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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自我实现的预言第一章日常生活

这个故事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1948）说得好极了。1932 年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卡特赖特·米林维尔（Cartwright Millingville）来上班。他供职于一家银行，并任该行行长。他注意到，这一天出纳员的窗口相当忙。存户在一周中（离发薪日还远着呢）排着长长的队伍是不常见的。米林维尔衷心地希望这些存户没有被解雇，然后开始他的行长事务。

这家银行资金雄厚而且具有偿付能力。它的行长知道这一点，它的股东知道这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在出纳窗口排队的那些人不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相信，这家银行将要倒闭，假如他们不迅速取出存款，就没有存款可取了，因此，他们现在就排起队来，等候取出存款。在那些人相信这家银行将要倒闭并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之前，他们可以说是错了。但是，一旦他们相信他们的信念并且按照它去做，他们就“知道”了米林维尔行长、那些股东以及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真相或事实。因为他们造成了这个真相或事实，所以他们懂得了这个真相或事实。他们的期望，亦即他们的预言，导致了这个期望本身的实现：这家银行倒闭了。

不仅经济机构的倒闭归因于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默顿还指出了这样的期望通常在各种族间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群体的行为中的重要性。某个州的黑人学业成就较低，这可能确实已成为现实，该州花在黑人青年身上的教育经费不到花在白人青年身上的 1/5。罗斯（Rose，1956）在某种意义上更进了一步，他说，白人和黑人都期望黑人失败，这是一种“不让黑人尝试”的双重期望。

然而，使“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概念仅局限在一个方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在种族关系的案例中，借助所谓的“斯威尼奇迹（Sweeney’ s miracle）”这个特定的自我实现预言，就可以作出很精彩的阐述［《展望

（Look）》编委会，1965］。

詹姆斯·斯威尼（James Sweeney）在图莱恩大学教授工业管理和精神病学，并负责经营这个大学的生物医学计算机中心。斯威尼的期望是，他能够使受教育不足的黑人充当计算机操作人员。他选定的那位受教育不足的黑人名叫乔治·约翰逊，他以前是医院里的清洁工，后来成了该计算机中心的杂务工。早晨，他打扫卫生，下午，他学点计算机的知识。他学到了不少有关计算机的知识，可是，大家都说，要想当计算机操作人员，就必须在智力测验中获得一定的分数。约翰逊参加了智力测验，结果表明他甚至于没有学会打字的能力，更不必说操作计算机了。但是斯威尼不信。他去行政部门威胁说，没有约翰逊，就没有斯威尼。他们两人继续工作，斯威尼仍然主管计算机中心，而约翰逊现在管理主要计算机的机房，负责新职员的培训事务。

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 1950）是采用“自我实现预言” 这个概念的又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把这个概念应用到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领域之中。奥尔波特认为，期望参战的国家最有可能参与战争。发动战争的期望传递给未来的对手，未来的对手也会作出备战的反应，这种行动更加证实并强化了最先希望发动战争国的期望，导致更充分的备战，依此类推，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循环的相互强化系统。那些不想参战的国家有时似乎设法

避免卷入战争。

就人们对一个人的期望而论，分析他打高尔夫球或玩滚木球戏的方式，要比分析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更平淡无奇，但同样令人感兴趣。威廉·怀特（William Whgte， 1943）是一位参与性观察研究人员，他研究了一组年轻人滚木球的行为。这组人都是怀特所描述的有名的街角帮

（Street-corner gang）成员。这组人（尤其是他们的头儿）“知道”一个人应该滚得多么好。某个晚上，小组成员都“知道”某人会滚得好，他果然滚得不错。在另一个晚上，小组成员“知道”某人将滚不好，他真的就滚不好，尽管他在前一个晚上滚得很好。小组对成员成绩的期望似乎决定着成员的成绩。这种树立信心的挑战和给那些期望能滚好木球的人提供鼓励，也许凭借增强他的动机并减少他对干扰影响的焦虑，来帮助他滚好球。把小组的期望——他将滚不好球——传递给某个成员，可能会降低他的动机并增强他的焦虑，以致这种期望影响了他的成绩。

尽管没有具体地探讨一个人的期望对另一个人行为的影响，但贾斯特罗

（Jastrow，1900）的一些观察是与之有关的。他写道，一个运动员因为非常担心自己会失败，以致自己的动作协调受到破坏而真的失败了。“⋯⋯心里总是想着可能不能达标会削弱个人努力的强度，从而有碍于个人的最佳表现”（P.301）。贾斯特罗在他的例子中没有明确地说明失败的期望出自他人。然而，怀特提供的例子确实表明，这样的期望通常来自他人。

