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战后东南亚的发展形势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东南亚地区，除暹罗（泰国）以外，均已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整个东南亚地区已被瓜分完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占有缅甸、马来亚、文莱、沙捞越、沙巴和新加坡，面积共 101 万平方公里；法国占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

立法属印度支那联邦，面积共 74 万多平方公里；荷兰占有印度尼西亚群岛，

建立荷属东印度，面积共 190 余万平方公里；葡萄牙占有东帝汶，面积为 1.8

万平方公里；美国取代西班牙，占有菲律宾群岛，面积为 29.9 万平方公里。暹罗（泰国）名义上是个独立国家，但英、法通过协议，以湄公河河谷

为界，划分了双方的势力范围，暹罗实际上是英法争夺和双重控制下的半殖民地。

在这一时期，西方殖民国家将东南亚各国变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战略基地。经济上，东南亚完全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转变。在政治上，各国政治体制虽有不同，但基本特征是建立了由西方殖民国家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殖民政权统治机构，行政、立法、司法、外交和军事等等重要权力集中于总督和高级驻扎官手中。同时，西方国家把某些宗主国的统治方式带入殖民地，并不同程度地保留和利用当地原有的统治机构，扶植当地封建势力、部落酋长充当统治工具。建立联邦，以当地人治当地人，实行分而治之，是自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国家常用的统治手段。英国在自己的殖民地实行所谓宪政改革；美国实行“菲律宾化”，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荷兰继续奉行所谓给殖民地以权力和福利的“道义改革”；法国殖民政策则由“合一主义”转向“联系主义”。这些殖民政策上的调整都是企图以一定的“让步”来保持它们在殖民地的特殊权益与地位。现代时期，一些东南亚殖民地出现了咨询性议会和法院，实行文官制，政党也纷纷成立。

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在一战后，东南亚国家交通运输发达起来，城市兴起，人口增多。东南亚各国的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变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长发展起来。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民族主义政党如越南国民党（1926 年）、印尼民族党（1927 年）、缅甸德钦党（即我缅人党 1930年）等相继成立。从 20 年代起，尤其是 30 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东南亚国家（印尼、越南、马来亚、菲律宾和缅甸）的共产党先后成立。泰国共产党成立稍晚（1942 年）。一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工农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此伏彼起，不断发展。其中，越南和印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最为蓬勃。由于各国国情与社会的差异，阶级力量状况不同，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

的发展不平衡，如同亚非其他地区一样，存在不同类型，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如印尼、缅甸、菲律宾、马来亚和新加坡等；有的国家掌握在爱国王公手中，如柬埔寨；唯有越南，是在 1930 年共产党成立后，革命领导权转由工人阶级的政党掌握。

东南亚国家独立运动的发展各具特色，但综观各国运动的进程，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激烈斗争。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国家的重

大斗争事件有：1926～1927 年印尼的反荷民族起义；1930～1931 年越南的反法民族解放斗争高潮和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1930 年缅甸沙耶山领导的农民起义，德钦党人领导的石油工人大罢工和反英的学生运动；1935 年菲律宾农民起义和在武拉干省成立“共和国”的斗争。

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它的国家政权一直握于以王室为中心的泰国人手中。然而，泰国也并非一成不变。继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拉玛四世、拉玛五世的改革之后，1932 年在资产阶级政党——民党的领导下，泰国又发生了革命性政变，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

东南亚地区盛产大米和热带经济作物，锡、橡胶和石油等战略资源丰富， 中南半岛和东南亚海岛又处于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一地区垂涎已久，从 30 年代初开始，日本加紧了对东南亚的渗透与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南进”步伐。1941 年 12 月发动太平洋战争，用武力强占东南亚地区，将东南亚诸国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体系之中。这激起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高潮。二战期间，越、缅、马、新、菲等国进行了抗日武装斗争，印尼和泰国也开展了抗日运动。东南亚各国的抗日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经验积累，为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南虽然没有直接卷入战争，但法国利用越南的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法国从印度支那三国征调了十余万人充当士兵或劳工。大战期间，捐税、殖民贡税和强制性公债增加。越、柬、老三国供给法国将近 19.15 亿法郎的

