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战前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从改良到革命：20 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的激进化 20 世纪初，亚洲政治发展中一个重要现象是亚洲资产阶级日益成熟，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是构成亚洲资产阶级的两部分人——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西化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结盟，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政治态度上日益激进。

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度国大党。印度国大党是亚洲地区出现较早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它的产生同英国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有关。1857 年是英国统治印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 1857 年以前，英国殖民政策的重点在打击印度社会中的封建势力，并因此推行一些社会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获得了印度资产阶级和有进步思想的印度知识分子的拥护。由于英国的政策触犯了一些印度封建土邦王公的利益，有的地方则漠视了印度人民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结果导致 1857 年印度士兵起义的爆发。该起义获得了印度人民的拥

护，英国凭借武力才将起义残酷地镇压下去。在镇压了 1857 年印度士兵起义后，英国人采取各种与印度封建势力改善关系的政策，在政治上转而依靠土邦王公和封建地主作为自己统治印度的社会基础，并不惜因此疏远印度的资产阶级。例如，英国任命的印度立法会议的成员大多是印度的土邦王公和大地主，几乎没有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排挤印度的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机关，英国统治者有意将文官考试年龄限制在 19 岁以下，并且规定考试用语为英语，考试地点在英国。当时印度青年受完高等教育后大多超过规定的年龄； 印度到英国万里迢迢，很少印度人有能力筹集到足够的旅费去赶考；此外， 当时印度的种姓制度也不允许青年到欧洲去。因此，印度知识分子阶层要求放宽对考试年龄的限制，并在印度本土举办考试，这一合理要求竟遭到英国当局的断然拒绝。更使印度知识分子自尊心深受伤害的是英国人强烈的种族主义优越感。英国人的优越感表现在各个方面：在社会生活方面，不准印度人进入某些专为英国人而设的旅馆、俱乐部和公园；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 英国人几乎垄断了高级职位，印度人无论其资格如何都不准晋升到某一级别以上。英国统治者与印度人之间因而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上因素必然在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中唤醒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

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同英国统治者的矛盾也在激化。随着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英国对印度企业越来越采取歧视性政策。例如，为了让英国的纺织品占领印度市场，只对英国纺织品征收很低的关税，而对印度本土产的纺织品则征收较高的出厂税。在 1885 年，英国当局甚至应英国兰开夏制造商的要求，取消对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的一切进口税。这种做法激化印度资产阶级同英国统治者的矛盾。

随着印度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三大管区先后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他们是：1876 年，成立于孟加拉的“印度协会”；1885 年成立于孟买的“孟买管区协会”； 1884 年成立于马德拉斯的“马德拉斯士绅会”。在这些地区性组织的基础上，

1885 年终于成立了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印度国大党。最初的国大党成员主要由三种人组成，自由职业者占 50％，工商业者占 25％，其他 25％为自由派地主。领导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受过西式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国大党被称为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

国大党在其最初的 20 年的活动中，态度极为温和，他们的活动仅局限于和平请愿，请求英国当局给印度人更多一些让步，国大党因而被人讥为“政治乞丐”。进入 20 世纪后，国大党的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大批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印度知识分子加入了国大党，他们不满于老一辈国大党人的做法，要求对英国统治者采取更强硬不妥协的态度，他们因而被人称为激进派，代表人物是提拉克。激进派的出现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意识的进一步的觉醒与民族主义力量的壮大。

在西亚地区，20 世纪初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激进化的倾向。同殖民地印度不同，作为半殖民地的西亚地区，主要政治矛盾是以封建专制势力为一方， 主张进行全方位资产阶级改革的力量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的。自从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后，帝国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主张改革的人，他们认为欧洲自近代以来在各方面都优越于奥斯曼帝国，帝国如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加入到欧洲大家庭中，而不应以怀旧的心情去追求无法挽回的过去。另一派人则反对全盘西化，尤其反对引进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们被称为顽固派。在 19 世纪中叶，土耳其进行了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建立“工业园区”，建立现代学校，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 按西方模式改组土耳其的法院、军队和政府机关，甚至进行宪政改革。1876 年，以欧洲宪法为蓝本，颁布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并于 1877 年，召开了奥斯曼帝国第一届国会。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带来的后果是改革派与顽固派都未曾估计到的。“工业园区”计划以劳民伤财告终，现代学校的建立使学校成为制造社会动乱的温床，文化典章制度的改革导致道德沦丧，而议会制的试行使统治者深感有大权旁落的危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甚至使一些主张改革的人也慨叹道“如果改革前，帝国是以两架马车的速度沿衰落的道路上前进的话，那末改革时期，帝国的衰落是以火车的速度向前直冲了”。使土耳其改革事业雪上加霜的是，在这关键时刻，俄国发动了俄土战争。以素丹哈米德二世为首的顽固派将土耳其的战败归罪于改革派所实行的改革上。他乘机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解散了议会，流放和处死改革派的头面人物。他还建立由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忠于自己的哈米德军和人数达十万的遍布全国的密探网，不许人民谈论政治，稍有反政府的嫌疑，便会遭到逮捕和拷打。在采取硬的一手的同时，哈米德二世仍坚持经济方面的改革，仍注意吸收西方的科技成果。哈米德二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

