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腐败的天主教会 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巨大国际中心，它把整个封建西欧联合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多少世纪以来，它的权势和财富在增长， 它的腐败也在随着加深。十五世纪后半期，英、法、西班牙等西欧国家都走向中央集权，逐渐摆脱教皇的控制。罗马教廷的收入越来越减少，就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教会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裙带关系有增无已，出售神职习以为常。它设立了许多挂名的或闲散的官职，专供出卖。据统计，单是在 1520 年，就有大约两千个官职是卖出去的。天主教会变成了一个腐朽的官僚机构。教会各级上层人士都过着奢侈淫佚的糜烂生活。瑞士一个主教不但对教士

贩卖免罪符的放荡犯罪行为放任自流，而且向他们按私生子的数目收款，名为实行惩罚，实为中饱私囊，由此得了一大笔钱。在法国，有的教士竟然把自己的住处变成赌窟。在意大利，有的教士为了侵吞病人财产，竟与医生合谋毒死病人。教皇英诺森八世在位时（1484—1492 年），有人问他的一个大臣：“为什么犯罪的人不受上帝惩罚？”这个大臣竟公然回答说：“上帝不愿罪人死去，愿意让他活着出钱。”教会还出卖“免罪符”——一纸空文， 胡说只要买了它，就能免罪，死后就能升入天堂。教会的丑闻和聚敛行为不胜枚举，引起社会上的极大愤慨。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教会十分猖獗，它一方面阻挠统一，一方面把德意志作为重要的搜括对象。流入罗马教廷的财富每年达三十万金币，人们称德意志为“教皇的奶牛”。

宗教改革前夕的德意志 十五、十六世纪，德意志的纺织、采矿、印刷、造纸等工业都有显著发展，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商业相当繁荣，从东方运到意大利再转往北欧的商品，需要从德意志过境。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城市经营对外贸易。但是，德意志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意大利和英国等欧洲其他地方。由于封建割据，德意志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一个城市成为德意志的工商业中心，对内贸易少于对外贸易。在政治上，德意志除了七大选侯之外，还有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上千个帝国的骑士，交通不便，关卡林立，币制庞杂，局面混乱。经济的分散性不利于政治统一， 而政治不统一又影响经济发展。德意志的社会矛盾十分复杂，矛盾的集中点就是天主教会。

德意地农民在市场上卖产品

在德意志，教会和世俗诸侯掌握着最大的权力。他们的领地俨然是独立王国，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世俗诸侯不满德意志教会的横行无忌，他们不但反对财富流向罗马，还觊觎教会的巨大财产。骑士阶层已经日渐没落。随着火药和步兵作用的增大，他们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收入不多，甚至债台高筑。他们既反对诸侯的专横跋扈，也嫉视教会的富有。市民阶层，即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新兴的工场主，受教、俗诸侯的压迫，他们反对对发展经济的限制，不满意教会的特权，嫉妒它的财产，想把送给教会的钱用来发展自己的企业。他们当中的激进派要求用“廉价教会”来代替想尽办法压榨勒索的封建教会。城市中的平民群众，如破产的手工业者、帮工、日工、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境况尤其悲惨的是农民。农民遭受着教、俗封建

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肩负着什一税、地租、人头税、战争税、死亡费、结婚费、财产转移费和劳役的繁重负担，面临着挖眼、割鼻、截指、断手等刑罚的威胁。他们燃烧着对教、俗封建主的怒火。十五世纪末，秘密组织“鞋会”在南部一带的农民当中发展起来。农民在旗帜上画着一只鞋子， 表示决心和穿长靴的贵族对抗。一些地方性的起义已经在不断地爆发。教士集团内部情况也不一致。上层人物行为堕落，生活腐化，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低级教士出身平民，收入微薄，生活接近普通群众。他们对于上层人物同样心怀不满，自己也想分享教会产业。因此，德意志的一切社会矛盾都围绕着教会剧烈地发展着。教会统治集团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开始 十六世纪初，马格德堡大主教又当上了美因兹大主教。由于兼任高级教职违反教规，他准备为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送给教皇利奥十世一笔款项，贿赂教皇不过问这件事。为此，他向经营银行业的富格尔家族借了债。事后他又与教皇密商，靠贩卖免罪符来凑集一笔钱，一半用来还债，一半交给教皇。于是教皇借口修缮圣彼得大教堂，让他在所辖的教区之内贩卖。富格尔家族的代表也随同贩子们出发。推销免罪符的老手、教皇的使者特兹尔一路兜售，还无耻地宣称：“只要买主的钱落入钱箱丁当一响，他已死家属的灵魂马上就从炼狱飞升天堂。”他们骗到不少的钱，但同时却招来一片非难和愤懑。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特兹尔兜售到维登堡附近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受到了阻挠。