公债和 2 亿法郎的经费。

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战后获得新的殖民领地与委任统治地，但战争使法国经济遭到严重损失。为恢复国内经济巩固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法国在战后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经济开发。1921 年 4 月，法国殖民地部部长阿尔贝·萨罗提出了开发各殖民地，包括法属印度支那的计划。他的计划经印度支那联邦殖民当局同意后，开始实施。这就是法国对越南的第二次殖民经济开发。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法国财政金融资本失去了俄国，因而涌向了东方国家，向印度支那的资本输出空前增长。1924～1929 年，法国私人资本对越南的投资约达 30 亿～40 亿法郎，而 1888～1918 年，法国国家与私人资本向印度支那（主要是越南）的投资总额仅约十亿法郎。上次殖民经济开发期间， 法国主要投资于采矿与交通运输两个部门，这次开发则首先投资于农业，主要是发展橡胶种植园，其次是采矿业，同时也注意发展轻工业和商业等部门。这是第二次经济开发的特点。

这一时期，以橡胶为主的热带经济作物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橡胶种植面积由 1924 年初的 3.12 万公顷增加到 1930 年的 99，678 公顷；乳胶产量由

1913 年的将近 200 吨增加到 1929 年的 10，308 吨。20 年代，越南掀起了一股探矿、开矿的浪潮，当局发放了大批的探矿许可证，建立一系列矿业公司， 矿产总值迅速增加。1924 年矿产总值为印支币 1140 万盾，1929 年增至 1860

万盾，按当年 1 盾等于 11.46 法郎计算，共计价值 2.137 亿法郎。法国采矿公司利润猛增，鸿基煤矿公司刚成立时（1888 年）仅有资本 900 万法郎，1930

年连本带利增加到 3840 万法郎。

资金较战前雄厚的东方汇理银行，在这一时期仍然代表法国金融巨头的利益，握有法属印支的财经大权，它在各大公司、企业均有股本。法国殖民政权并继续提高关税率，限制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的商品输入，将越南的外贸束缚在法国贸易圈内。法国资本家通过控制越南市场，操纵越南的主要出口商品——煤、大米、橡胶等，每年攫取高达 10 亿多法郎的巨额利润。1924～1929 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在印度支那有人称这一时期为法国资本家的“黄金时代”。

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越南民族工商业有较快的发展。20 年代，越南资本家创办了纺织厂、发电厂、内河轮船公司，拥有小矿山，开设了出口贸易商行。1926 年西贡成立了越南人投资和经营的越南银行，拥有资金 26 万盾， 由黎文贡任经理，南圻的一些越南地主、资本家投资，这是民族金融资本的萌芽。战后，越南资产阶级真正形成。但是，在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束缚下， 越南民族资本力量薄弱。据统计，1926～1927 年，河内较大的工商企业有 700

多家，越南人经营的仅 300 家；西贡有 539 家企业，越南人经营的只有 70 家。越南民族资本大多是中小商业资产阶级。上述第一家越南人的银行，资本微薄，开业不久后被法国大银行并吞。

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城市人口的增加。1928 年，河内有 13

万人，海防 9.8 万人，顺化 3.5 万人，西贡 12.5 万人，堤岸 19.2 万人。20

世纪初，城市居民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2％；到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已增加到 8％～10％。与此相适应，城市小资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在殖民制度下，越南经济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工业不发达，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因而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不那么清晰。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遭到殖民主义的压抑，得不到自由发展，他们与殖民制度有深刻的矛盾， 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绪。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教育，具有独立与自由的新意识，是民族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霍尔在《东南亚史》中说： 在法属越南，“反对法国人最激烈的正是那些最擅长法语的人”。

