法，甘地等主要领袖又一次被捕。国大党再次恢复全国性的不合作运动，但已不可能具有 1930 年那样的规模和声势了。1934 年 5 月，国大党正式宣布无条件停止不合作运动。

1935～1945 年间印度的政治发展 国大党一停止不合作运动，英国当局就着手其“宪政改革”，试图诱导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按英国人预先设计的方案与英国统治者合作。1935 年，英国殖民当局颁布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这一宪法是根据“西门调查团”的建议制定的，除了对印度人民作一些无关大局的让步外，基本是《孟太古—蔡姆斯福方案》的翻版，没有多少新的内容。它理所当然地遭到印度人民的反对，称它为强加在印度人民身上的“奴隶宪法”。

尽管如此，国大党决定利用新宪法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进行斗争。新的政府组织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关于联邦政府体制，另一部分关于省一级政府体制。英国人在后一部分对印度人民作了较大让步。虽然英国仍然坚持由殖民当局委任省督，省督可以否决省立法会议决议、解散省立法会议，可以干预省政府活动并有权解散省政府；但也规定，省立法机构由选举产生，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由省立法会议选举中得到大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省政府，省政府对省立法会议负责，可以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作为妥协， 英国当局决定暂时搁置印度人民反对较强烈的联邦政府部分，从 1937 年 4

月 1 日起，首先实施省自治部分，并定于同年初先按照新法案，实行省立法会议选举。

选举结果表明，大多数的选民投了国大党的票。在 11 个省总共 1585 个

席位中，国大党得到了 714 席，在 7 个省组织了国大党人政府。虽然省政府的权力有限，但这毕竟是由印度人自己在地方上行使权力，是印度人民在国大党领导下开展民族主义运动迫使英国人作出的让步。国大党的威望迅速增长，党员从 1936 年的不到 50 万人，增至 500 万人。

国大党参与省立法会议选举并组织省政府也给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它使党内的右翼温和势力抬头。党内左翼力量反对组织省政府，认为那将不可避免地转到与殖民当局合作的立场，导致放弃争取实现独立目标的后果。但左翼力量未能扭转方向。最后，以鲍斯为首的一部分人于 1939 年 5 月在国大党内成立前进集团。6 月 22 日，前进集团进而与国大社会党、共产党的民族阵线等组成左派团结委员会。国大党内的矛盾加深了。

其次，国大党在省立法会议选举中的胜利及随后省自治的实施过程给穆斯林联盟以极大的刺激。穆斯林联盟的领袖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0～ 1949 年）。真纳生于卡拉奇的一个富商家庭。早年留学英国学法律，获律师资格。回国后成为穆斯林的著名律师。1896 年加入国大党，1913 年参加穆斯林联盟。从 1934 年起为该组织的永久主席。他原来主张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合作，争取印度自治。因而，他并不是一个教派主义者，同国大党党人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存在着合作的基础。选举的结果使真纳和他的穆斯林联盟大失所望。国大党在选举中获胜是情理中的事；但出乎真纳的意料之外的是，穆斯林占当时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穆斯林联盟只得到 1585 席中的 108 席。甚至在穆斯林居民占主体的省份，它也没能获得多数。大选后，真纳希望国大党能在穆斯林得席位较多的省政府中给穆斯林联盟一些部长职位，遗憾的是这一真诚的合作愿望遭到国大党的拒绝。国大党一些领导人采取唯我独大的作风，排斥其他党派。尼赫鲁就曾说过：“归根结底，今日印度只有两方力量，即政府和国大党。其他力量必须分别排到这两方力量中”。这些因素促使真纳及其他穆斯林联盟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态度。他们认为，为了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同国大党抗衡，必须争取全印穆斯林的一致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更多地求助于教派主义，只有教派主义的旗帜才能使全印穆斯林认同于穆斯林联盟。

但是，尽管存在党内矛盾以及与穆斯林联盟的不和，1939 年时的国大党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没有其他印度政治力量能与之抗衡。英国当局认识到，消灭国大党已不可能，避开国大党作出的任何决定在印度无法产生效力； 同时，他们尽管不愿意离开印度，但也不得不承认让印度获得自治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让印度的稳健保守的势力接管政权，使权力的过渡不致损害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的利益。这一点，在二战爆发前已显示出端倪。