马丁·路德

1517 年 10 月 31 日，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 年） 在维登堡教堂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就免罪符问题提出异议，要求进行争辩。马丁·路德曾在爱尔福特大学学习，后来又在维登堡大学学习和任教，熟悉人文主义思想。他曾长期思索过“灵魂得救”的问题，对教会的说教越来越感到怀疑。他认为一个人应该通过虏诚的信仰来获得免罪，达到“灵魂得救”，而虔诚的信仰来自崇敬上帝和对于《圣经》的心领神会；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交往，不须通过教会和教士的媒介；否认需要履行种种“圣礼”，即教会规定的一套繁缛的礼拜仪式、朝拜圣地以及向教会输赠等“善行”，来实现自己的信仰。他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关于“廉价教会”的要求。他在论纲里说：教皇无权免罪，他只能宣示和确证上帝对罪愆的赦免；符券贩卖者们宣传教皇的免罪符能免除对人的一切处罚是错误的；当钱落入钱箱丁当一响，贪婪和爱财的欲念就会增加；基督教徒凡诚心忏悔者，不用免罪符也可以赦罪免罚。他还指出，符券贩卖者们关于免罪之道所作的胡乱宣传，会使哪怕是有学问的人都难以回答世俗人士的流言蜚语和尖锐的质问，从而影响人们对教皇的尊敬，比如说，他们会问：既然教皇比当代最富有的人还富有，为什么他不拿自己的钱财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 而要用贫苦的信徒们的钱财呢？等等。

路德提出论纲的时候，并没有要同教皇决裂，也没有想到要发动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但是事出意料，论纲立即在德意志，接着在西欧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们议论纷纷。尖锐的社会矛盾使论纲成为燃起一场斗争的导火线，路德本人也成了这场斗争的发动者。

路德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拥护，他的态度逐渐坚决。但是教会方面不甘罢

休。1519 年夏，双方在来比锡展开一场论战。维登堡大学的校长亲自护送路德前往，还有二百名学生执戟带盔充当卫队。会上，路德不但揭穿免罪符的欺骗性，还进一步否认教皇统治基督教徙的权力。从此路德举起了反对罗马教皇的旗帜。1520 年 6 月，教皇发布敕令，宣布路德的论点是异端邪说，限令他在六十天内撤回他的主张。路德不予理睬。时限期满，维登堡城里点起了庆祝营火。路德当众把教皇的敕令扔进火里。1521 年 1 至 5 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议会，要路德到会上承认错误。路德在4 月 18 日作出答辩，他说：“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撤销任何事情，因为违背自己的良心而行动，是既不安全又不诚实的。”

路德在妖姆斯帝国议会上见图版(29)

路德反对教会的一系列举动，固然得到广泛拥护，但是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却是根据其不同的利益来支持宗教改革的。除了皇帝、高级教士、部分诸侯和掌权的城市贵族反对改革以外，在要求改革的势力当中很快就分裂为两个集团。以路德为代表的温和派倡议建立新的教会，主张用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基督教会来代替已经封建化和官僚化的教会；主张教会脱离罗马控制， 取消复杂、森严的教阶制，取消繁缛的礼拜仪式，把教会土地收归国有。路德反对暴力，主张和平发展，消极抵抗。他的宗教改革主张，不包含社会改革的要求，它代表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工场主、小贵族和部分诸侯的利益。随着改革运动的进展，人民按照对社会改革的要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形成另一派。他们的代言人是托马斯·闵采尔。