第二次殖民经济开发，促进了越南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也推动了越南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战前，越南工人人数仅约 10 万人，到 1929 年底，据法属印度支那劳工总局的调查统计为 221，052 人。其中，工商企业工人 86， 624 人占 39.2％；农业种植园工人 81，168 人，占 36.8％；矿工 53，240 人， 占 24％。此外，还有数万在越南资本及其他外侨资本（华侨、印侨资本）企业中劳动的工人。这里还没有包括在铁路、水利工程的劳工、季节 工以及手工业工人等。越南工人阶级主要来自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有的具有半工半农的性质；其数量和占人口的比重与资本主义国家不能相比，但它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就分布部门说，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集中于种植园，四分之一的工人集中在采矿业。就地域分布而言，北部集中于河内、海防等大城市和工矿区；中部集中在义安—荣市—边水一带；南部则以西贡—堤岸地区居多。越南工人阶级身受多重压迫，劳动时间通常每日长达 12～14 小时，工资微薄，劳动条件恶劣。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享有社会保险，稍有反抗就被视为非法而遭到迫害。尤其是在种植园和矿山的契约劳工，他们被法国劳工招募所骗来后，丧失了人身自由，许多人在期满前就死于虐待与疾病。越南工人阶级由于经济和政治地位低下而富有革命性，这个阶级还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密切的联系，这为他们之间的联合斗争创造了条件。

在第二次开发期间，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地主阶级对越南农民土地的掠夺更加紧了。根据法国学者伊·亨利的不全面的统计，1930 年间越南的土地分配情况大致是：人口的 94.8％占有耕地 28.5％；而人口的 5.2％却占有耕地59.6％。在越南南部土地集中程度最高。拥有 50 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占南

部人口的 2.5％），共霸占了 100 多万公顷的土地，为南部耕地总面积的 45

％。殖民者为发展农业种植园，采取各种手段掠夺土地。据 1931 年的统计，

法国地主占有耕地及未开发的土地 90 万公顷，其中南部 60 多万公顷，占越南耕地面积的 20％。高额的地租、捐税和高利贷负担，使越南农民终年劳累， 所获连维持三四个月的生活也极度艰难。因而，越南农民阶级也处于与殖民主义和封建地主对抗的地位。

由此可见，战后法国的殖民经济开发，客观上促进了越南资本主义的发展，并给越南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同时由于法国殖民者与越南封建势力勾结起来，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阻碍了越南社会的进步，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越南民族的觉醒。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法国和中国两个途径传播到越南。从 20 年代起，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1923 年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组织和政党，如越南义团、复越会、兴南会、越南青年党和越南独立党相继诞生。1924 年 6 月，越南爱国志士范鸿泰在广州沙面法租界用炸弹行刺法国驻印支总督麦蓝未成，在军警追击下，他自沉珠江牺牲。范鸿泰的勇敢行动与壮烈殉节 的事迹传入越南国内， 激起了广大群众更强烈的反法情绪。

20 年代中期，越南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逐步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建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成为越南革命发展的迫切要求。

越南工人阶级政党的缔造者胡志明（1890～1969 年），原名阮必成，曾改名阮爱国，在中国活动期间改名胡志明，义安省（今义静省）南坛县人， 15 岁参加反法秘密活动。1911 年只身赴欧洲寻求救国真理。1917 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在法国建立越南爱国者联谊会。1919 年，代表越南爱国者向巴黎和会递交了提出承认越南民族自决权，恢复越南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等八项要求的请愿书。1920 年加入法国社会党，接着到达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1924 年底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的胡志明从苏联到达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下，胡志明于 1925 年在广州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组织共产团作为这个革命组织的核心，同时举办政治训练班和选派革命骨干入黄埔军校学习，以培养革命干部。这些青年回国后， 深入工矿农村，发动并组织工农运动。

从 1925 年开始，越南国内人民斗争日益高涨。7 月，越南民族主义的著名领袖潘佩珠在上海被法国密探诱捕，押解回国，被殖民当局的最高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激起了越南人民的抗议怒潮。在人民斗争压力下，法国殖民者不得不释放潘佩珠，把他软禁在顺化。1926 年 3 月 24 日，越南爱国民主主义者潘周桢逝世。全国掀起了追悼这位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参加送葬活动的人达 14 万。

1928～1929 年，越南革命运动和工农斗争进一步发展，秘密工会成立。

1929 年年中以后越南出现三个共产主义的组织。6 月，北圻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内部的共产主义小组在河内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圻的共产主义倾

向组织新越革命党改组为印度支那共产联盟。10 月，南圻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也改组，称为安南共产党。但这三个组织各自独立活动，甚至互相排斥。1930 年 2 月 3 日，胡志明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在香港九龙秘密召开党的统一

会议，合并了三个组织，建立了统一的越南共产党。同年 10 月，在党中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一任总书记陈富①起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论纲》（即