在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下，土耳其大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他们以法国巴黎为中心，通过创办《青年土耳其人报》， 在海内外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更多的人留在国内，进行反对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1889 年，在庆祝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100 周年之际，四名土耳其医科大学学生在军医学院开会，成立秘密革命组织，取名为统一进步同盟，后又名为青年土耳其党。这一组织很快在其他高等院校中得到发展，并同海外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最终在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下被迫由改良走上了革命的激进道路。

中国的资产阶级也经历了与土耳其资产阶级大致相似的从改良主义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道路。中国离欧洲较远，历史上同欧洲交往少，沦为半殖民地的时间也较晚，当中国的统治集团在 1898 年决定进行改革时，整整比土耳其晚了近半个世纪。由于这些因素，当中国的改革者们代表新兴资产阶

级的利益，想通过光绪皇帝实施全方位的改革，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他们在经验上和群众基础方面都不如土耳其的改革者，而他们所遇到的各方面阻力却远远强于土耳其的封建势力。戊戌变法失败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采取的几乎是同哈米德二世相同的策略，一方面实行“新政”继续一些变革措施，另一方面，严厉镇压任何可能危及清王朝统治的不安定因素。那些想通过和平手段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破灭了，他们或者自身转变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或者让位给其他更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他于1894 年 11 月在海外组织了兴中会，成员主要为华侨资产阶级，其余为会党和知识分子。当时该组织既有倡导维新改良振兴中华的愿望，也有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倾向。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的革命主张也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分子转向革命。在 20 世纪初，不仅海外的革命组织在发展，在国内也出现了革

命组织，1904 年 2 月，革命者在湖南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同年 11 月，上海

成立了光复会，在中国的一些其他省份也出现革命团体。1905 年 8 月 20 日， 中国各地的革命团体的代表齐集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领导人，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同盟会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阶级， 从此，革命派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明确的斗争目标。这对推动革命的发展， 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有重要的意义。

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在 20 世纪初，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处在萌动之中，年轻的亚洲资产阶级开始采用革命的、激进的手段，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斗争。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 年的俄国革命给亚洲资产阶级以外部刺激，促使亚洲一些国家的资产阶

级在 1905 年后的几年间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在 20 世纪初，日本和俄国都已是向外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为争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发动了战争。日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赢得了战争。俄国的战败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引发1905 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亚洲资产阶级欢呼日本的胜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亚洲人第一次战胜欧洲人，增强了反对欧洲列强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而俄国的 1905 年革命则鼓舞了俄国周边的亚洲国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并提供了经验。

20 世纪初叶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事件有 1905～1908 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1905～1911 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1908～1909 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和 1911 中国的辛亥革命。

1905～1908 年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 20 世纪初，英国加强对印度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英国提高英镑对卢比的兑换率，加强对大学和报刊的监督与审查。国大党虽然对英国统治持温和态度，也越来越为英国当局所不容。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叫嚷“要让国大党寿终正寝”。为了分化瓦解印度民族主义力量，1905 年 10 月，英国殖民当局宣布了“分割孟加拉” 方案。孟加拉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孟加拉地区人民具有较高的民族主义觉悟和斗争精神。英国人将孟加拉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地区的地主和富人大多是印度教徒，而一般人民群众则信奉伊斯兰教；西部地区则恰恰相反，上层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底层人民是印度教徒。英国人试图施展其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政治伎俩，通过分割孟加拉挑起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自