闵采尔

托马斯·闵采尔（约 1490—1525 年）是个神甫，曾经支持路德早期反教皇的言论，但很快就反对他的温和主张。闵采尔认为信仰的建立，既不依靠教会，也不依靠《圣经》，而是基于人的理性。他把权贵富豪和一切剥削者叫做不敬上帝的人，认为他们对人民的掠夺是人间的罪恶；扫净这种罪恶， “天国”就降临人间。闵采尔所描绘的天国并不是虚无缥渺的境界，而是现实世界的改造，是没有阶级对立，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社会。他认为，宗教改革的基本任务，不只是反对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还要消灭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他嘲笑马丁·路德是“坐在柔软垫子上”的“可怜改革家”。他预言，整个世界一定要忍受一次大震荡，那时候，权贵富豪和一切剥削者都要垮台，受压迫的都要翻身。闵采尔深入民间，传播革命思想，号召夺取封建社会的一切权力。

德意志农民战争 尽管马丁·路德坚持温和的主张，宗教改革开始以后，阶级斗争的狂澜已经无法遏制了。

从 1518 年到 1523 年，德意志每年都发生农民起义，1524 年，起义更是接踵而起，最后形成了全德意志的农民战争，三分之二的农民投入了战斗。战争的基本地区有三个。

第一个地区在南部的士瓦本。1524 年夏，士瓦本南部的农民拒绝为贵族服劳役，发动起义。闵采尔和他的信徒走遍许多城镇，积极推动斗争。起义者提出自己的纲领——《书简》，号召推翻封建制度。士瓦本贵族慑于起义的威力，一面集结兵力，一面同农民谈判。第二年初，农民发现受了贵族欺骗，于是拒绝谈判。起义席卷了士瓦本全区。在战斗中形成六支起义队伍， 人数多达三、四万人。3 月，六支起义军的领袖在梅明根集会，制定了《十

二条款》，作为斗争纲领。

《十二条款》包括从农奴制压迫下恢复人身自由，限制地租和劳役，收回被贵族霸占的农村公社土地，把什一税用于支付教士的薪傣和公共事业， 农民自己选举本地宗教事务的管理人。这个纲领带有温和性质，它只要求限制封建剥削，没有提出彻底打倒封建制度，反映了富裕农民的利益。

德意志农民战争

起义队伍分散作战，没有组成统一的整体。反动将领特鲁赫泽斯利用这一弱点，采用假谈判和武装袭击的手法来对付农民。结果，有些起义队伍轻信敌人，同意休战，便利了反动军队的调动，使他们有可能进行各个击破。1525 年 4 月，士瓦本的农民战争基本上失败了。

第二个地区在士瓦本以北的弗兰科尼亚。起义在 1525 年 3 月末爆发，4 月迅速扩大。起义者烧毁了几百座城堡和修道院，惩治了罪大恶极的封建贵族。封建主惶恐不安，有些惊慌失措的封建主只好拿出粮食、武器，假意表示支持农民，为保全自己的堡垒而参加起义的行列。许多骑士加入起义队伍， 还有许多城市也倒向起义军一边。城市平民积极配合农民斗争，但是市民只想利用起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态度摇摆不定，不少人虽然参加了起义，但不久就被运动所吓倒，投向敌人方面，造成起义队伍涣散，力量削弱。起义军内部的成分比较复杂，队伍的领导人之一、贵族出身的希普勒主张争取贵族和市民的力量，并且任命骑士贝利辛根担任指挥，结果，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起义者分离出去，起义队伍进一步分裂了。

1525 年 5 月，在海尔布隆城召开的农军代表会议，制定了由希普勒起草的《海尔布隆纲领》。纲领提出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废除国内关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保证骑士从被没收的教产中分得土地；纲领规定农民可以用常年租税二十倍的赎金摆脱封建义务，这实际上只有少数富裕农民可以做到。纲领主要反映市民的利益，对封建主妥协，希望通过改革在德意志逐步发展资本主义。纲领没有真正表达农民的要求，因此引起农民的不满。这时候，反动军队已经从士瓦本赶来镇压。狡猾的特鲁赫泽斯仍旧采用各个击破和欺骗性谈判的手法，打败了几支起义军，进向海尔布隆。城里还在讨论纲领，城外敌人已经进逼。在这关键时刻，市民相继叛变，开门迎敌。希普勒匆匆向北逃去。起义军北撤到维尔茨堡，各路起义队伍又在这里集合起来， 人数达到两万多人。但是经过几次分裂失败之后，他们未能一致对敌，加上市民的叛变，贝利辛根的通敌，给敌军造成可乘之机。特鲁赫泽斯的军队一路烧杀掳掠，把起义农民和稍觉可疑的人都吊死在树上。7 月初，弗兰科尼亚的起义也失败了。在残酷地镇压了弗兰科尼亚的起义以后，特鲁赫泽斯转回士瓦本，扑灭了那里残余的斗争火焰。希普勒后来被捕，死在狱中。