《政治论纲》），制定了“打倒帝国主义”、“摧毁封建制度”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与路线，并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党的建立，标志着越南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始。

1930 年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越南。危机持续到 1935 年，首

先影响越南的农业。越南的大米及其他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西贡米市的 1

号大米 1929 年每石价格为印支币 11.58 盾；1931 年降到 6.72 盾，1934 年落到 3.26 盾，下降了 68％。农民收入锐减，捐税反而增加。1929～1933 年，各地连年发生灾害和饥荒。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一些富裕农民和小地主也濒于破产。地价下跌，许多地方仅相当于过去的二十分之一。法国种植园主及越南地主乘机兼并土地。为转嫁危机，法国向越南倾销剩余商品，许多企业因此减产或倒闭，外贸萎缩，市场萧条。半数以上工人失业，各阶层人民生活恶化。但法国公司和种植园从殖民当局获得贷款和津贴，不仅保住自己的经济阵地，而且继续向国内汇回巨额利润。殖民官吏和封建官僚的薪俸也普遍得到提高。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危机，促使了越南人民反法斗争的高涨。 1930 年 2 月 9 日，爆发了由越南国民党②领导的安沛起义。起义首先在

安沛发动，随后在临洮、永保和扶翼等地相继起事。越南国民党在起义中提出“把法国强盗赶回法国去，把南国（即越南）交还南人”的口号。起义以越籍士兵为主力，并有部分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但由于准备不周， 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农民，因而几天内就被镇压下去。国民党的领导人阮太学、阮刻濡等牺牲，许多起义者被捕，幸存的国民党人被迫逃亡。从此，越南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结束。

安沛起义失败后，面对殖民当局的镇压，共产党一面着手统一和建立各级党组织，同时提出“反对白色恐怖”、“释放被捕起义者”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口号，动员群众掀起抗法斗争。

1930 年 2～4 月，南部富莲种植园、北部南定纱厂、中部义安边水火柴厂和锯木厂的工人先后举行大罢工。北部河南省和太平省农民要求分配地主稻米的运动也蓬勃开展。这些斗争揭开了 1930～1931 年越南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序幕。同年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 ，许多省市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农民发动抗税斗争。南部西贡附近农村每晚可听到召集农民集合的鼓声，形成了一个“红色地带”，共产党影响扩大，一些乡被称为“共产乡”。五一节的斗争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30 年 6～8 月，越南全国爆发了 121 次斗争，其中工人斗争 22 起，农民斗争 95 起，其他劳动人

① 陈富（1904～1931 年），河静省（今义静省）德寿县人。1926 年加入反法民族主义组织，新越革命党， 同年 7 月至广州见到胡志明，后赴苏联入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任印度支那共产党总书记。1931 年 4 月在西贡被捕，9 月在狱中病逝。

② 越南国民党于 1927 年 12 月 25 日建立，主要领导人有阮太学、阮刻濡等人，其纲领主张首先进行民族革命，然后进行世界革命，其行动纲领主张建立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宣传，培养干部，伺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殖民政权。

民阶层斗争 4 起。群众斗争最激烈的是中部，共发生 82 次。

在 30 年代初的斗争高潮中，中部义安、河静两省的运动发展最为迅猛，

形成斗争的最高峰。在印支共产党的中圻党委和义安省委的领导下，从 5 月初开始，义安、河静两省地区的工农以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形式掀起群众斗争高潮。8 月底 9 月初，一些县的农民冲入县城，捣毁衙门，砸开监狱，包围兵营，并惩办密探和豪绅恶霸。在斗争中，农村党支部、农会、妇女会、青年会和自卫队纷纷建立。9 月下旬，义安、河静一些县和农村地区的殖民政权瓦解。县官逃遁，乡、里长被迫交出官印，农会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党支部领导下的农会执委会负责农村的管理，出现了苏维埃式的工农革命地方政权。

在苏维埃当权的“红色乡村”，实施了初步的民主改革：废除苛捐杂税， 减免地租，取消公债和贷款利息；收回被地主豪强霸占的村社的公田、公地， 重新分配；建立法庭，惩办反革命；组织自卫队，整顿社会秩序。同时组织农民学习越语和文化。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高涨。义安、河静两省革命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法斗争，同时它又得到各地的声援。法国殖民者极为恐慌。在西贡出版的《公论报》惊呼：“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事变，而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运动。”

