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治疗专业

我们在上一章提供了自我实现预言的例证，提及的预言者都不承担改变他们所预言的人或机构的任务。在提供的大多数例子中，预言者无意于影响所预言的事件。本章则认为那些承担社会责任的预言者必定要在作出专业预言的人身上引起有益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临床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和康复锻炼这些治疗专业就像教育专业一样。的确，有时要在治疗专业和教育专业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是困难的。例如，我们将把学生辅导员、特殊教育指导员、或者学生人事专业人员放在什么位置上？因此，对治疗专业中自我实现预言的思考可以启发我们随后对教育情景中自我实现预言的思考。

催眠术

尽管社会学家默顿（1948）多次用到自我实现预言的概念，并对这个概念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他用它分析如种族偏见和宗教偏见（和银行的倒闭）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但是这个概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在临床情景中使用了。艾伯特·莫尔（Albert Moll， 1898）明确地提及了“预言引起自我实现”的临床现象（P.244）。他提到，假如相信癔病性麻痹能够治好，这类病人就会治疗痊愈。他讲述到，当对失眠、呕吐、阳萎和口吃的出现怀着极大的期望时，这些症状就都会发生。但是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催眠现象。他的信念是，被试按照他们相信主试期望他们做的那样行事。过了很长时间之后，马丁·奥恩（Martin Orne， 1959）清楚而生动地

证明了莫尔是正确的。在心理学导论课中，给两个配对班就催眠这个主题各上了一次课。有一次演示作为课的部分。在其中的一个班级，催眠的演示包括三位被试显示他们的优势手呈僵住状或僵硬状。假如被试是右优势手，演示会显示他的右手呈僵住状；如果被试是左优势手，那么左手就会出现僵住状。另一班实质上得到了所有关于催眠的同样的信息，但不提及优势手呈僵住状的情况，也不提及任何演示。然后，两班各抽出 9 位被试，由不知道被试参加哪一班上课的主试进行催眠。在没有期望优势手呈僵住状的被试中间，没有一个人显示自己的优势手呈僵住状。然而，在获知“催眠意味着优势手呈僵住状”的被试中间，大多数被试恰恰显示了这个症状。虽然莱维特和布雷迪（Levitt and Brady， 1964）证明了被试的期望并不总是导致一种证实的表现，但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莫尔是正确的（Barber and Calverley， 1964）。

在刚才引用的这些研究中，我们没有明确地把催眠术师的期望作为被试反应的一个无意的决定因素来加以探讨。我们是把被试的期望作为他自己反应的一种决定因素来探讨的。至于不同的催眠术师对各自被试的表现抱有不同的期望，至今尚无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我们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来证实催眠术师的期望对被试的反应的影响。克雷默和布伦南（ Kramer and Brennan， 1964）确实对符合自我实现预言模式的一些资料提出了一种解释。他们研究了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发现这些病人同大学生一样易受催眠，而过去却一直认为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不易受催眠。他们的解释认为，相对于较早期的研究而言，研究人员亲自接近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能够把接受催眠的期望传递给病人。

心理疗法

在心理疗法领域里，许多工作人员对自我实现预言的效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弗里达·弗罗姆—赖克曼（Frieda Fromm － Reichmann， 1950）。她像其他的临床医生一样，提到了精神病具有医原性的不可根治性。心理学家自己对病人预后的信念可能是这种预后的决定因素。斯特鲁普和卢博斯基（Strupp andLuborsky ， 1962）以及夏皮罗

（Shapiro， 1964）也提到了这一点。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 1964） 在较早的时候就评论过。他说：“精神疾病是不可根治的，因为精神病学家以及其他的人已经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后来］⋯⋯精神病患者再次被认为是可以根治的，因而被证实是可以根治的”。（P.275）这些临床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几项更正式的研究的支持。海因和特罗斯曼（ Heine andTrosman，1960）没有发现病人最初对治疗的期望与病人继续接受治疗有关。然而，他们确实发现，假如临床医生和病人怀有一致的期望，病人就会继续延长治疗。杰罗姆·弗兰克描述了有助于保证这种一致性的实验程序， 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Frank，1965）。简单地说，就是给预期的病人上心理疗法课；病人知道期望什么和治疗者将期望病人什么。