第三个基本地区是图林根和萨克森。那里有发达的手工业和采矿业，农民以外还有许多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手工业者和矿工。1525 年 2 月，闵采尔来到图林根，3 月在缪尔豪森城领导人民起义，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永久议会”。闵采尔被选为主席。从此缪尔豪森成为德意志中部的起义中心。在它周围，起义的烽火到处在燃烧。人民攻占城市、庄园、城堡和修道院，分掉贵族的土地和财物。农民信赖闵采尔的领导，纷纷向他请求对斗争的指示。闵采尔向人民宣传斗争的远大目标。消灭领主，财产公有， 人人平等；号召人民“向前，向前，到了象打狗一样地穷追猛打恶棍的时候

了。⋯⋯不要让你们的刀剑冷却，变钝。”

闵采尔得到士瓦本农民失败的消息，就呼吁弗兰科尼亚的起义力量同图林根、萨克森方面的起义力量联合起来，在德意志中部建立强固的起义阵线， 以便打败贵族军队。为了准备联合，图林根地区的农民队伍开始向弗兰肯豪森集中，闵采尔自己也赶到那里。这时候，马丁·路德已经被起义的浪潮所吓倒，他越来越站到革命人民的对立面。他咒骂农民象“疯狗”，闵采尔是“大恶魔”，起义农民应当受到“肉体和灵魂的死刑”，要求“无论是谁只要力所能及，都要在暗地里或公开地痛打，杀戮，刺死他们，⋯⋯正如同一个人必须杀死疯狗一样。”他要求统治者惩治屠戮他们。同时，德意志中部的诸侯慌忙调集大军前来围攻。1525 年 5 月中，在弗兰肯豪森进行决战。诸侯的兵力居于绝对优势，闵采尔毫不畏惧，亲自激励士气，率领农民军八千人奋勇迎敌。但是由于众寡悬殊，武器缺乏，训练不够，闵采尔本人也缺少指挥经验，农民在英勇的一战中失败了。闵采尔被俘后备受严刑，壮烈就义。

弗兰肯豪森战役以后，德意志的农民战争进入尾声，只有个别地区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封建主向农民反攻倒算，被杀害的农民超过十万人。在这次战争中，农民得不到坚强的领导，不能克服行动上的涣散性，这样，他们的战斗力量分散了。城市平民是农民的主要同盟军，由于他们力量薄弱，缺乏组织，未能有力地配合战斗。这次农民战争具有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当时德意志的市民还没有最后形成资产阶级，他们力量不强，态度不坚决，往往半途而废，甚至背叛，还不能担负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任务。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后果 1524—1525 年的农民战争震撼了德意志

的广阔土地。这两年是德意志历史上的英雄年代。在战争中，天主教会受到最猛烈的打击，许多教堂和修道院被烧毁，大量的财产被剥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权势都下降了。封建贵族的城堡也大量被毁，许多人在战争中被消灭，许多家族没落下来。他们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小贵族骑士本来已经处于没落之中，农民战争期间又多次被起义军击败，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市民的改革要求也随着农民战争的失败而未能实现。与上述情况相反，许多大诸侯却得到了很大好处，他们乘着教会上层集团和贵族的削弱，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北部的一批世俗诸侯乘机篡夺农民战争打击天主教会的成果，把教会的财产劫为己有，停止向罗马教廷的捐输，在各自的领域内建立路德倡导的新教教会，自己成为教会的首脑。这样，新教教会便成为他们的统治工具。南部的诸侯认为宗教改革引起了农民战争，他们仍旧在教皇的支持下固守旧的信仰。新旧教派的诸侯相持不下，互相混战，加深了德意志的分裂割据局面。1555 年缔结的奥格斯堡和约，规定诸侯有权确定以路德派新教或天主教作为其臣民的信仰，路德派取得了合法地位。新教主要流行于德意志北部和中部，而且向欧洲其他地方传播。