为了镇压义静苏维埃运动，法属印支联邦总督巴斯基埃亲自研究和部署镇压计划，调集兵力，颁布戒严令，遍设军事据点，并利用阮氏朝廷，实行政治欺骗。他们在义静地区推行一些改良措施以麻痹和瓦解人民的斗志。在反动势力反扑的时候，这一地区又发生灾荒，群众生活困苦。在反镇压、抗税和夺粮斗争中，当地党委领导犯了“左”倾错误，一度提出“拔掉知识分子、富农、地主、土豪老根”的口号，并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扩大了打击面。1931 年驻西贡的党中央常委机关被破坏，陈富和中央常委全部被捕。4～5 月，中圻和义静地区党的领导干部也相继被捕，运动失去领导核心， 自 1931 年年中以后，逐步低落。革命力量转入地下，义静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不复存在。

义静苏维埃运动虽然失败，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正如胡志明所指出的， “义静苏维埃显示了越南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和英勇精神，运动虽然失败， 却为后来八月革命的胜利准备了力量。”

1931 年下半年后，越南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但共产党人和反法爱国志士仍坚持斗争。从 1933 年起，运动逐渐兴起。1934 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了党的海外机构，并着手恢复和统一国内党的基层组织。1935 年 3 月，在澳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1936 年越南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友爱会、读书会、互济会等合法、半合法的组织建立，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民族解放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斗争 印度尼西亚从 17 世纪初逐步沦为荷兰的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有三百多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印尼被称为“荷属东印度”，或称“尼德兰东印度”。荷属时期，印尼自 18 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解散后，直接由荷兰国王委派的总督管辖。以总督为首的殖民政府下辖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东部诸岛等六个省区，以及位于中爪哇日惹与梭罗地区的四个公国（土邦）。

殖民当局建立一支皇家陆海空军武装力量，以荷兰军官为骨干，征募印尼人，组织了相当庞大的军事镇压机器。同时，在 1918 年正式建立了东印度国民议会作为咨询机构，除荷兰人议员外，也吸收部分当地上层人士为议员。从 20 世纪初以来荷兰女王和王国政府宣称荷兰要在东印度执行“道义政策”，将权力逐步移交给当地人，改善殖民地的状况。但实际上，以总督为首的殖民政府掌握了一切大权，东印度国民议会形同虚设，总督有权否决它的任何决议。

进入 20 世纪，荷兰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为了保持自己在印尼的地位，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允许列强资本自由输入东印度殖民地。因而，英、美、日、法、比等外国垄断资本如潮水般涌入印尼。一战前后，在印尼形成了以荷兰为主的国际垄断资本共同剥削的局面。英国资本首先进入，它同荷兰资本建立合营企业，在印尼的种植园和采矿业大量投资，其实力仅次于荷兰，居第二位。美、日对印尼的资本输出也日益增长。到 20 年代，

印尼的外国资本达 60 亿荷盾，外国洋行和大银行控制了印尼的各生产部门， 操纵了它的经济命脉，攫取了巨额利润。1929 年，外国垄断公司在印尼的企业其利润率高达 30％～40％，有的高达 170％，一年就可从印尼掠夺 15 亿荷盾以上的利润。

印尼拥有一百九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和六千多个有人居住的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其面积为荷兰本土的 57 倍，并拥有六千多万人口和一百多个民族，各个岛屿与地区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宗教、语言和民族问题复杂多样。荷兰殖民者采取保存封建主义和一切前资本主义残余的政策，在维护总督集权统治的前提下，保留各土邦王公的特权，并扶植印尼封建贵族、地主、奴隶主以及民族酋长们作为统治支柱。

伴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种植园、采矿企业、铁路和轮船等近代运输设施建立起来，这一方面破坏了印尼原有的自然经济，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印尼群岛，尤其是爪哇岛上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一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印尼民族资本企业有所发展。据统计，1925 年爪哇岛上有 5175

家雇工六人以上的企业，由印尼人经营的有 865 家。印尼的民族企业主要是花裙业、编织、制鞋和卷烟（丁香烟）等行业，但规模小，发展缓慢。此外， 印尼还出现一些从事零售贸易的商人，其中不少是华侨、华人商人。