己好混水摸鱼。

分割孟加拉深深刺伤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感情，国大党提出抗议，英国人对国大党的抗议不屑一顾。这对国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党内的温和派没有勇气去对付这一挑战，激进派则勇敢地站出来。提拉克说：“要求司瓦拉吉（自治）的时刻来到了。再别零零星星地要求改革了，现在的统治制度对这个国家是毁灭性的，必须变更或消除。”他把司瓦拉吉、司瓦德西（自产）、抵制和民族教育作为即将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四点纲领，并指出这四者的关系，司瓦拉吉是目的，其他三项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1905 年 12 月国大党勒克瑙年会上，提拉克第一次在国大党的讲坛上提出印度必须获得司瓦拉吉。1905 年年会后，激进派提名提拉克为 1906 年国大党主席，并要求将四点纲领写进党的决议中。温和派则抬出党的元老达达拜·纳奥罗哲，让他任国大党主席。当时正值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不久，印度民族主义者大受鼓舞，印度人民民族主义情绪十分高涨。纳奥罗哲因而调和两派意见，同意了提拉克的争取印度自治的主张，国大党第一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这标志着国大党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向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族主义转变。

在国大党的领导下，1905～1908 年间，印度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运动的主要手段是抑制英国货，提倡使用国货，也称司瓦德西。该运动在孟加拉开展得最为突出，英国布、英国烟被堆放在街上焚烧示众，收入微薄的下层群众宁肯多花钱买国产布，也不穿廉价的洋布。学生们组织义务纠察队，不顾可能遇到的打击和迫害，劝说人们不买洋布，并组织服务队，到农村挨户送货上门。对不顾劝阻、坚持使用英国货的人，人们对其实行社会排斥，不给其做饭、洗衣、理发、开车、清扫厕所、执行宗教仪式，其子女找不到婚配对象，小孩找不到同伴玩耍。

司瓦德西运动促进了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印资纺织厂的产品十分畅销，原有的工厂加足马力生产，同时兴建新的工厂，仅阿拉哈巴德和孟买两地在 1906 年就新建了 22 个棉纺厂。除纺织厂外，印度的制糖、卷烟、制盐等工业也得到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塔塔钢铁厂的建立。在民族主义高潮中， 塔塔财团为建钢铁厂发行了 7000 股股票，资本总额达 2317 万卢比，股票被

印度人抢购一空。该厂在 1911 年正式开工，这是印度民族资本向重工业领域发展的重要标志。受益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印度资本家们也纷纷出钱赞助印度的民族主义组织及其活动。为了回报印度社会，增强印度的科学技术事业， 印度的民族资本还在印度创建大学和研究所，其中最著名的是 1909 年由塔塔财团赞助建立的印度科学研究所。

1905～1908 年的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英国资本在印度的利益。英国布价格暴跌，仍无法销出，库存爆满，经营洋布贸易的买办商人向曼彻斯特商会告急，要求他们敦促英国议会取消分割孟加拉法令。

代表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殖民当局十分惊慌。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破坏印度民族主义阵营的团结。在 1906 年，英国积极支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上层分子成立两个全国性的教派组织，即印度教大会和穆斯林联盟，教派主义组织的出现极大地削弱了国大党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加紧拉拢国大党内的温和派，许诺将实行立法会议改革，扩大印度民选议员的名额。温和派很快与英国人妥协，将激进派开除出国大党。紧接着英国当局在 1908 年 6 月 23 日，以“阴谋推翻女王政权”

的罪名逮捕了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并不顾人民的反对，于同年 7 月判处提拉克六年苦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从此暂时转入低潮。

1905～1911 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 伊朗原名波斯，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近代，它落伍了。伊朗国内山脉纵横交错，交通不便，居民许多还处在部落阶段，迟至 1914 年，部落人口仍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政治上， 国王对全国行使统治权，国王有权任命地方首领，但地方权力实际上操在世袭的各部落酋长手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十分微弱。而宗教势力则十分强大，伊朗居民大多信奉什叶派的伊斯兰教，宗教首领拥有大片土地，控制教育和宗教法庭。什叶派宣扬穆斯林世界的合法统治者是自幼隐循的哈里发阿里的第十二代孙，他终有一天会回来建立一种正义的统治。这一教义成为宗教领导人动员组织群众与国王分庭抗礼的有力武器。除国王和教会势力之外，活跃在 20 世纪初伊朗政治舞台上的第三种力量是被称为西方派的资产阶级，他们大多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商人，他们要求将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实行义务兵制、分配土地给农民、实施公共教育等。