戈尔茨坦（1960）发现，患者人格上没有任何可以觉察出来的变化与临床医生对这种变化的期望有关。然而，临床医生的期望与心理治疗的时间长度有关。此外，赫勒和戈尔茨坦（Heller and Gold-stein，1961）发现，临床医生对患者好转的期望与患者对临床医生的吸引力的变化有显著相关

（0.62）。这些工作人员还发现，上过 15 次疗法课后，患者的行为不再具有独立性，但是，他们自我描述的是比较独立的行为。从事这项研究的临床医生一般都赞成逐渐提高的独立性，而且往往期望成功的案例来证明依赖性的降低。患者很可能从他们的临床医生那里获悉，这些医生的期望是患者不断地说自己的行为是“独立的”，从而有助于实现临床医生的期望。戈尔茨坦

（1962）对于期望或预言变量在心理疗法上的交互作用的普遍重要性作过了最详尽的讨论。但是，催眠和心理疗法不是临床医生的期望在临床实践上可以决定结果的仅有领域。

死亡率

震颤性谵妄（delirium tremens）的死亡率近来不超过 15％。然而，各种新的治疗方案时时把这一数字几乎降低到零。《酒精研究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1959）的编辑总结了冈内（Gunne） 在瑞典的工作，结果表明，治疗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死亡率的降低。对这种结果的一种解释是，提出新治疗方案的人期望死亡率降低，他们的期望除了导致研究中具体的治疗之外，还导致对病人有微妙差别的护理。而且预言又可能已经自我实现了。同样，在分析自杀行为时，科布勒和斯托特兰（Kobler and Stotland，1964）振振有词地说，家属和医治者对病人自杀的期望可能传递给病人，结果是病人实现这种预言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认为，确实自杀的那些人是对他们将要自杀的那种期望作出了反应”（p.262）。

佩克尼奥（H.Péquignot）教授在法国著名的医学杂志上著文（1966），

指出许多医疗预后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译文大意如下：

全部症状实际上都可以允许作出接近死亡的预言。但是，只有在人们放弃医治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这样的预言。我们亲眼看到过许多病例被认为是不可根治的，而且是由于作出了这种诊断而变得不可根治。⋯⋯医学上悲观的预后 造成的损害不再计较。一种悲观的预后，由于使医生、家属、照顾病人的亲友和病人产生灰心丧气的惰绪，从而有可能自动地证实，这种可能性使悲观的预后变得令人畏惧。

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1964）描述了一个患晚期癌症的病人确实在

濒临死亡时才被送进医院。他得知有一种治癌新药（Krebiozen）也许是特效药，并让他服用这种药。结果疗效显著，病人出院回家住了几个月。然后他又获悉，这种新药可能无效。于是，他旧病复发，再次住进医院。尽管他接受的是盐水注射而不是这种新药的注射，但他恢复了对这种新药的信心。他又完全好转出院。最后，他被告知美国医学协会（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彻底否定了这种新药的作用。这个病人失去了所有希望，再次被送进医院。这是最后的一次，48 小时之内他就死了。

戈登·奥尔波特（1964）描述的是另一个死于一种疑难疾病的病人。主治医生很坦率地告诉他，由于诊断不出病因，他不能希望被治好。医生们告诉他的唯一希望是，已经请了一位著名的诊断医师来诊断他的病因，并且很快就会提出权威性的意见。这位专家来后不一会儿就得出了结论。他背着病人而当着主治医生的面宣布：“病人即将死亡”。然而，我们的这位病人没有死，他几年之后拜访了这位专家，并说自己健康良好，感谢医生救了他的命。这位以前的病人解释道，医护人员告诉他，要是疾病被诊断出来，他就能治好。所以，他解释道，他一听到会诊医生作出的“即将死亡”的诊断， 就知道自己会痊愈的。