印尼的工人阶级主要是在外资企业、矿山和运输部门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除印尼土著工人外，华工和土生白人工人也是重要成分。在 30 年代，除

了成百万的农业种植园工人外，印尼已有产业工人 50 万人。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尼也出现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地方官吏和没落贵族家庭，同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但他们又受到殖民者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强烈要求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教育， 提高印尼人的社会地位。此外，早期移居的欧洲人后裔“土生白人”及其知识分子也受到歧视与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对殖民政权不满。

从 20 世纪初开始，印尼民族日益觉醒，民族主义组织逐步出现。1908

年 5 月 20 日，印尼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至善社在中爪哇的日惹成立， 其宗旨是“采取法律所准许的一切手段”，发展教育，实现“农业、畜牧业和商业的进步”，“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以及“土著艺术和科学的复兴”。它的创建人是医生瓦希丁·苏提罗胡梭多。到 1909 年，至善社已建有 40 个分社，有会员 10，000 人。它的建立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1911 年，

印尼花裙业商人在中爪哇梭罗组织“伊斯兰商业联盟”。这个组织的最初宗旨是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保护印尼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抵制华侨华人商人的竞争。1912 年，改组为“伊斯兰联盟”，成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著名的民族主义活动家佐克罗阿米诺托任主席，总部设在大商业城市泗水。它的斗争目标是建立印度尼西亚人的自治政府。到 1918 年发展成为一个

拥有 38.94 万人的群众性政党。其内部有不同派别。

与此同时，土生白人知识分子于 1912 年在万隆成立了“东印度党”，提出“东印度是东印度人的”的口号，要求生长在印尼的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这个党不久就被迫解散，但其中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1914 年 5 月 9 日，原荷兰社会民主党党员史尼弗立特①和印尼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泗水创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争取印尼独立” 的纲领，主张“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团结人民、工人和农民以及一切民族和宗教”，并“以社会主义知识教育人民”。这个组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并开展工人运动，并在伊斯兰联盟中开展革命活动。它为印尼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印尼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建立。1918 年印尼各地有 7000 工人参加罢工，1919 年增加到

6.6 万人。1919 年在日惹建立了工人运动联合会，加入联合会的工会有 22 个，会员人数超过 7.2 万人。工人运动的高涨迫切要求建立工人的革命政党。1920 年 5 月 23 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联盟改组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选举司马温为主席，并于年底加入共产国际。1924 年，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改称印尼共产党。

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促进印尼工农运动的发展。1920～1923 年印尼罢工斗争高涨。1922 年东印度总工会成立，次年领导了爪哇铁路工人大罢工，有

1.3 万名工人参加，其中包括欧洲籍工人。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并将司马温驱逐出境。农民运动也日益兴起。由于伊斯兰联盟规定其成员不得参加其他政党，联盟内的共产党人宣布退出，另组红色伊斯兰联盟，吸收农民参加。1924 年红色伊斯兰联盟改组为人民同盟，其成员达三万多人，大多数是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同盟开展农民运动。

20 年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尤其是 1924～1927 年中国大革命的蓬勃发展，鼓舞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在革命运动日趋高涨和共产党成立的形势下，荷兰殖民当局加强了镇压。他们解雇罢工工人，逮捕反抗的农民，封闭进步学校，取缔出版、集会等民主自由权利，监禁和流放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同时在农村组织恐怖集团“绿色同盟”来对抗人民同盟。荷兰殖民者的恐怖镇压加剧了他们与印尼人民的民族矛盾，革命烈火一触即发。但在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印尼共产党领导过高估计了革命的力量。1924 年底，党的特别代表大会认为已存在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并提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实现银行和工业国有化等口号。1925 年 12 月 15 日，印尼共产党在日惹附近的布兰班南举行紧急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的决议，并成立起义委员会，以准备和领导起义。