二战对印度政治发展的影响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大党

与英国当局的政治合作随之结束。1939 年 9 月 3 日，英国对德宣战。同一天， 英国未经印度人民的同意，宣布印度对德作战。同时，英国当局颁布《印度国防法》，授权警察部门可以驱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封闭报刊，并对一切它认为“有碍国防”的人，不经起诉即可随意逮捕。英国议会还匆忙通过了 1935 年印度政府法补充法。根据该法，殖民当局有权解散自治省政府。英国人这些做法明显地表现出对印度人民力量的鄙视，想趁战争之机，压制印

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

英国人的行径激起了印度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政治上已经成熟的国大党不愿重犯一战时的错误，不再相信英国会以德报德，会以印度人民在战争中对英国的支持而在战后答应印度人民的要求。他们认为，战争使英国的力量大为削弱，正是要求英国让步的最佳时机。所以，国大党一方面反对法西斯侵略，同情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另一方面，直截了当地表示，在英国未给予印度独立的地位之前，印度人民不愿在战争中支持英国。英国当局则坚持只有在战后才会考虑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

作为对英国顽固态度的反应，1939 年 11 月，八个省的国大党省政府实行总辞职。国大党在甘地的领导下，开始第三次不合作运动。英国当局则大规模地逮捕国大党领导人和左派人士。在整个二战期间，国大党一直对殖民当局抱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国大党同殖民当局矛盾的加剧给穆斯林联盟的发展一个机会。穆斯林联盟将国大党省政府总辞职当作摆脱印度教徒统治的“解放日”来庆祝。1940 年 3 月，在拉合尔举行的穆斯林联盟的年会上，正式通过了建立穆斯林单独国家的的决议。这一国家将包括印度东北和西北住有穆斯林最多的地区。自此，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矛盾再也不可能调和了。

印度左派力量在二战中遭到削弱。二战中，英国将大批军队派驻印度， 在战争初期便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在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下，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其他左派人士，都没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在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印度共产党将国际上法西斯势力与民主势力的斗争摆在首位，转而采取与英国人合作的态度，放弃了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而影响了共产党在战时及战后的发展。而以鲍斯为首的一部分印度爱国志士则错误地同德国和日本建立联系，想获取他们的支持，通过武装斗争赶走英国人。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印度的各种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各种政治派别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采取不同的策略，使各自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了战后印度的前途。国大党坚持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从合作转到不合作立场，从而在印度人民中确立了自己的威望；共产党和其他左派力量因各种原因，没能在战时得到发展；而穆斯林联盟在二战中得到发展。战后印度的前途自然地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来安排，战后印度的独立终以印巴分治的形式来实现。

甘地主义及其评价 甘地在印度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甘地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他面对强大的英国殖民统治者，毫不畏惧；斗争虽屡遭挫折，却毫不气馁。他一生中曾入狱 17

次，最长一次被判 6 年监禁；绝食也达 17 次，最长一次达 21 天。尽管如此， 他从没放弃过实现印度自治和独立的目标。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难能可贵的精神，他因而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意即“伟大的灵魂”）。

在甘地的推动下，国大党改组为一个有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并有城乡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政党，斗争由上层分子的狭小圈子扩大到广大群众之中， 从而揭开了国大党历史新的一页，进入“甘地时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他亲自先后领导了两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运动中，甘地采取抵制洋布， 反对食盐专卖，要求减低地税等措施，为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反对英国殖民者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甘地为印度的独立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印度独立后，

他被尊为印度共和国的国父。

甘地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甘地的思想，或称甘地主义，内容庞杂，自成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以爱、真理、非暴力为主要内容的哲学宗教观；以争取印度自治独立为主的政治思想；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消灭贱民制度、实行男女平等、富人庇护穷人的社会思想；限制大工业发展、发展乡村工业、提倡手工纺织的经济思想。尽管在国大党内外对甘地这些思想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为印度争取自治独立的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印度独立后制定发展道路的重要依据。

最后，还应该指出，甘地的非暴力实际上限制了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阻碍了将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革命转变为一场劳动群众反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革命。这一点表明甘地的政治观点基本上是为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