在奥尔波特列举的轶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有点类似悖论的味道。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期望如果作出诊断，病人就能治好。虽然诊断本身是预言不可根治的疾病，但只要作出“诊断”，病人就治好了。也许，如果我们的病人已经知道预言的真正的性质，他患病的结果可能就不太妙了。我们所讲的种种轶事本身不能当作期望效应或者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之强有力的证据。然而，这样的轶事以及其他的轶事（Beecher，1962）都得到了医疗行业中安慰剂治疗效应的更正式的研究结果的支持。

安慰剂治疗

阿瑟·夏皮罗（Aither Shapiro， 1960）在对安慰剂治疗效应之历史所作的杰出评论中指出，直到近代，也许是 19 世纪后期，所有医学治疗实质上都是安慰剂治疗。不过，很早以前的医生对治疗给予的高度评价证明治疗是有效的。夏皮罗讲述了治疗的有效的程度。1794 年，意大利比萨市的拉涅里·杰尔比（Ranieri Gerbi）教授设计了一种治疗牙痛方案，确保一年之内不再复发。需要一种象鼻虫做止牙痛药（curculio antiodontaligious）。先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象鼻虫弄碎，然后把这两只手指放到疼痛的牙齿上。为了确立这种疗法的科学效度，召集了一个研究小组，以便评定这种治疗的效力。研究小组的调查表明，在调查的几百名牙痛病人中，68.5％的人因采用这种疗法而立即产生了疗效（Shapiro，1960）。

尽管已经看到新的药品在使用的早期似乎总是最有疗效，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就失去了部分疗效。这种现象像安慰剂治疗效应的一般作用一样，可以从医治者对药品效力的期望中得到部分的理解。在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医生的期望以及医生时时刻刻把这种期望传递给病人的情况（Sheard，1963）。当新的药品投入市场时，它的优点和效力被用来大做广告，医生就可能对病人说：“这是一种新药，昨天都还没有，已经证明这种药正好对你的病情是有效的。”他说这句话的声音是热情的。

与此同时，在医学院里，医学研究人员正在更严格地检验这种新药。不仅让一些病人服这种药，而且让相同数量的病人不服这种药。更严格地是另一组病人可能接受一种安慰剂治疗，但是病人，也许还有他们的医生都会认为这种安慰剂就是那种新药。假如服这种真正新药的病人中有 60％的人病情好转，那么不服药的病人中也许有 30％的人病情好转，而且在服安慰剂的病人中 50％的人病情也有可能好转。这种细致的研究就记录在医学文献之中。我们上面提到 的那位认真负责的医生作为一个热心的预言者，阅读了文献中记载的这种新颖的而且是细致的研究，出于对他所受的科学训练的尊重，他改变了自己对新药的看法。

下一个病人仍服用这种药品，但是标明他现在服的不是太新的药品。这一次，医生也许用更加实事求是的，甚至是试探性的口吻说：“这是一种相当新的药品，治疗你的这种疾病有时有效。”医师边说可能边在想这项研究， 这项研究表明，这种新药效力的极大部分存在于病人心中，而且也许存在于医生心中。这种知识实质上可能降低这种新药的效力。先前看病的病人似乎很有可能比后来看病的病人更受益于这种新药。

我们从费希尔、科尔、里克尔斯和乌伦赫思（Fisher，Cole，Rickels ， and Uhlenhuth， 1964）的研究中得出的设想获得了某种信度。在他们对安定药效应的研究中，他们训练了一些医师扮演治疗人员的角色，而训练另一些医师扮演研究人员的角色。治疗人员要求医师告诉病人对该药品的极大信任。研究人员要求医师告诉病人对该药品的效力抱有极大的怀疑。结果发现， 比较自信、热心的医师比扮演研究人员的医师在促使病人接受治疗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样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感是一致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治疗者对该药品的怀疑增加，这些药品就变得不太有效了。随着对该药品不太有利的报告的发表，传递给病人的怀疑往往就会增加。