起义原定 1926 年 6 月 20 日发动，但由于党内领导人丹马拉卡等反对起

① 即后来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的马林。

义，并另立印尼共和党，使共产党陷入分裂，起义不得不推迟举行。到 1926

年 11 月 12 日，起义终于在爪哇的雅加达和万丹首先发动。当日晚，雅加达起义委员会领导郊区起义农民向市区进军，他们进攻监狱，占领电话局，袭击警察署。万丹的起义农民打死了残暴的梅尼斯区区长，破坏了一座铁路桥， 占领了拉甫安火车站，以切断荷军运输线。起义的火焰迅速扩大到勃良安、万隆、梭罗、北加浪岸和谏义里等地，斗争持续到 12 月上旬。苏门答腊的起义原定与爪哇同时发动，但爪哇起义爆发后，印尼共产党中央多数领导人即被捕，苏门答腊起义委员会未接到起义指示，迟至 12 月中旬才决定举行起

义。1927 年 1 月 1 日，苏门答腊的沙哇仑多煤矿区首先爆发起义，起义者与

殖民军激战 12 天后终于失败。其他地区起义坚持了一个月也被镇压。1926～1927 年印尼民族大起义的风暴震撼了荷兰的殖民统治。荷兰殖民

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印尼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进步工会和人民同盟被解散，约有两万多人被捕，一些领导人被处以绞刑，四千多人被杀害或被判五年至十年徒刑，一千三百多人被流放到西伊里安荒无人烟、疟疾横行的利辜集中营。

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的条件尚不具备；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很不成熟。党的领导在起义前脱离实际执行了一条“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消灭富农、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口号；要求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建立印度尼西亚的苏维埃政权。使党不能团结广大群众，组成广泛的反荷统一战线。此外，在起义前夕，丹马拉卡反对起义和分裂党组织，也是造成起义失败的重要因素。因而，起义过程中， 缺乏统一领导，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地斗争不能按计划密切配合，起义斗争仅仅两个月就被荷兰殖民者分别绞杀了。

然而，声势浩大的民族大起义，给荷兰殖民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鼓舞和推动了亚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印尼人民的反荷起义获得了中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同情。1926 年 11 月 25 日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 ，声援印尼人民的斗争，指出：“我们从这里，告诉爪哇的兄弟们，中国人民是同情于你们的，你们的斗争引起全东方的同情，继续你们的独立运动吧！”

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印尼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被迫转入地下。印尼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但荷兰的镇压无法阻止民族独立运动的继续发展。1927 年 7 月 4 日，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在万隆创立“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翌年改名“印尼民族党”。这是一个代表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加入该党的不仅有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小职员，还有手工业者和工人、农民。它提出了“取消政治上的依赖，结束荷兰政权”等要求民族独立的纲领，反对同荷兰殖民政权合作。同时，苏加诺于 1927 年 12 月建立了印尼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印尼民族党、伊斯兰联盟、至善社、巴巽丹协会、苏门答腊同盟、巴达维亚人联合会、印尼研究会等政党、团体联合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苏加诺当选为主席。

苏加诺（1901～1970 年），出生于东爪哇泗水（苏腊巴亚）。父亲是一个封建贵族出身的小学教师，母亲出身于巴厘岛的婆罗门家庭。1916 年苏加诺在泗水荷兰中学求学时，寄居在父亲的好友、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佐克罗阿米诺托家中。在这里他阅读了许多世界伟人的传记和他们的著作；并认识了

领导当时印尼民族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著名政治领袖，经常向他们询问有关政治和民族运动的问题。从这时开始，他受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影响，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对苏加诺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泗水读书时，苏加诺积极参加了青年运动，加入了伊斯兰联盟。1921 年中学毕业后，他进万隆工学院学习。这一时期，他专心研究了各种政治理论，积极投身民族运动，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激烈抨击荷兰殖民统治的演说。他领导的印尼民族党和印尼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明确提出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要求，吸引了许多群众。不少转入地下的印尼共产党人也参加进去。1928 年 10 月，印尼各族青年在雅加达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青年誓词》，宣称他们是“一个民族——印度尼西亚民族，一个祖国——印度尼西亚祖国；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大会决定以象征勇敢和纯洁的红白旗作为印度尼西亚国旗。代表大会还第一次奏起了青年作曲家苏勃拉曼谱写的《大印度尼西亚歌》。

印尼民族政治团体协商委员会公开要求取消不民主的法令，取消利辜流放地，取消契约工人刑罚条例，释放政治犯，取消禁止公务员参加政党的禁令。荷兰殖民当局把苏加诺和他领导的民族党的活动视为“洪水猛兽”，下令予以严厉镇压。1929 年 12 月 29 日，苏加诺等民族党领导人被捕，囚于万