在 20 世纪初，随着伊朗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伊朗国内矛盾更加尖锐。封建主强占农民土地，强迫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不断增加地租和摊派苛捐杂税和徭役，农民被迫将 40％～90％的收成交给封建主。手工业者也由于外国商品的涌入而失业，生活无着。加上不时的自然灾害的袭击，每年都有 15 万到

20 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伊朗逃往沙皇统治下的俄国。

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而统治阶级却荒淫无耻。当时统治伊朗的是卡扎尔王朝，王室是最大的地主，其中一个王子就拥有 2000 个村庄和 50 万居民，王室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大量的地租收入仍不敷王室的支出，国王不断地向外国借款。1902 年 4 月，国王穆扎法尔丁仅一次就向俄国人借了1000 万卢布，这笔钱在当年夏天游历欧洲时花得一干二净，1903 年又要借钱。王室每次向国外借款，都是以出卖国家权益为代价的。对卡扎尔王朝的腐败统治，农民们不满，资产阶级也不满。商人们痛感自己的权益受到外国资本的侵害，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前途忧心如焚。教会势力则想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迫使国王作出让步。卡扎尔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中。

由于大批伊朗人在俄国做工，1905 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很快波及伊朗。1905 年 12 月，德黑兰爆发了群众抗议示威反对糖价上涨，要求罢免不得人心的首相，实行内政改革和召开议会。这些要求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和声援， 伊朗资产阶级革命由此爆发。国王迫于压力，表示同意召开议会，但不想认真兑现。1906 年 7 月，人民群众在德黑兰和各地再次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重提原来的要求。宗教领袖和一些武装部队也站在群众一边。为了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国王于 1906 年 8 月签署了召集国会的敕令。1906 年 9 月，进行了国会选举；10 月召开了第一届国会；12 月颁布了宪法。1907 年 1 月穆扎法尔丁国王去世，其子穆罕默德·阿里继位。

在 1907 年，伊朗人民还学习俄国革命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做法，首先在北部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关——恩楚明（意为委员会）和革命武装—— 费达伊，这些组织的领导权大都控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这一做法很快遍及全国。

这样，在 1907 年，伊朗实际上存在三个权力中心：国王的权力仍然存在， 由教会、地主、富商控制的国会，以及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的、受到工农群众拥护的恩楚明。另外，广大农村地区则由各部落武装控制。

伊朗革命震惊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英、俄两国策划进行武装干涉。1907 年 8 月，英俄签定协定，划定各自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北部归俄国，东南部归英国，中部作为两国的“缓冲区”。1909 年 4 月英国军队在南部登陆，同时，俄国军队借口保护侨民，开进革命者大本营大不里士城。1911 年秋，英俄两国决定公开干涉伊朗内政，镇压伊朗革命。沙俄从北方，英国从南方同时向伊朗革命者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反革命集团趁机在德黑兰发动政变。它们占领了议会大厦，解散议会，大肆屠杀革命者。卡扎尔王朝恢复了封建专制统治，轰轰烈烈的伊朗革命终告失败。

1908～1909 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在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下，土耳其革命党人不得不转入地下，在 19 世纪最后二十余年里，土耳其政治保持了

表面上的平静。进入 20 世纪后，尤其 1905 年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的爆发， 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也门等地区不断爆发民族起义；在安纳托利亚和马其顿，农民举行起义暴动；在伊兹密尔等城市也发生群众的反抗斗争。在国内革命运动重新高涨之际，青年土耳其党于 1906 年将总部从巴黎迁到马其顿的萨洛尼卡。

萨洛尼卡位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这里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活动着民族游击队，该地区人民多信奉东正教，受俄国影响较深。此地还是犹太人较集中的地区，犹太人愿从经济上给予革命党人以援助。最重要的是，革命党注意在军队中做革命发展工作。许多军校学生受时代大潮影响，倾向革命， 他们毕业后，在军队中逐渐成为青年军官，掌握了军队和武器。当时驻扎在萨洛尼卡的是第三军团，该军团的一些军官们在 1906 年 9 月成立“奥斯曼自由会”，组成十人委员会，成员除军官外，还包括当地军校的校长，当地邮电局局长等。萨洛尼卡因而成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根据地。