学习理论家格思里（E.R.Guthrie，1938）进一步阐明了他人对一个人行为的期望对他的行为的影响。一位胆小而且又不善社交的年轻姑娘由于被故意当作社交的宠儿，而在社交场合成了自信、应付自如的人。一组热心相助的大学生事先调整了和她相会的那些人的期望，使得他们期望她的是善于社交的行为。这种对善于社交的期望及时引发了所期望的善于社交的行为。在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戈尔茨坦（Goldstein，1962）注意到德雷耶（Drayer， 1956）对救援人员期望之重要性的观察。在民事和军事事故中，受害人似乎按照救援人员期望他们作出的反应而作出反应。美国陆军的精神病防治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越被明显地当作精神病患者治疗，就越不可能回到工作岗位

（Bushard，1957）。在开车这种更日常的经验中，肖尔（Shor，1964）指出，一个驾驶员对他人驾驶汽车行为的期望可以充当自我实现的预言。

贾斯特罗（ 1900）详尽地叙述了工作领域中一个具有充分文献的自我实现预言的案例。那是 1890 年，霍勒里斯制表机（ Hollerithtabulating machine）刚刚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安装妥当。这种机器好像打字机，需要操作的人学会发明者霍勒里斯认为要求很高的一种新技能。霍勒里斯期望，一个受过培训的人每天能打印约 550 张卡片。两周之后，操作的人经过充分培训，开始每天打印大约 550 张卡片。过了几天，每人开始超出预期的成绩，只是在情绪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操作人员紧张地试图打破预期的界限，以致于美国内政部长下令禁止制定任何最低成绩指标。这一步骤被看作是保护该机构人员的心理健康所必需的。

为了扩充霍勒里斯制表机的工作人员，于是，新招了 200 位职员。这些职员对这项工作一无所知，以前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甚至从未见过这种机器。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从事这项工作在情绪上所付出的代价，也没有人讲过可能达到的成绩最高限是多少。不了解这些情况反而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三天之后，这组新的操作人员的成绩达到了前一批人通过更合适的集中培训，7 周

后才达到的成绩水平。前一组每人每天打印 700 张卡片后就精疲力竭，而新招的这组每人打印出 3 倍于上述数字的卡片，也没有任何不良效应。

在人口普查局采用霍勒里斯法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预言的工业方面的例子大约 75 年以后，巴维拉斯（Bavelas，1965）描述了工业情景中对这一命题更正式的检验。在一个大型的工业企业里，大量的女性求职者都要受到一番评价。每位求职者都要接受智力测验和手指灵巧性测验。管理这些雇员的领班被告知其中某些妇女在这两项测验中得分很高，而某些妇女得分很低。领班所得知的信息当然与这些求职者的实际成绩毫无关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领班对这些工人的评价和这些工人的实际成绩记录表明，领班的评价更偏向那些据说在上述测验中取得高分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一种简单的“光环”效应（“halo”effect），领班的理解力在这种效应下受到了他们自己期望的影响。如果领班期望工作人员取得好成绩，客观的成绩记录也就是好的，这种发现不能这样简单地加以解释。这种结果不能归因于一种简单的光环效应，而只能归因于人际间自我实现预言的又一案例。令人感兴趣的是，工作人员的实际测验分数与领班的随后评价或者与客观的生产记录毫无关系。

上面所述的自我实现预言的所有案例，只有助于阐明自我实现预言这个概念，而无助于确立这个概念的真实性、效用性或普遍性。除了巴维拉斯的研究之外，上述案例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种轶事性的证据。所以，尽管这些案例并非毫无价值，但还不能当作结论。姑且假定人们对未来事件作出预言或对未来事件抱有期望，我们可以考察存在于对事件的预言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可能关系的类型。

预言和事件之间的一些可能的关系

表 1－1 表明了预言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些较有可能的关系。在案例 1 中，预言和所预言的事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声称没有这样的关系。

（统计上非常复杂的轮盘赌徒的情况便是这样：假使轮盘转轮合理的话，赌注和表示赢的颜色或数字应该无关。）在案例 2 中，在预言和事件之间没有发现有关系，但预言者认为有一种关系。（甚至在转轮合理的情况下，一个轮盘赌徒常赢，这种情况不常见，但很可能发生，那么就可能相信他的预言影响转轮的旋转。）J· P·查普曼和 L·J·查普曼（Chapman and Chapman， 1967）引用了大量文献证明，即使是头脑简单的人在不存在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也会察觉到关系来。