隆监狱，民族党活动被禁止。1930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29 日，苏加诺被殖民法庭审讯。在法庭上，苏加诺发表了题为《印度尼西亚控诉》的辩护词，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和谴责荷兰殖民统治的罪恶，表达了印尼人民要求独立的坚强信念。殖民法庭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悍然判处苏加诺四年徒刑。对苏加诺的审判成为轰动一时的热门新闻，大大提高了苏加诺在群众中的声望。1931 年 12 月 31 日，苏加诺被提前释放出狱时，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这时，苏加诺成为印尼民族运动著名的领袖，他的政治思想成为印尼民族主义者从事民族运动的思想武器。

20～30 年代是苏加诺政治思想体系初步形成时期。苏加诺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理论——“纳沙贡”思想，即民族主义者、宗教信仰者、共产主义者联合，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26 年，苏加诺在万隆工学院毕业时，他在《青年印度尼西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论述了印尼三大政治势力之间相互的关系，强调为实现民族独立这个共同目标，这三支力量应互相合作，加强团结。1933 年，他撰写了《争取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一文，提出通过民族独立的“金桥”走向正义和繁荣的社会，首次阐述了他的经过民族革命向社会革命发展的思想。苏加诺还提出了“马尔哈恩”思想，即贫民主义。他用一个自耕农的名字马尔哈恩来代表印尼的贫民大众，主张依靠贫民来实现印尼的革命。在二次大战期间，苏加诺阐述了他的建立统一的印尼民族独立国家的思想。1945 年 6 月他在独立调查会上，发表了“建国五基”的讲话，提出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民主（或协商制）、社会繁荣和信仰神，是建立独立印度尼西亚国家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这标志着苏加诺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

苏加诺思想的核心是民族主义，即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民族团结，其政治思想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处理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他一贯主张平衡和协调。苏加诺的思想是现代亚非民族主义思潮中一种具有鲜明的反帝特色的进步思想，对于印尼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

作用。

30 年代初，印尼民族党虽因领导人被捕和殖民当局的镇压遭受挫折。但印尼人民的反荷斗争仍在发展。印尼民族党被宣布为非法后，党组织一分为二。沙多诺组织了“印度尼西亚党”；哈达和沙里尔建立了“印尼国民教育党”。1931 年 12 月苏加诺获释后，尽力使两党统一，但未成功。他加入印度尼西亚党，并担任该党主席。印度尼西亚党发展迅速，到 1933 年夏已有

71 个支部，2 万党员。

1933 年印尼人民反荷斗争的重大事件是“七省号”军舰水兵起义。起义原因是荷兰当局连年降低水兵工资，引起水兵的反抗。1933 年 1 月，泗水港的海员罢工，被调往苏门答腊的“七省号”军舰水兵在海上宣布起义，印尼水兵联络部分荷兰军官夺取舰只，返航泗水。殖民当局派飞机轰炸，调遣舰队围攻阻截，水兵起义被残酷镇压。在这次起义中，荷兰、印尼海员团结合作，给予了殖民统治沉重打击。

在镇压水兵起义之后，荷兰殖民者加强了对印尼民族主义政党的镇压。1933 年 8 月，苏加诺再次被捕，未经审讯即被流放到小巽他群岛的佛罗列斯

岛，后又转移到苏门答腊的明古连。翌年 2 月，印尼国民教育党亦遭禁止， 哈达、沙里尔等被捕，11 月流放到利辜，后转移到班达岛。

30 年代后期，法西斯侵略威胁日益严重。1935 年 4 月，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慕梭秘密回国。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1937 年 4 月组成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该党于 1939 年 7 月倡议建立“印尼政治联盟”。其目标是团结各阶层、各党派，争取印尼民族自决，实现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的统一，民主选举责任议会，印尼与荷兰协调一致，建立反法西斯统一阵线。

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新情况下，印尼共产党的策略转变。 1939 年 12 月， 印尼政治联盟召开了印尼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以印尼语为国语，红白旗为国旗，《大印度尼西亚歌》为国歌。要求成立国民议会。但是，荷兰政府拒绝了印尼人民的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