1907 年，青年土耳其党和马其顿、亚美尼亚等地的民族主义团体在巴黎召开大会，就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在法律面前各民族和各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废除哈米德专制统治，恢复 1876 年宪法，建立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并拟订了一个从拒绝纳税、消极反抗到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通过密探网，哈米德二世得知革命党人的活动。为了控制军队，他采取收买、监视、镇压等老一套办法。对军官，他颁发勋章，许以晋级；对士兵， 保证补发欠饷；对不安定分子则采取紧急调动。一位名叫恩维尔的军官受到怀疑，他立即被“邀请”前往伊斯坦布尔去“述职并接受晋级”。恩维尔意识到危险，逃到山里躲藏起来。7 月 4 日，另一名军官艾哈迈德·尼亚齐少校率部起义，他是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带着自己的军队及武器与物资进山，与恩维尔会合。驻在埃迪尔内的第二军团起而响应，马其顿的农民游击队也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军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

革命爆发后，哈米德二世急令驻伊兹密尔的自己信赖的安纳托利亚军团开赴马其顿进行镇压。但这支部队的士兵拒绝开枪，倒向革命。7 月 23 日， 起义部队开进萨洛尼卡，要求素丹立即恢复 1876 年宪法，否则第二、第三军团将立即进军伊斯坦布尔。此时，驻守首都的第一军团军心动摇。在众叛亲离的形势下，哈米德二世被迫于 7 月 24 日下诏恢复 1876 年宪法，召开国会。

1908 年底，帝国新国会开幕，青年土耳其党获得多数席位。革命后的土

耳其最初仍保留哈米德二世的皇位，只是在 1909 年 4 月哈米德二世企图政变

失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才废黜了哈米德二世，换上了服从自己的新素丹穆罕默德·雷夏德，并重新组织政府，掌握了政权，从而结束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

一战前亚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评价 20 世纪初发生在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亚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自从亚洲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严重阻碍了亚洲历史的发展，亚洲人民因而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亚洲曾有过农民造反、士兵起义和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领导的维新运动。尽管亚洲人民在这些斗争中曾显示出英勇无畏的精神，仍然无法摆脱落后挨打的状态。在 20 世纪初，亚洲人民开始扬弃旧式的斗争手段，正式打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两面旗帜，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从而开始改变了亚洲的沉睡状态。在印度，1905～1908 年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提出了自治的要求，迫使英国人作出一些让步，它增强了印度人民同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信心，成为一战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预演。在伊朗，人民群众较广泛地参与了斗争，并直接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成立了革命政权，只是在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下， 革命才被镇压下去。青年土耳其党人采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沉重打击了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暴政，将封建神权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国家。在亚洲的东部，1911 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辛亥革命。革命最先由驻在武昌的一支军队起义而引发，在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下，革命浪潮很快波及全国。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总之，在 20 世纪初的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①从此，亚洲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被宰割、被奴役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革命因素。而欧洲的资产阶级却在直接或间接地镇压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现象被列宁称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亚洲人民的斗争成为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同盟军，“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 20 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①

20 世纪初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亚洲人民在革命中付出流血牺牲代价后，并没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在印度，运动最后以英国统治者与温和派妥协，激进派被镇压为结局，印度仍没能争取到自治的目标。在伊朗，反动的卡扎尔王朝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卷土重来，伊朗半殖民地危机加深了。在土耳其，封建君主制仍被保留下来，哈米德二世的专制被军人寡头统治所取代。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将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没有能获得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不仅如此，革命运动还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印度激进派的一些主张客观上对印度的教派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教派主义给整个 20 世纪印度历史带来不利的影响。土耳其革命后上台的军人政权没能解决好民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外交上采取亲德国政策，在一战时将土耳其绑在德国的战车上，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①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316 页。

① 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316 页。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20 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带有的局限性及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由时代特点及领导这一革命运动的亚洲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20 世纪的世界同当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已很不相同，亚洲资产阶级如要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不仅要战胜本国的封建势力的反抗，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预。而亚洲资本主义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亚洲的资产阶级因而既年轻，政治上尚不成熟，又同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面对远远强于自己的政治对手，往往显示出软弱性和妥协性，最后导致革命运动的失败。亚洲的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遭遇到的挫折迫使他们中的激进派认真思考争取民众，尤其是争取占亚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到革命运动中来的问题。这预示着亚洲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