有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的不是治疗效力，而是非治疗效力 或者“不良的副作用”。使用口服避孕药似乎就是这样的案例。在早期使用时，许多人抱怨服用之后有不良的副作用，这种不良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Worcester Foundation for Emperimental Biology）的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作了详细的研究，并且还证明这些报告出来的副作用可能是安慰剂效应（1966）。他采用了三组妇女。第一组服用口服避 孕药，并提供常用的预告：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第二组服用 一种安慰剂来代替真正的避孕药，但也提供上述预告。要求这两组妇女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继续使用她们常用的避孕方式。第三组妇女 服用口服避孕药，但为了观察不良的副作用而不提供常用的预告。在 没有期望副作用的妇女当中，约有 6％的人发生恶心、呕吐、头痛、眩晕、胃痛以及不适的反应。在两组得到副作用预告的妇女中间，约 有通常情况下的三倍的妇女出现了上述反应。第二组妇女同第一组 妇女的副作用程度相同。当症状被认为是经闭时，因服用安慰剂而 产生副作用的人数要比服用避孕药而得到通常

预告的人数多三倍。 如服用避孕药而没有得到通常的预告，则经闭根本不曾发生。

口服避孕药是“名符其实”的化学药品，这种药品，毫无疑问没有得到病人或医师所期望的很多帮助而发挥了作用。但是，正如 我们从平卡斯的研究中所获悉的，所谓的副作用几乎不能归因于药 物的特殊效应。还有很多其他证据证明，只要开了药理学上不起作 用的安慰剂，就能发现几乎是无数的副作用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口干、恶心、沉重感、头痛、注意难以集中、打瞌睡、温热、乏力、疲劳、嗜睡、皮疹、心悸以及瞳孔收缩（Beecher，1955）。按照这些来自非药物的“药物效应”，我们对下面的情况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 一个被试咽下安慰剂后，报告自己也有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幻觉效应， 他认为自己可能服了一种“拟精神病的”药物（Reed and Witl，1965）。

甚至对使用“糖丸”这种日常名称在街头兜售伪造药品的人，安 慰剂的效力也不很惊人。令他惊奇的，甚至令许多行为科学家惊奇的，或许是安慰手术的效力。我们可以从比彻（Beecher，1961）的研究里了解详细情况。减轻心绞痛，需要进行体内乳房动脉结扎的手术；结果是惊人的。可是这种手术的疗效与手术本身无关，而是“有关的病人和外科医生心目中所想象的” 结果（Beecher，1961，p. 1103）。然而，这种外科手术程序的疗效在外科医生中并不一样。热心于这种外科手术程序的外科医生通常要比持比较怀疑态度的外科医生减轻病人的病痛将近四倍。在严格控制的实验中，结果发现， 在治疗心绞痛时，简单的皮肤切开和做专门手术同样有效。可以理解， 这种特定外科手术很快就不很流行了。我们可以猜想，如果采用这 种外科手术的话，它现在不会像过去那样有效了，除非也许由不熟 悉比彻研究的外科医生来做手术。

这项探讨安慰剂治疗效应的研究表明了提出下列忠告的那个医 师的智慧：“趁新药仍有治疗效力时，请尽量用来治疗病人，越多越好。”（Shapiro， 1960， p. 114）。这一忠告可能也得到了当代其他研究人员的支持（例如， Honigfeld， 1964； Lesse， 1964； Schofield，1964）。

医治者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是安慰剂治疗效应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这个假设需要另外的、直接的实验检验。但是，这一假设仍 然受到比彻的进一步研究的有力支持。

在研究用实验引起疼痛的适度水平时，比彻（1966）把吗啡的止痛效应和安慰剂的止痛效应进行了比较。吗啡的效应并不强于生 理盐水安慰剂的效应。“麻烦”在于比彻采用了一种双重盲目法的设计（double-blind design）， 被试和研究人员都不知道何时服吗啡以及何时服安慰剂。其他的研究者没有比彻的这种“麻烦”，他们有充分 的数据把吗啡的效应与安慰剂的效应区分开来。然而，他们始终知 道何时服吗啡以及何时服安慰剂。这使得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实现。