表 1 － 1 预言和随后事件之间关系的类型类型 I 预言和事件间没有关系

案例 1 A.而且声称没有关系案例 2 B.但声称存在一种关系

类型Ⅱ 预言和事件之间有某种关系A.关系是负的

案例 3 1.但不是由于预言的缘故案例 4 2.而且是由于预言的缘故B.关系是正的

但不是由于预言的缘故案例 5 a.纯属巧合

案例 6 b.预言是由于过去有关的事情

案例 7 2.而且是由于预言的缘故

类型Ⅱ诸关系的共同之处是预言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性质可能是正的或者负的，而且这种关系可能是或者可能不是由于预言本身造成的。因而，在案例 3 和案例 4 中，我们有一种反自我实现（antiself-fulfilling）的预言。这种预言准确预示了它自己的对立面，即默顿（1948）称之为“自灭预言”（suicidal prophecy）的一种事态。有位忧心忡忡的医生预言他的病人就要死亡，因而特别照顾好病人，这可作为例子。这位医生也可用来说明预言和事件间负关系的亚类型（案例 4），这种关系是由于预言本身的缘故。然而，预言本身也有可能不是有效的变量，而是预言者的某种相关表征。这样，忧心忡忡的医生也拥有专业能力，致使病人生命延长，而且尽管医生忧心忡忡的事实导致在担心病人的健康与病人的延长生命之间有一种虚假的负相关，但是医生的忧虑本性这一事实可能与之无关（案例 3）。

同样，在案例 5～7 中，自我实现的预言并不总是真正地自我实现的。即使预言不是造成随后事件的原因，但预言可能与随后事件有关（案例 5 和 6）。因而，一位持乐观态度的教师如果预言一个教育上有困难的学生会取得好成绩，这位教师就可能使他获得好成绩，这不是由于她预言了好成绩，而是因为教师的个性与乐观态度有关（案例 5）。假如反向关系确实存在的话，预言有时似乎导致所预言的事件发生。对过去有关事件的观察形成预言，这种预言的结果只是一种准确的预示，并不影响到所预言的事件（案例 6）。

最后，在预言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里，预言不是伴随着自我实现而是有助于自我实现（案例 7）。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关系，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总是能这样容易地把它与其他类型区别开来。本书第三章对这个问题将进行更严格的讨论，并且运用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种现象的真实性和普遍性。现在继续讨论下去，未免有些盲目，因此，下述问题必须提出来：假定自我实现的预言发挥作用，什么东西使这些预言自我实现？若不考虑具体预言的性质，是否有某些普遍原则可用来解释预言在其自身实现中的作用？

预言实现的动因

使一个人的期望得不到证实是令人不快的，尽管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通常不会导致心理抑郁。总的说来，人们不希望自己错了。这种常识性的断言得到实验证据的支持，这种证据表明上述断言是可取的，因为单凭常识，我们就“知道”不真实的事情太多了。卡尔史密斯和阿伦森（Carlsmith and Aronson，

1963）证明，假如被试期望尝尝苦味的东西，而给他们的却是甜味的东西，那么这种甜食尝起来就不太甜了。假如被试期望尝尝甜味的东西而给他们尝的却是苦味的东西，这种苦味的东西就会被判断成比平常更苦。日常生活中与这种实验相类似的是，人们偶尔会冤枉他人的美味佳肴。一种使人厌恶的味觉体验是由于吃了一顿不想吃的食物，尽管这种食物平常是某人非常喜爱的。桑普森和西布利（Sampson and Sibley，1965）至少部分地证实了卡尔史密斯和阿伦森的研究成果。

阿伦森、卡尔史密斯和达利（Aronson， Carlsmith and Darley，1963）通过证明被试有时喜欢一种客观上更令人不愉快的任务，而不是喜欢更令人愉快的但却在意料之外的任务，为上述的研究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当被试像所期望的那样执行任务时，他们似乎对自己完成任务的成绩也更满意。阿伦森和卡尔史密斯（1962）证明，那些做不好，也想做不好的被试似乎比那些做得好但不想做好的被试对自己的成绩更加满意。

哈维和克拉普（Harvey and Clapp， 1965）的一项实验与这些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发现，当被试期望别人说他们好话时，他们更喜欢对好话而不是对坏话作出反应。这一研究结果不足为怪。但是，当被试期望听到别人说有关自己的不愉快的事，而且随后真的听到别人说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时，要比当他们期望听到不愉快的评价但听到的是愉快的评价时更有利地作出反应。根据这些以及其他的研究，［尽管有些研究不支持这种看法（McGuire， 1966）］，似乎看出，即使自然的反应一直是合乎情理的，但在自然的不可预言性中可能确实有些痛苦；因而当人们预言到了自然的不仁时，这种不仁可能非常容易承受。这种事态可能有一种进化的优势。假如从长远的观点看，人类不太喜欢意外事情，那就可能推动更多地理解自然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自然的事业。这种事业包括巫术、宗教和科学，而科学允许对自然中可能的意外事件之减少作些定量的陈述。对于自然的更多的理解，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控制自然或适应自然，从而能够更大地减少可能的意外事件。假如人类能够因更加准确地预言而生存得更好，那么，看来就有理由认为，人类在预言的准确性方面具有既得利益。保障这样的准确性比自然赋予的某种不可预言的小恩小惠对于人类可以有更多的裨益。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是否采用“生存值”这样的生物学概念，许多理论家一致赞同，人类在他的世界中需要至少一种最低限度的稳定性、一贯性、有序性或者可预言性（Allport， 1950； Festinger， 1957； Kelly， 1955； Potter，1954；Tolman， 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