比彻的双重盲目法不能使自我实现预言发挥作用。当研究人员不知道期望什么时，他就不能“微妙地传递”给被试应该怎样作出反应。 应该提到的是，只要痛疼的程度是剧烈的，吗啡在控制“真正的”痛 疼甚至在止住实验引起的痛疼时还是有效的（Beecher，1966）。

集体预言

至此，我们的讨论大都侧重于单个的预言者：如上所述的催眠 术师、心理治疗医生、医师。许多医治者在会诊时，就像在治疗一 特定病人或使他康复时一样，要考虑某一特定医治者的预言有时是 不太容易的，而且也不太有用。在职业康复领域里，人际相互作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研究项目小组成员的期望或预言似乎 导致了患者的相应行为。研究人员评价过一个项目，该项目试图表明，一个智力发展迟缓的年轻人能够学会谋得有报酬的工作。“研究小组成员发现，当他们期望这个年轻人负起某种个人责任时， 他就能够担负起这份责任”（Coffey， Dorcus， Glaser， Greening， Marks， and Sarason， 1964， p.11）。

有这样一个实验，即使某医院的全体人员相信该医院引进了一种新的安定药和一种新的兴奋药（Loranger， Prout， and White，1961）。实际上这两种新药都是安慰剂，但只有院长和作者知道这件事。根据医院人员的评定，这两种药物在治疗中十分有效，大约对 70％的病人至少有点帮助。当更严格地观察病人的好转情况时，这种兴奋药的疗效消失了，而假安定药的疗效在统计上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医护人员的预言或者期望能影响他们对病人好转的知觉，他们的预言也很可能影响到病人事实上的好转（Goffman， 1961；Stanton and Schwartz， 1954 ；Zusman， 1967）。

泰勒（Taylor，1966）的一项实验与此有关。泰勒获得了 10 位 住院接受精神治疗的病人精神失调程度的数据。他随机选择了其中 的 6 个病人，并告诉主治医生和护士，哈佛大学研制出来的一种新仪器断定：这些病人会表现出惊人的好转。至于对其余 4 个病人（控制组）则不作任何交代。正如医护人员对特殊预后病人作出了比 对控制组病人更有利的评定一样，医护人员中成功地作出了有利的 期望或预言。然后对这 10 个病人作追踪研究，直到他们出院。诊治 的办法可能很多，6 位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对各种诊治办法的有 利程度进行了分等，从（1）利益最大到（6）利益最小。诊治结果有利程度的平均等级从痊愈出院病人的 1.2 到可以出院，但尚需继 续治疗病人的 5.2。根据泰勒报告的原始数据所编制的表 2－1 表明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男女病人诊治的有利程度的平均等级。较低的 等级表示较有利的诊治办法， 这样，我们看到，女性病人出院时比男性病人得到了更有利的诊治办法，尤其是在女性病人中间，被期 望更加好转的病人出院时得到了更有利的诊治办法。由于总数只有 10 个病人，即使一种大的效应也很难达到具有统计意义的常规水准。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验组和控制组病人之间的差异偶然

发生的可能性在 100 次中只是 2～13 次。（泰勒采用了三种不同

表 2 － 1 住院治疗结果的有利程度

的统计测验，得出的 P 值为 0.02、0. 06 和 0. 13）

在实验开始前，对所有病人的一般适应水平进行了预测。在预 言出院时的身体状况方面，实验前的精神病理程度不比医护人员的期望好些（也许还要差一点）。

从事追踪研究的这位研究人员是一位研究生，医护人员对她的研究怀着极大的敌意。他们似乎怨恨这项研究所必需的额外工作，并且时时表现出很不理解实验所需要的程序。考虑到这些困难，泰勒对自己的研究结果相当惊异，并下结论说，对于他人未来行为的期望或预言可能比一般所认为的具有更大的伸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